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健全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证。笔者试从分析我国现行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现状与缺陷入手，提出完善我国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若干思考，希望能在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建设的理论上或实践上，有所作用，实为抛砖引玉。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职务犯罪作为腐败的高级形式或极端形式，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披露曝光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等严重职务犯罪案件，进一步说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是被滥用的权力；权力被滥用，必定导致腐败。因此，健全与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笔者试就分析我国现行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现状与缺陷入手，提出完善我国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若干思考，希望能为建设我国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方面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有所裨益，实为抛砖引玉。
一、我国现行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现状
“法律监督”，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1] 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2]。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在我国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3]。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甚于惩治犯罪”。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惩治是保证。我国开始认识到预防犯罪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但是，根据现状来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统一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主要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通过《监督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等实施法律监督。是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最高层面的法律监督的。
第二方面，主要是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机关的性质、领导体制、管辖范围、职责权限和机构设置等，进一步明确了监察机关的监察工作法律地位。是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行政内部有效监督之一。
第三方面，主要是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审判机关的监督共同组成我国的司法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门监督，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以及目前的检察实践，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专门监督，即对有关国家机关执法、司法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所进行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在诉讼过程中进行，或者最终通过诉讼得以完成。
由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有三类：刑事诉讼监督；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其中，刑事诉讼监督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监督的主要工作。民事诉讼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所进行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或者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行政诉讼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二、我国现行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存在的缺陷
虽然我国现行的三个方面上的法律监督机制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表面上看国家机关行在使职权的过程中，有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的配置；但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监督，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法律监督机制，导致我国职务犯罪不断的频发，大有愈演愈烈，前赴后继之势，也反映了我国现行的法律监督机制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实效上是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弱化，导致其对国家机关执法及公务员职务犯罪方面的监督乏力。
全国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预防职务犯罪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也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但人大的法律监督存在弱化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弱化表现一，根据宪法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由了解权、处置权和制裁权构成。只有完整的理解和运用这些监督权，才能确保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本意。从实际中看，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对国家机关执法情况的监督，目前普遍重视了解权，轻视处置权和制裁权。久而久之，使不少被监督的机关以及相关机关负责人对人大的监督恭敬有余，严肃不足；承诺有余，践诺不足。
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弱化表现二，任命“一府两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人事任免监督权行使，人大要把握好三个法律监督环节的，即任前监督、任命表决和任后监督。特别是在任后监督，人大除了述职评议开始形成了制度以外，其它形式的刚性监督方式都没有形成制度化，而只是还停留在“听”的功力上，还没有进入“做”的功力上。也导致人大的法律监督在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方面虚化乏力。
（二）现有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不独立，仅是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难以发挥其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监督效力。
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部的监察对象是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省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省、市、县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是所在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人民政府及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由于监察部的其内部还是双重领导体制既存在职能重叠，又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行政法律监督在机制上缺乏统一性和有序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以至于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预防职务犯罪上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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