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8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法学理论
摘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司法权威取决于人们对司法主体的文化定位、司法过程的文化认同和司法结果的文化支持。司法主体权威的内涵、能量和界限取决于司法角色的文化定位、司法功能的文化期待和司法管辖范围的文化选择;司法活动是寻找事实和寻求法律的文化认识、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的过程,其权威根源于文化认同,来自于文化共识,立基于文化解释。
司法裁判的权威深受人们诉讼观念的影响,尊重司法结果的文化意识是司法权威确立的前提,认同司法结果的文化取向是司法权威的基础,支持司法最终解决的文化理念是司法权威的支撑。只有给法官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只要对司法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法律解释、司法立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法官才能摆脱外在的各种压力,真正走向自治和自强,从而不断地提升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权威是司法过程及其结果所拥有的威力和威信。司法权威主要通过司法主体的权威、司法过程权威和司法结果权威体现出来。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反映了人们对司法架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文化认同和信任程度。文化作为一定共同体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深刻影响司法权威的形成与发展。当下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司法能力的提高和司法功能的扩展,极大地影响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不是司法机关单方面努力所能达成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司法权威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司法主体、司法过程、司法结果进行文化定位、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的活动。对司法的功能期待越多,对司法的要求越高,社会就更应该给予司法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虽然司法权威的形成是与司法制度理性、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分不开的,但是理性与经验的融合需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文化沟通来实现,因此要提升我国的司法权威,就必须深入分析司法权威的文化基础,深刻阐释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理。
关键词: 司法评职论文发表,期刊杂志网,司法,权威,文化,机理
一、司法主体权威的文化定位
司法能否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法院、法官和司法功能的文化定位。
首先,司法角色的文化定位决定了司法权威的内涵。
公正审理与裁决纠纷是古往今来人类各种社会共同体一致的文化取向。纠纷的解决不仅需要以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为后盾,而且需要依赖司法者的个人威信。神话传说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神兽裁判和正义女神的形象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司法文化对司法者角色的历史定位。古代中国人认为独角兽具有明辨是非曲直的正义天性,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公正平直的象征,承载着公正裁判的永恒愿望,因而成为中国司法文化的图腾。这种神兽裁判的司法信仰和司法理念不仅体现在当时的庭审仪式和方式方面,而且深刻影响后世的官服图式,如汉代官帽上便冠有木制的独角兽,清代执法者犹用獬豸为补服。
正义女神是古希腊司法神话中的权威司法者,她蒙着眼睛排除了一切外来的干扰,用心中天平作出公正的裁决,用手中宝剑铲除邪恶、惩罚犯罪。这个神话故事代表古希腊人对司法者角色的文化定位和文化选择,至今仍然是西方社会建构司法制度、实现社会正义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评价标准。当然,睁着眼睛的神兽与蒙着眼睛的女神,反映了东西方司法文化的差异,东方世界相信神兽有排除外来干预的内在判断能力,而西方世界相信女神只有在蒙着眼睛的前提下才能摒弃可以感知的外在干扰因素,作出公正的判断。
但是,东西方两种神话文化都蕴涵了司法者居中而断的司法中立理念,反映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构成人类司法文化的本质要素,从而成为司法权威的价值基础。这种文化定位在当下法院建筑外形的设计、法庭布置、法官服饰、法庭仪式方面也有所体现,其目的在于营造法庭的庄严氛围,体现诉讼程序的权威感,彰显法官中立的角色形象。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司法本质与机理,与传统社会由德高望重的长者裁断纠纷并无二致。“两个人从本性出发为财产而争执不休。他们为此进入僵局,接着为了寻求力量,他们转向第三方或者陌生人做出决定。法院是机构化的陌生人。”
然而,司法中立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如果法院与法官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就不能有效地抵御和防止政府机关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没有真正的司法中立。虽然司法中立的文化理念在人们的法律意识和国家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制中有所体现,但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及其制度安排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变成现实。
在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领都是拥有至上权威的法官,中世纪欧洲王国、公国的教会、主教和世俗统治者拥有与等级秩序相适应的司法权限和司法权能,议会的议决程序也是某些重要案件的最终司法程序。在司法没有独立的时代,人们无法建构出平等保护当事人参与权、陈述权和辩论权的正当司法程序,而把司法中立和公正的希望寄托于裁判者的个人品格和司法民主机制。显而易见,不可能期望这种缺少程序保障的审判机制产生足够的制度预期效果和一定的预防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