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伤害事故责任的法理探究

　　据有关媒体报道，连续几年来我国中小学生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在1.6万人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40多人，约有一个班的学生“消失”,学校安全事故已经成为14岁以下儿童第一死因，还有更多的人遭受到各种伤害[1].校园伤害事故频频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的人身权益，同时也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威胁。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是校园伤害事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如何界定校园伤害事故？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以及校园伤害事故按怎样的原则进行归责等又是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这些关键性问题存在争论或者模糊不清，导致了责任认定上的法律困境，最终致使校园伤害事故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一、校园伤害事故内涵的法理界定

　　根据2002年教育部所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的法律规定，本文所探析的校园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导致伤、残、死亡或其他无形损害的事故[2]1.把握校园伤害事故的定义要旨，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般而言，校园伤害事故之“校园”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地理范畴。就前者而言，我们一般把在上学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纳入校园伤害事故之列。即指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表，自学生到校后至放学前均属于“上学期间”,如果所属学校为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则24小时均为“上学期间”.就后者而言，我们一般把发生在校园之中的伤害事故认定为校园伤害事故。即是指以学校的围墙为界，发生在围墙之内的伤害事故是校园伤害事故；反之，发生在围墙之外的事故则不在校园伤害事故之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伤害事故，虽然不是发生在上学期间或者学校围墙之内，但是，与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事故也应被认定为校园伤害事故。

　　受到伤害的主体是特定的。校园伤害事故的受伤主体是特定的，即特指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学生，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教职员工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在校园之中受到伤害不属于本文所指校园伤害事故，其责任认定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归责。认定伤害的主要依据是可见的、外在的人身伤害，也可考虑精神因素在内，但以前者为主。校园伤害事故内涵的法理界定是判定校园伤害事故外延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若干问题法理辨析与澄清的逻辑起点。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理辨析

　　校园伤害事故责任归属与承担是校园伤害事故法理分析的核心之所在，而恰当的责任归属与承担是建立在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法理界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必然导致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的主张不一。

　　（一）既有的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主张。

　　当前，学术界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主张大体有三类：监护人说；契约说；教育、管理、保护说。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理辨析。

　　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厘定直接决定了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归属与责任承担。因此，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澄清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监护关系。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监护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监护说”缺乏法律依据。为了监督和保护未成年公民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我国民法设立了专门的监护制度。根据我国民法规定，监护主要包括法定监护与指定监护。而学校既不在法定监护之列，也不在指定监护的范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法定监护人可将监护人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但是，鉴于监护之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委托监护必须满足两个要件：意思表示、书面委托协议。但是，校园伤害事故中，未成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既没有明确的委托监护职责的意思表示，也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协议书。因此，委托监护是不成立的。其次，学校也不享有履行监护职责所必需的相应权限。“根据民通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其生活，管理其财产，代理其进行民事活动，在被监护人权益受损或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2]6而除了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之外，其他职责，学校均不享有履责的权限。再次，学校也不具备监护能力。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需要有充分的监护能力为前提与保障的。家庭监护是多对一的、聚焦式的监护，有很强的监护能力。而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是一对多的发散式的关系。另外，未成年学生对外在世界充满了新鲜感与好奇心，又不具备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因此，学校、教师不具备监护为数众多、处于事故易发期的未成年学生的必需的能力。

　　2.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是契约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是契约关系，论文格式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契约关系的最本质的特征。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当事人之间产生、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3].契约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有“自愿”、“有偿”和“等价”.“自愿”是契约关系最核心的属性；“有偿”描述的是契约关系的目的属性；“等价”是契约关系遵循的原则属性。以此为依据，可以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逐一作出分析：首先，无论是从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学校，还是从学生来看，教育关系的形成并非基于完全“自愿”的准则的。从校方来看，无条件接受适龄儿童与青少年入读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须履行的义务；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受学生入读可以设定条件，但是所设条件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法律的规定，不是学校自由意志的体现。从学生角度来看，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虽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教育，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接受教育则是强迫的、非自愿的。其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区别于以“有偿”为目的的服务合同关系。主要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契约关系是带有明显“有偿”目的取向的。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由国家举办的公办学校，还是由社会力量出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均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举办教育。我国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这就意味着民办学校虽然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是，不能以“有偿”为目的。再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符合契约关系的“等价”原则。一份价钱一分货，“等价”是契约关系形成的基本原则。但是，学生所缴纳的学杂费与其所接受教育的总成本之间其实是不等量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免收学杂费，教育成本全部由国家埋单；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虽然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学杂费，但是，其所缴纳学费远远低于其所接受教育的总成本，政府、学校、学生等各方成本分担是其基本的学费机制。

　　3.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教育、管理的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监护关系说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校园伤害事故中适用监护理论，不利于保护学校的权利，不利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如果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契约关系，那么，校园伤害事故发生之后的法律依据则是《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这又不利于保护学生的实行性权利，以体现实体法“弱者保护”的立法精神。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既有法律关系的一般属性，更应彰显教育关系的独有特性，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界定应该从教育法律中寻找法律依据。《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均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学校负有教育、管理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可见，该法也认为，学校对学生履行的是教育、管理的职责。总之，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应该定位为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LunWenData.Com]

　　三、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法理探究

　　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是法律关系主体责任认定与承担的又一关键性问题，只要准确把握校园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责任认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一）既有的归责原则理论主张。

　　“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4]在讨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问题时无法不论及归责原则及其适用。当前，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三种：无过错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

　　（二）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法理探究。

　　责任是指“社会对责任主体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所给予的谴责和制裁，是反馈社会对其成员不履行或没履行好责任而进行的处置。”[5]归责原则直接决定了校园伤害事故中校方责任的承担状况。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究竟遵循无过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抑或是公平责任？笔者认为，这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要充分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与受教育权；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权利。

　　1.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不适用无过错责任。首先，校园伤害事故的无过错原则没有法律依据。如前文所述，民事法律案件归责中适用无过错原则需要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但是，通查所有相关法律文本，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校园伤害事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条文。换言之，依据法律规定，校园伤害事故是不能适用无过错原则的。其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适用无过错原则，而学校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133条对监护人的无过错责任作了特别的规定，但是，如前文所述，学校并非学生的监护人，也不是监护职责的受托人。再次，纵观各国立法，只有新西兰的国家法律把无过错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新西兰政府于1972年所颁布实行的“意外事故补偿法”（The　AccidentCompensation　Act,1972）。该法规定，“任何谋生者（earner）因意外灾害而遭受身体伤害，不论其发生地点、时间及原因为何，及任何在新西兰因机动车车祸而受伤者，均得依法定程序向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The　Accidental　CompensationCommission）请求支付一定金额。”[6]但是，新西兰只是一个特例，是“人类文化上史无前例的法律制度创举”,对风险分配与转移机制不是特别完善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普适性。

　　2.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主要适用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以及民通意见第160条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中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即有过错，承担责任，无过错，不承担责任。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如何决定了是否承担以及承担怎样程度的法律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校园伤害事故在举证责任上陷入了司法困境。一方面，由于学校与学生在举证能力上的强弱对比鲜明，而家长又远离证据现场，实行举证倒置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举证倒置是需要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民法通则》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却并没有明确校方的举证责任，这就意味着，校园伤害事故在司法中仍然是由原告（学生及其监护人）举证。《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显然走出了举证责任上的司法困境，该法第38条的规定就明确了部分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过错推定原则。但是，值得商榷的是，校园伤害事故中的过错推定仅仅局限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恰当。事实上，由于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信息严重的不对称性，很难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举证上具有多大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抑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发生校园伤害事故，均应由学校承担举证责任。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3.校园伤害事故可以辅之以公平责任原则。有学者对公平责任提出了质疑，“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并且发生的事件也不适用严格责任，法律所能做的正确规定只能是：当事人对彼此不负任何责任；各方所受的损害由各方自己承担。否则这一‘公平原则’所导致的通常只能是不公平的结果：强迫无过错的当事人承担其他当事人的损失，己经构成了对该当事人财产的剥夺”[7].

　　但是，笔者认为，在相关各方主体均无过错的前提下，校园伤害事故还是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其缘由如下：首先，我国校园伤害事故的公平责任原则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24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均可为实行公平责任提供法律层面的依据。

　　其次，一些校园伤害事故缘起于学校所实施的具有潜在安全风险的活动，比如，学校举行的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等体育活动。而公平责任主张者认为其正当化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被告支配的物或从事的活动安全性有限而潜在风险大；被告因支配危险物、从事危险活动给别人带来了风险而自己从中获得了利益[8].再次，虽然学校没有过错，但是作为法人的学校经济承受的能力较强，由学校来分担损失也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9].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公平责任实际上并非法律责任，而仅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学校对作为受损方的未成年学生所受损害的补偿。正是在此意义上，《侵权责任法》第24条将《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分担民事责任”改为“分担损失”.[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