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反对派示威者星期四下午占领了南斯拉夫议会和国家电视台，原因是警方的防御力量根本抵不住决心要推翻米洛舍维奇总统的三十多万群众的进逼。但据南斯拉夫传媒和一名在场的路透社记者报道，促成米氏倒台的导火线，竟是一个小孩。目击经过的路透社记者波索维奇称，很多民众周四下午都响应反对派号召到国会大楼外聚集示威，但被警察设置的路障所阻，就在这时候，一名小孩灵巧地窜过了路障，当时在场的警察即时欲阻止他，然而在众警分神的一刹，人群便趁机汹涌冲破防线，直闯入国会大楼。部分警察初时惊慌地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但后来却又和平地加入示威者行列，并任由示威者占领了国会大楼，成为了米氏倒台的转捩点。
——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米洛舍维其在南斯拉夫的总统大选中失利，被迫提前辞去南联盟总统职务，而反对派则在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政变”中夺取了政权 。几乎在一夜之间，南斯拉夫的政权发生了令国际社会始料不及的更迭。当一切平静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过去的南斯拉夫政府难道真的是被一个孩子推翻的吗？这一事件将提供给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
一
数月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米洛舍维奇会垮得这么快、这么轰轰烈烈。照原有南联的宪法的规定，米洛舍维奇在完成这届总统任期后就该退休。为了继续执政下去，米洛舍维奇就利用议会的多数修改宪法，将议会选举总统变更为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 米洛舍维奇这样做，显然是相信自己有把握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南联被轰炸后，民间一直流行着反北约情绪，使米洛舍维奇觉得民气可用，而大选前的情形似乎表明这种自信并非是盲目的。９月３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合执政党正式宣布，米洛舍维奇将竞选连任，同时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近１６０万名米洛舍维奇支持者的签名，比他的其他三个对手分别多出１５倍、２０倍和４０倍，而科什图尼察仅得到了２２万个签名。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支持，米氏竞选连任胜券在握，势在必得。
虽然在大选前的几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米洛舍维奇的支持率落后于科什图尼察，但南斯拉夫左翼党人里斯蒂奇对这些所谓的民意测验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民意测验所调查的人群不一定代表广大南斯拉夫民众。他说，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签名人数是“一种公民投票，而在那些民意测验中，我们甚至不清楚它们（调查机构）是从何处取的样。”[1]
九月二十四日，在平静的气氛中，南斯拉夫举行了自去年遭受北约轰炸以来的首次大选，这次大选登记注册的选民人数约为七百八十六万，有超过550万人参与了投票。此次大选的投票率高达70%，不过，黑山共和国亲西方的领袖呼吁选民不要前往投票，黑山当局公布的投票率只有23.77%。十月一日，根据南斯拉夫选委会公布的第一回合选举的开票结果，反对党候选人科什图尼察获得48.96%的选票，现任总统米洛舍维奇获38.62%的选票。由于两人都未获过半选票，因此南斯拉夫选举机构随即宣布将在10月8日举行第二轮选举。但科什图尼察坚持他的得票率经己超过50%，他已经获胜，反对第二轮投票。形势就此开始发生逆转，反对党号召进行抗议和示威活动，并最终导致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垮台。
但是，支持米洛舍维其的党派却在议会选举中占了优势，在公民院得票为72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５９个议席）；在共和国院得票为28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 １０个议席）。这意味着新总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在米洛舍维奇势力还很强大的议会组织新政府。观察家担心，组建新政府可能引起南斯拉夫的新危机。
二
笔者研究了以上状况后认为，导致米洛舍维其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社会的干预，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次大选直接施加压力是首要原因。
北约各国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战争停止后立刻表态：只要米洛舍维奇滚下台去，欧洲各国愿意帮助南斯拉夫修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这是否是空头支票暂切不论，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对南政局施加干预行动的开端。此次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均于事前、事后大张旗鼓地介入其中;在投票进行前西方国家就毫不掩饰地为反对派进行助选，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其中对反对派直接提供财力支援者有之；对民众宣称“反对派一旦上台，或米洛舍维奇一旦下台，即大规模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或终止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者”也有之；赞同黑山共和国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所宣布的抵制该次选举者也有之；甚至在投票还没进行前就已宣布“选举委员会进行舞弊”或“缺少中立国际团体监督”而视投票无效者更是有之。而美国和克罗地亚则于25日开始在南亚得里亚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英国则将多达25艘的各类军舰集结在南斯拉夫附近的地中海水域，虽然西方国家一再宣称采取军事行动目的与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无关，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向南斯拉夫炫耀武力的举动。
应该看到，当前处于西方国家众矢之的地位的南斯拉夫所经受的灾难早已是无以复加，单就北约组织去年对全国设施的军事破坏和经济制裁便使得失业人口达到70％之高，因此长此以往如何支撑下去的确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长达十年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就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活教材。就南斯拉夫目前所遭遇的空前破坏加以权衡，南斯拉夫的选民们似乎不难作出“牺牲米洛舍维其以换取制裁的解除和西方的援助与经济重建”的结论。
而在米洛舍维其下台后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兑马克汇率的止跌大幅上扬，便反映出国民相信“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困难时代已经结束，随著西方制裁的解除和外援、外资的流入，经济将步向复苏”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二）、普遍存在的渴望“民主”和反对“独裁”的社会心态占据上风是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各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反应中得到证实。在南政权变更后，南斯拉夫各报章普遍祝贺科什图尼察就任总统，认为国家在受到西方多年制裁後，已经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而科什图尼察也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宣称：“民主已经在南斯拉夫诞生，共产主义正在瓦解，这是瞬间的事。”在街头的民众则兴高采烈的为他们终于把“独裁者”赶下台而庆祝胜利。
米洛舍维其和他的政府在长达十三年的执政生涯里，为了维持南联盟的统一而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采取了强硬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难免背上“专制”、“独裁”和“残暴”的骂名，在客观上也导致了经济衰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困。因而导致民众对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产生反感心理，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正是这种反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南斯拉夫民众仇视北约和西方国家的心理，这时，选择什么样的人当总统已经不是选民们头号要考虑的问题了，“把他赶下台去！”成为了选民的主要心态。对此心态的验证可从记者在街头采访示威民众的报道中得到证明。
（三）、盲目修改宪法和实行大选的政治失误是直接原因。
“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2]“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统治者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一方面尽力使政策合乎民意，另一方面保持宪政和法统的稳定。在这两个前提下，尽可能地培养和扶持自己的继承人方为上策。起码在缺乏西方民主传统基础的东方（包括南斯拉夫），这是基本的和有效的政治策略。而米洛舍维其却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决定修改宪法和实行公民选举以谋求自己的连任，就首先破坏了宪政和法统的稳定，从而在政治程序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直接的原因。
（四）、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深层原因。[3]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旧体制的崩溃和消解，旧政权赖以生存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新政权判定为非法。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族，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与其他民族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在铁托时代，塞阿民族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有三：一、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坚持民族平衡政策；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体制的相同比较有利于南斯拉夫处理塞阿关系；三、阿尔巴尼亚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于是，米洛舍维其在国家统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支配下，动用军事手段迫使科索沃阿族就范，而使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内战。这也是科索沃和黑山之所以抵制此次大选的一个主要动因。
恰在此时，北约东扩浪潮汹涌而来。俄罗斯为抵抗北约东扩，将南斯拉夫视为其在欧洲的“最后的桥头堡”，因而对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做法持支持的态度。而北约为了瓦解俄罗斯的抵抗也必须攻克这个“最后的桥头堡”，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肢解南斯拉夫。为使自己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北约便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国际制裁，从而为米洛舍 维其的垮台提供了国际性的前提条件。
以民族主义起家并以此维持政权的米洛舍维其的落选，证明了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认为它已经消亡的观点尚为时过早。
三
“忍看朋友成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的倾覆，王朝的更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作为与南斯拉夫人民有“患难之交”的中国人民，在关心南斯拉夫政局变换的同时，本也只能发几声感叹而已。但笔者在和列位一起感慨了之后，忍不住的在心里生长出一个问题来：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以暴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事例，几乎是屡见不鲜的家常便饭。而且绝大部分无论是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的成功，都有社会对原有政权不满、希望“变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让这个国家走出“苦难”循环的纪录，早就应该从中总结一下教训了，否则再一次的重复，根本没有看到希望的理由。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居然又对南斯拉夫事件感到兴奋，期望在中国的“重演”，实在令人吃惊和担心。因为类似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早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可以令人产生充满新鲜和美好的憧憬。反而应该是一次次“所托非人”的痛苦经验，决不能再轻举妄动。”[4]
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垮台，虽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具有偶然和突变的表面特征，但该事件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一）、专制体制是意想不到的易于崩溃。
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一个貌似强大的集权政体，是如此地易于崩溃；众多的利益团体和追随者是如此地易于转向——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的“喉舌”以及他们的军队，纷纷转到对立面或保持“中立”。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米洛舍维其所代表的政权还是他们的利益团体，无疑也是集中了全南斯拉夫社会的精华，在大选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立场坚定的，因而是强大的。可事实证明，不管是有代表近百万党员的米洛舍维其政权，还是有代表近千万党员的前苏联政权，基本上没有人会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权的崩溃而去流血、去“动乱”。这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不可思议之处。它揭示了一个道理：集权体制，只有在他崩溃之前才是强大的、对社会及其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的，而当崩溃之时和之后，会是想象不到的软弱和无能。不管你号称有多少人——哪怕几千万，到时除了骑虎难下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会纷纷转向或只要改变一下身份就行了，而那种体制却是无可奈何地崩溃了！
（二）、“乌合之众”也可以打败“集团军”。
米洛舍维其失败了，他不但败给了一个数月前未曾想过参加总统竞选且毫无政治经验的宪法律师，而且败给了他一直视为“乌合之众”反对派竞选联盟。如果我们仅仅认为米洛舍维其是犯了“过于自信的过失”，那只能说明我们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米洛舍维其失去了“民意最高代表”的权威，但这种认识就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新的民意最高代表”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为什么和米洛舍维其的内政外交政策如出一辙？
如果进行冷静的和深层次的思索，我们就可以发现“乌合之众”打败“集团军”的三件“法宝”：1、最大限度的利用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最大限度的利用米洛舍维其在政治程序设计上的失误；3、最大限度的利用西方国家的“许诺”对民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这似乎证明了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同时似乎也证明了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的名言：“蠢人的多数在一切时候，都是无敌的，?且总能坐操胜券。”两个人的名言如此的对立，但也许同样正确！今天的人们要还是只知道各抱一条“粗腿”，而不是踩到他们两人的肩膀上，那实在是当前社会的不幸和历史伟人的悲哀！”
由此出发，我愿意用最大的诚意向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怎样尽快地解决腐败、贫富分化、官僚政治三大社会问题以消除人民群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怎样尽快的建立最适合民族传统和世界大趋势的意识形态体系，并由此出发进行正确的政治体制设计和更加重要的政治程序设计？3、如何应对和排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可能的经济制裁、政治干预乃至武装干预对现政权的威胁？否则，“乌合之众”战胜“集团军”的“奇迹”难免在中国再次上演。
（三)、不要轻信所谓的“民主”，而要体现真正的“民意”。
首先应该设问：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有人认为，在投票箱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被投票箱证实的民意是不值一文的，而米洛舍维其的垮台，说明他和他的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我认为，这种说法的荒谬早已被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演说所证实姑且不论，我还要另外质疑一句：难道另外的40%的选票就算不得真正的民意了么？既然民意不容强奸是普遍的正义，那怎么又可以用48%的民意去强奸40%的民意呢？民意不是玩在嘴边文字游戏，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不是以投票箱为唯一载体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真理并不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 上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就请阁下去研究一下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和中国的文革吧。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道理：民主政治有非理性化的潜在危险性！就以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为例，他们在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上所承认的“真正的民意”其实是两个民意：一个是美国议会所代表的民意；而另一个则是美国总统所代表的民意。当国会的“民意”不符合总统的“民意”时，总统的“民意”就可以否定国会的“民意”（即总统可以行使对议会法案的“口袋否决权”）。所以，我们起码应该看到“民主化”的致命内伤：民众在狂热和狭隘支配下的非理性化选择。这一致命内伤对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决不应该轻信所谓的“民主”，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无数的“志士”们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继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到是为内战和内乱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并且为盲目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可以发泄不满情绪的狂热口号而已。诚如勒朋所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朋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朋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 因此，科学的民主，不是也不应该是盲目的去体现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体现在狂热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制约！作为当代中国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头脑的思想家们，现在应该是坐下来稳稳当当的和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时候了。
（四）、政治问题主要是个程序问题。
如果说，米洛舍维其的下台是体现了南斯拉夫的“民意”的话，那么充其量只是体现了“米洛舍维其下台就可以解除制裁并得到美元”的民意，诚如分析家言：其实这个地区一向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两次世界大战都由这里发生的事件引起。到不是那里的国家本身对世界有什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有利害冲突的大国集团必争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特点，也形成自身无法“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只能成为国际势力的“角力场”和得分的“显示牌”。塞尔维亚民族最多只能象铁托时代“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作靠山，压制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拉拢贿赂，靠其经济支持给自己创造一点“繁荣”。但是这是“嗟来之食”，一旦靠山（或贿赂者）本身情况变化，自己就毫无应变之力，再次成为一堆被推倒重砌的“麻将牌”，历史用不了多久就将再次证明，无论那里发生什麽事情，都只取决于那些国际“牌手”而不是“麻将牌”本身。[5]所以，与其说米洛舍维其的失败是“失去民意”，到不如说他是失败于错误的“民意判断”和同样错误的政治程序。首先，执政党竞选联盟对民意调查的结论本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对待，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包括在必要时更换总统候选人，但执政党竞选联盟却没有及时地对“真正的民意”进行认识和分析，是导致米洛舍维其得票落后的一个原因。其次，米洛舍维其及其政党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本来就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体制，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却偏偏把自己继续执政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化的“民主”和“大选”体制上，这不能不说是米洛舍维其政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由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失败，建议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应该认真吸取其在政治程序问题上失误所提供的教训和启示，那就是：必须在中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必须在中国尽快建立体察“真正民意”和“按真正民意施政”的机制，尽快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程序作出科学的与合理的设计，以实现政策的连续和执政地位的稳定，如此，则中国人民幸甚！
[1]、见 《文汇报》2000-09-05有关报道。
[2]、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3]、本段参考了网友“心灵逼问”的文章《米洛舍维其的崛起和覆亡》，谨以志谢！
[4]、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5]、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6]、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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