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解决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

赵 宏 程
摘 要：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不容忽视，公平正义与共赢分享理念已经成为扭转当前失衡现状、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为更好的把握问题本质，本文行政管理论文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结构失衡 先富 共富 藏富于国 藏富于民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贫富分化的趋势难以有效的遏制。现实的严峻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的思考和关注，也一再拷问国家决策的智慧。2004年，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指出，“人民群众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0年，收入分配领域公平问题又成为“两会”热点话题。遵循公平正义与共赢分享的理念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已经成为扭转当前失衡现状的基本思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先富”怎样自动导向“共富”
邓小平在行政管理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大胆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初衷是好的，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路，符合经济效益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先富”往往不能自动导向“共富”。 在“先富”与“后富”的非均衡博弈中，“先富”群体作为占优一方，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很容易出现追求财富特权的现象，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值，而“后富”的实现本身依赖于“先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基础，富人群体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个人品质就必然受到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和挑战。这里有人性贪婪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监督“先富”和保障“后富”。
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与“共富”的目标渐行渐远，而仅仅把眼光停留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无益于“共富”的实现，需要加强三次分配的力度，拓宽“先富”导向“共富”传导渠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彰显了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的发挥三次分配调节“先富”与“共富”关系的效果，一是要在全社会宣传慈善意识, 增强公众主动参与度。二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力量，扩充慈善机构的数量与资金。三是健全慈善事业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部分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组织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缺少必要的社会监督机制。
二、“藏富于国”怎样变为“藏富于民”
利益分享和利益独占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利益分享”，就是承认社会各个主体的经济权利，承认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利益独占否认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否认经济个体的自主性和特殊经济利益要求，从而否认存在分享的必要性。“利益分享”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实现形式，它突破了“利益独占”传统思维的束缚，主张把建立全社会的利益分享机制作为克服社会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国”正是这两种经济观的具体体现。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了我们的思维，社会上缺失利益分享的理念。人无法合理的追求自身的利益，集体主义造成利益分配向集体和国家严重倾斜，人为的割裂了集体和个人，将民富与国富对立起来。
三、“取之于民”如何实现“用之于民”
由于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某些利益群体为了使自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或利用手中的特权，或利用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等非法途径，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及民众利益，逐步形成了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即“特殊利益集团”。
我国“特殊利益集团”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第二类“特殊利益集团”，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蜕化成某种“自利性组织”。第三类“特殊利益集团”，即某些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紧密的服务性部门。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大都垄断控制着全社会共有的稀缺资源，或是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支配某种资源的权力——完全是“取之于民”，“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却不仅不回报社会，将所得的利益“用之于民”，反而为了集团小圈子的利益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泰君安曝出高管年薪达6000万之巨，引起公众质疑声一片。政府召开的水、电、天然气等“价格听证会”，由于涉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顾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与民众舆论的激烈反对，最终都变成了“涨价会”。许多贫困家庭负担不起孩子在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费，大学的学费占到人均GDP的60%—70%，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费仅占人均GDP的6-7%。医药、医疗的收费更是高的离谱。一次感冒、一次简单的阑尾炎手术，竟然要花费数千元。“教育”与“医疗”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 李炳炎.《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科学决策月刊[J]，2007（2）
[2] 米存.《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经济论坛[J]，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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