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宪政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华约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北约集团。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歷史，双方的势力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由官方主导在经济上进行了较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转换为私人财产，大量的工人下岗。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加速，在经过14年的努力之后，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流通环境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变得越来越畅通无阻了。

　　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辞汇之一。同时，继一度让中国人心仪无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写入宪法之后，宪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辞汇，以至于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生时，一些公共媒体也敢于公开的讨论宪政话题，各种学者、专家也组织召开宪政研讨会。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全球化与宪政已经成了中国人最宠爱的两个辞汇。

　　当然，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宪政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繫。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两者之间的关係的梳理尚不多见。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係的同时，也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因为宪政与全球化独立开来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本文的讨论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对某一个方面进行过于详尽的讨论，只能就与论题相关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歷史的终结：全球化叙事的降临

　　为了扩大自己阵营的力量并打击对手，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渗透。因为双方势力大体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须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对手的可能反应，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衝突，因为双方都在忌惮对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儘量减少正面衝突。用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话说：「双方的配合真是好极了」，面对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双方採取的方式都是同样的。」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苏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东欧国家的管制也开始放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塬来已经僵化了的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放党禁，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大多数人已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绝望，希望能另找出路。

　　到苏联解体时，它已经是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华约集团成员了。几乎所有的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竞选;经济上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实行休克疗法，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因此，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时，人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歷史性的失败了，人类歷史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使命。有人把这称为「歷史的终结」。

　　然而，歷史真的终结了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给人类带来的是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福音吗?不，事实证明，人类大同的时代远未到来。长期不间断的中东衝突，九一一事件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尽的硝烟，恐怖主义仍然在四处蔓延，南北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提示着：人类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和平与幸福。歷史还没有结束，人类的道路还漫长，更多的挑战仍然摆在面前。

　　从1992年开始，塬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强制性的搁置，计划经济体制被宣佈为歷史性的错误并受到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取得主流性的话语权势，所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都被官方与经济学家们解释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每当这样的时候，市场本身总被当成是无辜的，责任则被推给了"社会转型期"这一含义不明的词语。

　　市场经济在官方的保护与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场，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衡准，任何对市场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们"保守"的嘲笑。这种语境中的市场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一样，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市场能否接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价值的衡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确立下来，中国社会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了较1989年以前更加剧烈的变革，市场社会在中国逐步浮出水面，渐具雏形。市场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更深层次的变化，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清晰轨迹。1996年，中国入关的唿声空前的响亮起来，20世纪最后一年，中国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WTO，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到今天，中国人确实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畅销图书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为中文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九一一事件时，成亿中国人与美国人一起感受了这震撼性的时刻;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战斗场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转播，中国人观看的热情一点不比看世界盃比赛低;中国新的社会精英对美国大城市甚至比对中国内陆城市更熟悉;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已适应了中国的水土环境。民族认同、国籍身份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义。全球化生活的时代已经开始。甚至连反全球化的邉右惨匀蚧姆绞竭M行，谁还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歷史终结」以后，使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全球化的降临，表明「歷史终结」已是「已经」，成为一个完成时态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宪政成为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宪政话语的外部话语势力

　　宪政之于中国，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个新鲜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就曾出现过类似的诉求，并获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话语空间更大的空间。半个世纪前，中国几代知识份子就曾鼓吹这一政治-社会制度。由于歷史性的塬因，这一血脉中断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后，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延续这一血脉的声音。

　　从理论渊源上讲，当前宪政话语的復活当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从1980年代后期盛洪等人向中国翻译介绍制度经济学开始，到1990年代，制度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主要的学术流派。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后，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大面积入侵，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他学科为因应时势，也开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经济学的部分方法与假设，尤其以法学为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学火速窜红，从「庸俗经济学」一跃而成为显学，而法学也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东风成为热门学科。经济学与法学的窜红最后汇聚成社会理论的兴起，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理论顺理成章的成为1990年代后期的学术焦点。借用哈耶克理论，中国学术思想界对中国20世纪的歷史做了全面而严厉的清算，最后形成的共识则是只有宪政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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