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设置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73-02

　　从1764年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止死刑的见解以后，人们便开始对是否废除死刑进行深入讨论。1786年突斯展尼（今意大利西部）首先废除了死刑，之后部分国家也开始陆续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死刑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它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生命来确保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处罚的目的是惩罚、改造、震慑犯罪人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虽然死刑可以起到绝对的防止再犯的作用，但是它以牺牲人的生命权来惩治犯罪，这违背了改造犯罪人的初衷，代价巨大且不可撤销。对犯罪的处罚，尤其是经济类非暴力性犯罪，除了死刑，其他刑罚方式也同样可以达到惩治、震慑犯罪的目的。

　　一、我国的死刑政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犯罪率不断上升，党中央、国务院为了稳定社会局势、打击犯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严打”。在此期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单行刑法以及相关的程序法、司法解释，死刑的适用开始出现膨胀。主要表现为：（1）扩展死刑罪名。单行刑法一共规定了52个死刑罪名，致使的死刑罪名总数达到了80个左右，占同时期罪名总数的31%。这些死刑罪名部分是新增设或者是提高原有罪名的法定升格刑。（2）以死刑为绝对确定刑的罪名的出现。这些罪名条款设置往往以后者补充前者，增加了死刑设置的范围。（3）简化死刑程序与下放死刑核准权。为达到从快的效果，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简化，上诉、抗诉等相关期限缩短。另外，在此期间，死刑的复核权被下放。

　　1997年修改《刑法》删除了部分死缓决定，但对法律上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增不减，而且1997年《刑法》分则依然保留了非暴力犯罪在内的68种死刑罪名，占罪名总数的16.5%。总体而言，从1997年到2010年的十几年间，死刑罪名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变化。不过，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这一举措直接或间接引起了死刑判决和执行数量的下降[1]。之后2011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并原则上取消了老年人犯罪的死刑，即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其中，在这被废除的13项死刑罪名中有10项属于经济犯罪。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模式的历史考察

　　在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时，我国经济生活还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经济活动均有严格的计划依据。这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极大地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活跃性，也有效地遏制了经济犯罪的大量发生和发展。在19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仅有的15条规定几乎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当时的刑事立法模式也是单一的法典模式[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商品经济的各种因素出现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日趋增多。这样，原先单一的法典模式已经开始不适应当时的经济犯罪形式，因此，我国开始对《刑法》进行补充修改，颁布了一些专门针对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单行法规。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这些单行法规已达十余个，其中对经济犯罪死刑的设立也逐渐增多[2]。面对日益高涨的经济犯罪浪潮，我国采取了扩大犯罪圈和增加刑罚量的方式加以制止。

　　虽然近十余年来，死刑的立法一直在增加，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数量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总体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时增高的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直到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才逐渐加快了废除死刑的步伐，对待非暴力犯罪也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式。

　　三、经济犯罪死刑设置的不合理性

　　目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设置已经得到了改进，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55种死刑犯罪规定中，非暴力犯罪占27种，其中分别包括毒品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3]。在这些死刑罪名中经济犯罪死刑判定的比例最高。

　　笔者认为，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的。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此刑罚一旦实施，将造成永久性的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4]。那么，因为经济犯罪而被判死刑是否承担的刑罚太重？2012年的吴英集资诈骗案被告吴英被判处死刑一案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社会公众对死刑这一审判结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对于集资诈骗案来说，死刑的判处结果太过严厉。最终，最高院碍于舆论压力将案件发回重审，并最终宣判吴英死缓。吴英到底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无论她是否是非法集资或者是诈骗，也无论数额是多么巨大，她最终的目的仅仅是想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仅因为获得非法的经济利益而得到最严厉的处罚，是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其次，死刑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具备正当性。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而且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绝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司法中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限制其某些行为或者处以罚金刑，也可以实现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在吴英案中，没收吴英个人财产和非法集资所得，一样可以起到预防其继续犯罪的作用，这跟将吴英判处死刑最终收到的效果相差无几。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是没有必要的。 　　四、对经济犯罪刑罚方式的立法展望

　　（一）逐步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

　　目前世界各国对死刑大都采取了限制适用的方式，更有近百个国家逐步废除了死刑。部分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对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议也在逐渐被社会关注。

　　基于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的思想，要全面废除死刑尚不现实，因此要找到一个良好的切入点是关键。《刑法修正案（八）》对于10个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目前我国在司法中对非暴力犯罪案件中适用死刑的很少，加之经济犯罪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较小，完全可以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适当提高有期徒刑刑期和罚金刑的量刑来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

　　（二）考虑设置单独的经济刑法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法治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单独设立经济刑法典，把所有的经济犯罪单独加以规定，这样可以弥补分散的经济刑法规范在一般预防功能上的缺陷。单独规定经济犯罪的刑法典，既可以保持其法典的稳定性，也便于公众了解和司法实践的具体应用。

　　（三）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和力度

　　作为一种非暴力型的犯罪，经济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主要是为谋求非法经济利益，一般不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对经济犯罪适用中短期自由刑和罚金刑可以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另外，对经济罪犯适用长期自由刑国家需要花费较多的经济投入，使用没收财产刑或罚金刑，既惩罚了经济犯罪，也能使国家、社会的经济损失得到补偿。因此，针对经济犯罪笔者主张综合使用自由刑和财产刑。

　　（四）增设资格刑

　　资格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某种资格为内容的刑罚。就是说通过对犯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资格在一定时期内进行限制或剥夺，同样可避免其再度实施经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资格刑有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剥夺军衔。我国现有法律对于经济犯罪除依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外，是不适用资格刑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面对日益猖厥的经济犯罪，我们不应仍然囿于资格刑的政治化色彩中，排斥对经济犯罪适用资格刑，而要适应惩治经济犯罪的客观需要，从资格刑对惩治犯罪所具有其他刑罚不可替代的作用出发，通过改革资格刑制度，扩大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力求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

　　五、结语

　　对于死刑设置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提出新的思考，但是总的来说废除死刑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大势所趋。就我国目前现状来看，从非暴力犯罪领域废除死刑开始着手是十分可行的一步，而对于在其领域内占比重较高的经济犯罪来说，将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作为切入点是现阶段我们可以着手也应该着手的工作。如此看来，这一举措不仅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更将为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