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综述

　　作为政治认同理念性资源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意识形态作为信仰与信念,当政治认同的其他因素如经济绩效等失去时,可能仍然延续,甚至重新发展。比如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主政治权力生生灭灭,不断更替,即使最长治久安的汉、唐、宋、明、清等王朝也只存续了几百年,作为它们共同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却在二千多年里延续,内容只有稍许的调整。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可能在所维护的政治权力产生之前已经存在。例如,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也即“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学说,就产生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执政之前。阐述三权分立学说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体现该学说内涵的美国与法国的权利法案分别创立于1776年与1791年。正如萨拜因所分析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这一名着第十一卷把英国的自由归结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及三权的彼此制约与均衡,并把这一学说作为自由立宪的信条。孟德斯鸠在这一方面的影响之深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可以从美国的权利法案(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法国宪法(1792年)中得到普遍反映。”⑥意识形态是民众认同本国执政政治权力的心理渊源,对政治体制产生很大影响,促使一国执政政治权力创立某种政治制度。比如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的创立和实施,既受地理环境、气候、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以下两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影响。第一,自然政治观和整体主义政治观。希腊政治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普遍持有自然政治观,他们认为城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城邦是一个有机共同体,个人是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存于城邦,离开城邦,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第二,公民的政治视角。古希腊政治思想家都是以公民的视角认识政治现象,站在公民的立场上阐述政治见解。民主制度需要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激发公民对政治问题的辩论。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思想学说活跃,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影响很大。一国政权要长久地维护民众的政治认同,应当设立专门机构,了解分析各种新的思想流派,发现具有社会合理性的新理念,应当积极地将其内容融入意识形态之中,未雨绸缪地保持未来的政治认同。一国执政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与该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有时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中世纪西欧政治的特点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就是把政治权力统一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代表上帝的教会掌握核心的政治权力。西欧各国君主政治权力,把上帝之名即神意,作为政治权力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以获取人们的认同。这和中国古代政治相似,古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宗教色彩浓厚,人们认为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因此皇帝登基时要祭天祭地,皇帝被称为“天子”,即作为上天之子代表神治理百姓,将皇权加以“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内容,以赢得人们对王权的认同。教权的作用和影响力广泛,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成为神学的附属科目。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⑦神权政治体系对中世纪乃至以后的整个西方政治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中世纪教会对欧洲文明影响的一般结果,基佐认为:“我已经将它总结为这种双重结果。这个影响对社会和精神世界是巨大而有益的,但对政治来说,它不是一种有益的,而是一种不幸的影响”⑧,这句话中,基佐所说的“政治”是指世俗的政治,他感叹当时的王权处于教权之下,王权要取得认同必须有教权的支持,获得教权的认可。基督教信仰也产生了人民控制政府的愿望和需要。基督教在赋予君主权力神圣性质的同时,也不断揭露其世俗性的缺陷。这种政教关系与近代的立宪主义有着明显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人注定是有缺陷的,只要是人组成的政府,就应该对其实行监督和控制,这正是近代民主思想的基本前提和依据。⑨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表明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权力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是超然的地位。神权政治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发端,是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起源。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整个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作为政治权力坚实的构建基础,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基本的政治认同来源。意识形态的理念性特点也决定了它需要有“乌托邦”式的色彩,有时表现为实质与表象的不一致。任何事物的本质和表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执政机构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要求不一致时,政治权力为了维护政治认同,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满足人们的要求,在社会管理中,则实施的是另外一种理念。意识形态可能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神话,也可能是现实的估价。⑩比如历史上一些独裁者或专制皇帝为了获得民众拥戴,往往也披上民主的外衣;而有的看似专权的统治者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共和派,只是行为模式的不妥被民众误解。正如孟德斯鸠对奥古斯都与苏拉所作的评价:“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统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们谈论的却只是自由。”辑讹辊奥古斯都深知人们热爱共和的传统,于是在专制制度上披了民主共和的外衣。现当代君主政权受到民主行政浪潮的挑战,君主政权为了维持实际的统治权力,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如亨廷顿所分析:“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輰讹辊这样的实例是:1955年西哈努克退位,将柬埔寨王位转让给其父。他组织起一个政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重新回到政府担任总理。1960年其父去世,王后登基,君主立宪制正式延续下去。宪法修改了,规定需有一个经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旋即当选担任该职。因此,西哈努克以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相似的方式,使传统的君主统治融合了人民民主的形式。

　　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与政治认同的稳定

　　社会变迁之后,为在新形势下维持政治认同,执政政治权力需要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形式做适当调整,这是意识形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是意识形态为了“生存”与环境交换协调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有益于政治认同稳定。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是和发展性紧密统一的,发展性必须建立在保持意识形态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之上,而在保持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前提下,也要有所发展,即意识形态应该根据新的国际国内状况在内部有所发展,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比如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邓小平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大多存在于政治权力获得民众广泛认同之前,政治权力是按相关意识形态原则构建的,因此政治认同的稳定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动摇对政治认同是极大的危险,意识形态稳定与否关系着社会稳定与民心稳定。政治权力在调整意识形态体系自我发展时,应当使意识形态具有连贯性,维持意识形态总体的稳定,从而有利于政治认同的维护。“一种意识形态在构造对新领导的合法性信仰上的效用,可能取决于新信仰能否识别和解释新经验以使之具有连贯性和丰富含意”輲讹辊,意识形态在组织吸收新信仰后,是否具有有效性,取决于它在解释社会新经验新现象时,是否具有连贯性,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延续。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关系到意识形态的稳定性,而两者又关系着政治权力的稳定、政治认同的维持。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可以把政治权力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节日化,以广泛获取民众的认同,比如有些国家的国庆节、国王登基庆典、独立日、建军节、妇女节等。李炽昌在《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中论及一些共同的族群经历,族群重大历史事件节日化,“从而在时间的循环中,将这些历史事件不断重演,并在群体性的仪式中,使这些历史经验成为集体意识的核心部分,从而最终形成群体的身份认同”如无酵节是为了纪念逃出埃及进入巴勒斯坦。节日是某个群体或者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具体的实践中,加深了每一个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如果是宗教节日,就加深了每一个参与节日的信徒对宗教信仰的坚信。輴讹辊这些节日是生命言说,是共同的生命历史经历,包含了苦难和幸运的历程。中国古代君主制政治权力延续两千多年,长期维持了较强的政治认同,其重要原因在于,自秦以来,就有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一以贯之,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的政治思想有机融合,涵盖了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会侧重于某一家,比如秦朝侧重于法家,西汉初年侧重于黄老学说,宋以儒学为主,明清以朱子理学为主。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是阴法阳儒,或者是阴道阳儒。不过,总体来看是以儒学为主,各家各派的学说又互相影响,彼此互融,包容性很强。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有广泛的前所未有的影响,而且至今如此,但佛教从未获得过主流地位,因为中国的道家思想内蕴了佛教的许多精神实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虽然国内不断有各种宗教兴起,国外有各种宗教传入,但没有哪种宗教取得过主流位置。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钱穆先生或其他许多人认为是由于中国人总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看待宗教,从别的宗教学说中箍出中国传统精神的要义,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其原因勿宁说在于,中国以儒道法为主的古典政治意识形态或曰古典政治哲学中,已经具有坚贞卓绝、勇猛精进、原初深刻和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均已内在其中。从宗教的实质定义的角度分析,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已经是中国初民社会开始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实质性的精神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罕见的兼容性与发展性。中国特有的古典政治意识形态,造就了几千年持续相似的政治制度,以及士大夫政治人。受中国古典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士人兼有出世与入世的思想,出入政治之间,却又能超然于政治,有进有退。士不会为了政治权力不惜一切,丢弃道德文章,他们不断实践与思考,发展与完善原有的政治哲学,这方面突出的有董仲舒、朱熹与王阳明。为此,中国古典政治时有革新,不断完善。不过,士大夫因此有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在道统与政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朝思野,在江湖思庙堂。士大夫政治上缺乏坚决性、彻底性,历次政治经济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虽然改革的经验有益于后世,但是改革者大多结局黯然甚至惨淡,进而影响了后来者的果决与彻底。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政治人,受兼容并蓄的意识形态熏染,许多杰出之士文治武功兼具,如三国时期的曹操与诸葛亮,宋朝的岳飞,明朝的王阳明。明太祖时,有司请立武学,明太祖曰:“文武不分途”。中国古典政治文明正是由文武不分途的士人们演绎的,士大夫是古代政治意识形态具有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特征的根源。由于大致相似的古典意识形态的导引,中国古代政治认同,形成了由秦朝开创,以汉唐为辉煌的几千年相似的情形。虽然王朝更迭,但是意识形态大体类似,延续着君主制政治权力体系。王朝更迭并不影响政治的相对稳定,文化艺术等也不断发展完善,民众大多安居乐业。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是停滞的,称古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其判断的依据就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相似性。

　　然而,中国古典政治意识形态即政治哲学逐步完善的同时,也逐步走向了封闭,当其近于完善时,也就是近于崩溃,因为缺乏开放性,不能接收新事物,不能适应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这或许是中国古典政治意识形态衰落的深层因素。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哲学思想的困境可以促其从完善的假象中发现自身的缺陷,由封闭重新走向开放,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也是如此,正因有所复兴,海内外新儒家学说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借鉴吸收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华泽。拉彼德和克拉托赫维尔在其主编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中,认为新政体只有吸收了旧政体的记忆、认同和忠诚,才能够生存,否则可能在内部成长为对抗的力量。显然,新的政治认同可以吸取旧政治认同的材料和体系。意识形态应该有很强的包容性、发展性,要维护政权的稳固,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需要兼容并蓄。在这里,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既要随着社会发展进行适当的调整,也要保持连贯性与稳定性,否则将损害政治认同。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深度、广度的加大,国内外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冲击人们现有的思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外的各种影响加大,中国社会日新月异,面临诸多的新观念新经验。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主动地调整改进、自我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在改革开放、思想活跃的时期继续被人们理解接受,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如此,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从而有益于政治认同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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