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的法理分析

“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的法理分析

　　以“小悦悦事件”为典型的见危不救行为，在社会上激起了一股通过立法惩治此类行为的强音：建议将“见危不救”入罪，通过刑事制裁来遏制社会中的不良风气、避免全民道德滑坡。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归属法律理论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道德义务之于法律义务的界线及转换。但这般概括，会过滤掉该议题在中国当下社会中所承载的一些特殊的、乃至更深层的问题。例如，为何每当发生触犯民众道德情感的事件后，公众最直接的回应就是动用法律对这种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集体意识的狂热或偏好？“见危不救”行为最后成为法律惩治的对象，就能有效地规范民众行为、促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见危不救”行为一旦被纳入国家刑事法体系，每个公民在碰到危难事件后，就丧失了风险权衡及自我决策的自由，而这实际上限缩了公民私权的范围。那么，被“转让”给公权力的这部分私权，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需的权利成本？显然，惩罚见危不救行为，是一项需“谨慎地通盘考量”的刑事立法，不能因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愤怒，就略过对相关问题的冷静分析。
　　一、惩罚的逻辑：发生学考察
　　（一）道德直觉和惩罚的量化
　　禁止杀人、伤害和偷盗等刑法规范，是从道德规范或道德义务转化而来的。特定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都可以成为促成这种转化的媒介，但其中最古老、最直接的因素，却是社会公众的道德情感或曰愤怒。WWW.11665.cOM试比较以下几个案例：a.一人持刀抢劫，并刺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的路人；b.一位母亲将出生的婴儿遗弃在路边，致使其饿死；c.一个4岁大的女孩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路人漠视、躲避，该女孩未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倘若法律要对三种社会现象进行刑法规制，那么就得回答：是否应惩罚上述事例中的所有行为人？惩罚是否需要差别化，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别化的惩罚态度？
　　情感是驱动人类道德判断的直接因素。道德直觉很快会告诉人们，案例b、c与案例a存在较大的不同。在案例a中，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罪大恶极应当严惩”的念头，这种反应犹如道德迸发出的感觉：正义之光在闪耀，愤怒火焰在燃烧。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思维便被链接到“一命偿一命”的想法中。与案例a相比，其他两个案件客观上也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带给人们的刺激程度已经减弱。人们会觉得案例b中的母亲和案例c中的路人，虽然也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但绝不会是“一命偿一命”的思维。差异的根源在于，案例b、c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并不是他人主动实施伤害行为造成的。
　　事实上，面对这些案例的个体都会经历这样的内心反应过程：首先，从心中涌出对行为人的愤恨之情；其次，这种情感暗示我们应当对这些行为进行谴责，或者采取某种惩罚措施；再次，思考具体进行谴责的方式和程度，即对惩罚进行量化分析。前两步属于在短时间内做出的直觉反应和判断，第三步量化惩罚的过程往往因人而异：在案例a中，有些人会跑上前帮助受害人回击施暴人；有人拿起电话报警；有人只是围观、指责施暴者。法律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集中关注这些回应行为，以及人们在事后对自己回应行为的解释和分析。这些行为和“推理”的集合是理解人们在做出行为决策时的重要线索，它能为制定法律规则和司法裁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刑事审判中定义惩罚的参数之一，便是陪审员对于犯罪行为的谴责程度，该程度与该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成正比函数的关系。（1）这些谴责中隐含的情感特征与人们对那些“罪无可赦”的行凶者所感到的愤怒、蔑视、厌恶相类似。
　　（二）惩罚的一般逻辑：愤怒与报复
　　惩罚的一般逻辑，见诸于史特伯格的“一般报复模型：命名、责备和索要”（1），它展现了受害者在受到伤害、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认知和情绪反应过程。
　　该模型（如图1）建构了报复的三个阶段：在命名阶段，人们受到伤害，会对伤害“命名”；在责备阶段，受害者在对事件进行责任归因后，要求责任方负责；在索要阶段，受害者向责任方索要赔偿，认为责任方亏欠他而理应补偿。这表明惩罚是在个体遭受侵害、报复意向出现之后的保护手段。对于受害者来说，惩罚是一种补偿，因为惩罚能满足受害者的某种心理需求，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慰藉，并令人痛快。（3）通过对侵犯者的还击，让受害者体验到了积极的情绪，至少减轻了冒犯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当个人感到耻辱，例如自尊和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报复被认为是一种恢复尊严和再次掌控局势的方式；（4）对于侵犯者来说，报复惩罚了侵犯行为，使双方力量平等化，阻止了进一步的侵犯行为，再次发生侵犯。（5）显然，惩罚的逻辑是以“受害人—伤害人”关系为基础的，不能直接延展至“受害人—旁观者”关系。
　　特别需注意的，是外部的文化建构对于报复意向生成时的作用。外部的文化建构是一种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我的认知结构。实验表明，报复心理的产生，除了受当事人本人的认知系统运作影响外，外界压力同样很重要。（6）这中间存在一个双通道加工系统，（7）一个加工系统体现为深思熟虑的认知推理过程，这与对原有道德原则的认知和遵循有关；另一个加工系统，则是相对内隐的情感动机反馈，与社会适应相联系。这两个系统通常会协同作用，以促成判断的完成。行为决策理论中的“认知-情绪整合观”，就综合了判断的认知与情感的加工机制：一方面，负载情感的直觉过程启动了判断，并贯穿于整个判断的始终，同时影响嗣后的认知加工过程（如道德推理）；另一方面，认知加工能校正并在某些情况下驾驭直觉。（8）这说明由直觉、推理和情感主导的判断过程，都对应着信息加工的不同形式，而最终的判断源于这些加工过程的整合。相应地，一项惩罚措施要形成规则，则需要考察并满足深藏于原有社会文化特质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即所谓的“集体意识”。就见危不救行为的可罚性而言，国内相关的立法调研还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