日期:2023-01-08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其他法学
[摘 要]技术的本质是控制,技术通过精心算计的时间分割和空间变换,达到了资本所要求的高效率,从而越来越成为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凭借资本的力量,依托科学,重构了人的生活世界,并以现代化的名义向全球扩展,最终导致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
[关键词]技术控制 资本 时空重构
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表达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强烈愿望,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技术全面控制时代的来临。这个过程改变人类社会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福柯宣告“知识就是权力”的时候,人们已无意对此作出任何反驳。
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深刻地指出,人们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追求,首先来自发财的欲望而不是求知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在今天,购买学者、技师和仪器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了增加力量” [1].这个力量即控制的力量,它表现为追逐更多的利润,其后果是对人和自然更大程度的控制。但技术控制的力量来源于何处?
1 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控制
(1)技术本质是控制 海德格尔相信,当柏拉图开始用理念试图去把握自然呈现出来的事物时,已经表明出一种控制的趋向。www.11665.cOm存在为存在者所取代。随着形而上学的开始,人也被赋予用理念来识见事物、进行思考的能力,有了把他的知识当做控制和设计他所面对的世界(包括他自己)的工具的可能。这种控制和设计,是现代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海德格尔说:“解蔽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现代技术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自然。这种促逼的要求被海德格尔命名为座架(ge-stell)。海德格尔认为“座架”是技术的本质,它限定、强求。事物和自然物被从物质存在、对象性、可统治性、功能等方向上被限定,被定位,从而强求某种东西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达到对技术需要来说是合适的内容。如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水限定为水压,使水流的意义在于发电上。这样,技术就以一种强力统治的方式,使事物放弃其真正的存在,被迫变成单纯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存在。
故技术最本质的特征体现了它的控制和统治这一方面。技术统治的对象最初是自然物,但随后把人也纳入其统治的对象之中。如果说培根要求人们顺从自然,只体现了对自然控制的单纯意愿的话,那随后而来的工业革命,不仅使自然物被分割,而且人也被分割、组织起来,成为生产线上的固定工具。全面发展的人被技术分工分裂为机器系统中的一个个可替换的零件。而按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官僚体制,是一种更加精致的统治机制,它使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一个无可逃避的“现代化的铁笼”(韦伯语)之中。
(2)技术控制的合法性 但是,技术作为一种控制的力量,在其产生之初就受到怀疑。在希腊人那里,“科学”是指来自人类心灵的理性的直接把握的一种知识,它是自然秩序的流露。希腊科学体现了学者理性的智慧的自然流露,但工匠的技艺,由于是一种非自然的“人工”活动,往往超越其界限,因而其正当性却受到怀疑: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希腊神话,就表达了对技术正当性的怀疑。普罗米修斯把火从众神那里偷来,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这个礼物(技术),但这个礼物却具有某种意义的不正当性。它导致了神界与人间力量的不平衡,这无可逃避地要受到复仇女神的报复,以恢复自然的秩序。而且,希腊人对技术的使用也是小心翼翼的,达代罗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儿子忘记了使用技术的界限,飞得太高,让太阳融化粘羽毛的蜡,从而摔到海中淹死。这些神话无疑是对使用人工制品的警告。
亚里士多德对工匠技艺的鄙薄就在于技术制成品的“不自然”,因为它不具备“自我运动”的能力,即它是依附于外在目的的,而我们很难保证这种外在目的总是善的。无独有偶,技术的合法性在古代中国也受到怀疑,《庄子》中老叟对“机心”的担忧,使得他宁愿抱瓮汲水而不是借助机械的桔槔。因此,不解决技术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技术就永远得不到学者的同情和关心,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
技术控制的合法性在希腊传统中受到质疑,但在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得到肯定。基督教认为,对自然界的支配与控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只是由于人类祖先的堕落,人们丧失了这部分权力。在培根看来,宗教与科学进行着共同的努力,即补偿被逐出伊甸园所受到的伤害:“人由于堕落而同时失去了其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在此生都可能部分地恢复,前者依靠宗教和信仰,后者靠技艺科学”[3].认识到这一点对现代科学的产生非常重要,因为宗教与科学的和解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对基督徒来说,“得救” 是尘世生活惟一的目标,如果对自然的研究不会威胁到上帝的权威和对神的信仰,相反还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那还有什么必要去阻止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呢?对清教徒来说,技艺和科学,都不过是人类得救的手段和途径,因此,运用技术实现社会功利的目标具有了宗教上的合法性。
(3)资本与技术控制 清教徒的社会功利主义被韦伯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莫大的关联,而默顿发现这种社会功利主义,有助于科学的兴盛。而我们发现,由于资本的参与,技术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特征:效率成为技术追求的首要目标。在资本参与技术生产之前,传统的技艺多是对自然小心翼翼的模仿和有限度的利用,工匠并不干涉自然的进程,如同风车听任风的吹拂而不强制开发风的能量。但是资本参与技术过程之后,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成为技术的第一目标。实际上,技术的高效率实现了资本对效益的追求,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技术进步掩盖不了资本支配的特征。因此,在资本参与的技术过程中,高效率实质就是高效益。为了达到资本所要求的高效益,技术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重构,完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重新设计,而这种重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从而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全被控制、被摆置。
当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后,传统技艺就被现代技术所取代了:工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学徒训练,也不需要参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而仅仅是限定于某一个生产工序,因而他并不能像传统工匠那样在生产过程中拥有创造的乐趣,而仅仅是从属于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技术系统中,最具生活意义的个人经验,被资本以效率最大化的名义,分解为枯燥、单调的动作,从而使人附属于这个系统。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工场手工业
取代行会作坊在技术上并没有多大改善,改变的只是资本的雇佣关系:具体劳动为资本(抽象劳动)所代替。手工工匠经过长期积累的、引以为傲的技术经验(具体劳动)不再重要,相反,他们被迫聚集在工场里,受抽象劳动(资本)的支配,听从工场主的安排,领取一定的报酬,同时丧失了对自己技术产品的支配权。所谓的资本,就是对别人劳动的支配权。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资本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大工业采用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延续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技术分工,同时引入机器。
机器的引入是传统技艺向现代技术发展上重要的一步。在机器引入之前手工工具不过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之后人却成为机械装置的一部分。机器并不是单纯的中立存在物,它的使用具有资本的特征,也就是就说,在大工业中,资本的控制取代了人的技术经验,成为支配性的原则。而原先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分工(等级)被工厂的自然差别分工所代替:“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4]这样就使工人依赖于整个技术系统,从而依赖于资本。
2 技术控制的实现方式:时空重构
如何能够满足资本的要求,达到资本所期望的高效益(最少投入,最大产出)?现代技术系统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重组,达到了其对效率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控制本质充分显现出来。技术不仅控制了自然,而且把人也作为控制的对象,一并纳入到技术系统之中,完成其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
(1)时间体现为一种控制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谈到了有两种时间:一种是生命的时间,一种是物理的时间。由于物理的机械时间的侵入,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真存在状态,从而使我们的生命被分割,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进而丧失生命存在的意义。事实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因为时间被意识到而被打断。机械钟的出现,最初就体现了一种控制。
时间在传统教会体现了一种消极的控制,教堂的钟声原先是为了引导信徒按时祈祷,防止人们因放纵而放弃对精神的修行;而在新教徒那里,由于时间被认为是上帝计算,由世人付出的,因此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所以强化的时间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descipline)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机制,通过对时间的强化使用,通过对每一短暂时刻的精心安排,人们就能达到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这种精心安排的尘世工作能够极大增加作为社会财富的“上帝的荣耀”,因此虚度光阴便是丧失为上帝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这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当获取社会财富具有道德合法性并成为新教徒正当的目标时,如何高效地利用时间,实现财富的增殖,成为人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对时间的分割(时间表),体现了资本增殖的意愿。
(2)重构时间节奏 要有效地利用时间,就要打破数千年来人们在田园生活中形成的生命时间概念。人们按照自然的节律行事,春种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时间表不可能在农民那里,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隔离,把他们放逐到陌生的城市,让其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样人们才会甘心服从这个时间表。一天的时间被精确地划分为24等份,在这一天中,什么时候该做工,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间属于工厂,什么时间属于自己,都被规定得明明白白。对于时间这样的区分,进入城市的工人逐渐被驯服得心甘情愿。早期工人对时间的抗议,不是对时间表本身,而是对精确时钟的迫切要求,因为早期不良资本家常常在时间上作弊,通过延长工时并故意以迟到的方式克扣工人工资。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对时间的精心算计。工人的劳动时间首先被精心地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支付工资以养活工人及其家庭,并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所需之最低限度的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是利润,是资本增值的部分,是可以用来支配更多劳动力的部分。因此,资本引入机器的目标,不是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而是为了榨取更多剩余时间。同样,采用新的精心构造的时间表,来规定人们的节奏、安排日常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对效率的追求。
精心算计的时间表很快出现在学校、军队、工厂和医院中[5].人们日复一日地按照同样的节奏,安排工作与生活,以至时间观念也渗入到肉体之中。人体的姿势也按时间严格执行,这一点在军队的队列训练中表现出来。随着人的动作被预先规定好了,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通过时间节奏的强制,肉体被驯服了: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而个人的能力,也根据其在这个控制过程能够满足被操纵的需要而得到界定、评估和购买。正如早期的工厂及随后福特的生产线所宣称的,工厂并不需要完整的人,他们不过是雇佣了一些“手”、“脚”而已。这一点正是通过对人的空间分割完成的。
(3)空间重构肉体 随着人的生命被时间所分割、被规定,人的空间也被分割了。人的空间分割表现为肉体的驯服。福柯发现,之所以能够使肉体驯服,首先就在于使用一个封闭的空间,这种自我封闭的场所,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纪律(节奏)的形成,如修道院、工场、学校和监狱。其次,通过对空间的细致划分,以使每一个人都对应于特定的位置,从而隔断他与其他人的联系,并可据以评估和有效控制,这是现代社会的岗位和职能意识的前身。第三,这种相对固定的空间因为知识或能力的等级关系而流动,人们通过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替换位置。这种复杂的分割与流动的序列保证了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样,每一个独立的、具有无限意义的生命个体变成了特定岗位上可替换的“操作工”,他的动作被机器所规定而不是规定机器。他成为整个技术系统的一个可替代部分。
实际上,对人的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之所以能够完成,是通过技术分工达到的,且技术分工又加强了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分割。
人的空间分割始于人与大地的疏离。如果说早先逃到城市的手工工匠是自愿的话,那么由于资本的扩张,诗意地栖居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被迫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无根的存在。在农村里,农民的农舍与其耕作的土地紧密相依,他得细心照料土地的生产,他的生活与工作是同一的。但在城市中,由于技术分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完全被分隔开,一切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被重新安置:首先是生活区域与工作区域的分离;其次是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再次是根据其拥有的技能和社会资源被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4)被限定的自然 在人被重构的同时,自然界也被技术所限定和分割:一
切都以对资本的有用性重新加以估价。“资源”的概念体现了资本的偏好,这表明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何等的狭隘。当我们不再把我们栖居的地球看成是上帝交付我们看护的家园,既然自然界是一种有无穷“资源”的宝库,那么恣意分割和摆置自然就没有道德上的困难。可悲的是,我们把对自然的改变看成是人类主体能力的实现。在 “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被祛魅化,浪漫主义的充满诗意的自然界变成冷冰冰的存在者,它丧失了自身的价值,成为技术摆置和控制的对象,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是多么的可怕,当海德格尔从电视中看到从月球上拍摄到的地球照片时,就感到非常震惊和恐惧。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出:“……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原子弹,人类已经被连根拨起。惟一留下的是纯技术的关系。这不再是人能生活的地球了。”[6]对自然的重构和控制,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的重构和控制。当人类赖以生活的大地被摆置、被设计时,人类也丧失了根基,成为无根的存在了。
3 科学在技术控制中的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科学在技术实现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科学为什么有助于技术控制的实现?
(1)近代科学为技术的全面控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牛顿以来的近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于控制的机械的世界图景。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王国,时间被等同于数的连续性。“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坚硬、冷漠、五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按照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运动的世界。” [7]人是这个庞大数学体系不相干的渺小旁观者。在这个世界中,人被排除在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物,甚至这个存在物也可以被量化为质点。这样,近代科学为技术的全面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在绝对时空坐标内的严格决定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精心的数学计算加以掌控。拉普拉斯决定论表达了近代科学的自信。这种自信为资本进行技术控制提供了条件:不仅自然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人体甚至人的精神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医学解剖中,人体如同一架机器,被细致地分解、重组,“人是机器”的宣言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现代的基因分析和重组技术更强化了这一信念。对于人的精神,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考察了把人特定的精神状态纳入医学研究的过程,指出对非理性激情的禁闭隔离,实际是以理性秩序的名义压制一切非理性行为。这种控制权力因为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加强。
(2)科学研究为技术控制提供示范 现代科学也对自然和人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与重组。科学的成功强化了这种分割与重组的合法性。
科学首先要做的是对世界的空间分割。海德格尔发现,“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8].对世界的空间分割就体现为科学的专业化:专业化的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研究各自关心的领域,而根本不考虑其他领域的内容。随着科学专业化的发展,世界也因而分离成不同的世界图像。其次,在专业学科中,对空间的分离在实验室的操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人们建立独立的实验场所,区别于其他空间,同时精心地从大量现象中分离出需要观察的对象,然后在极度简化的实验环境中,予以控制性的变量,试图观察有限变量条件下的实验对象状态的改变。因此,科学研究,首先是对自然和人的空间分离,然后是时间上的重组。例如对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表现了对自然时间的漠视。例如温室可以改变自然的时间节奏,再如原始大气模拟实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地球大气数百万年的缓慢演化。同时,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即按一定程序,严格地依据一定操作方式,得到绝对一致的结果)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胡塞尔发现,我们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纯化了的自然,是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极其理想化的抽象,这导致了控制的有效性。
事实上,科学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重组,达到了其极其单一的目标:对规律的发现。我们把这看成是理性的胜利。殊不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身。启蒙的胜利,实际上是启蒙的暴政。我们以理性的名义,去控制自然界,同时也控制了人自身。启蒙以来的理性,实际上导致了一种全面的控制,一种全面的统治。
(3)科研成果加强了技术控制的力量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科学开始卷入到技术生产中,主动为提高技术系统的效率而提供知识上的支持。科学的这种功能为资本所熟知并得到资本的大力资助。资本家不仅求助于科学家帮助解决技术生产难题,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资助科学研究,期望获得的成果能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回报。这种科学—资本—技术的关联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得以强化。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美好生活的标准,以及人们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9].这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可是在现代性社会中,随着资本参与到技术的进程,科学也被纳入到技术系统之中。科学研究失去其内在价值,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科学首先被假定有助于改进技术并因而最终改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从而得到资本的资助。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选题很少不受到资助者意愿的限制,而科研成果的专利化策略,体现了资本对增殖的渴望。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强化了技术控制的能力。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在资本的支配下共同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96.
[2] 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932.
[3]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4.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2. [5]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9-171.
[6] simon cooper.technoclnlture and critiacl theory[m].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23.
[7]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2.
[8] 海德格尔。林中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9.
[9] 冯·赖特。知识之树[m].北京:三联书店,2003.4.
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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