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日程。本文提出，为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既行之有效，又能稳定一段时间基本不变，其修改一定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立足现实，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遵循以下指导思想：有利于追究、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保障人权；应当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并且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从中国国情出发，并且借鉴外国的带有一般性的经验；适当增加条文数量，加强可操作性。
一个政治民主、法制发达的国家，程序法应当得到很大的重视。因为实体法只有通过程序法才能得到正确的实施，而且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１）］。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０日通过，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施行的。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它的颁布和施行无疑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根据，总结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经验，因而基本上是符合国情的，比较科学的。这部法典自施行以来，对于保障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受其制定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本身就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所产生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１５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形成，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与此同时，刑事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追究犯罪上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以上这些情况客观上形成了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的迫切需要。正因为如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工作日程。
刑事诉讼法能否修改得好，关键在于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为此，本文仅就此问题进行论述，供立法部门参考。
作者认为，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遵循以下指导思想：
一、有利于追究、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保障人权
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犯罪现象，才需要有惩罚犯罪的实体法律规范——刑法，也才需要有保证正确实施刑法的程序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只有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发生了犯罪而不立案侦查，或者侦而不破，破而不起诉、审判、执行，则必然导致放纵犯罪，祸国害民。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有的地区犯罪还很猖獗，对此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保证及时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否则，所提修改建议不符国情，违背民心，也得不到司法部门的支持。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人权的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丰富，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护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指通过打击犯罪来防止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犯罪的侵犯。
第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即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不能冤枉好人。
第三、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
第四、使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可靠、量刑适当。
就第一点而言，惩罚犯罪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国家行使刑罚权与保障人权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的。但就第二、三、四点而言，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则往往发生具体的直接的冲突，需要加以协调，正确处理两者的矛盾，使其统一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学家对刑事诉讼目的应当侧重追究犯罪或者保障人权，认识并不一致，有所谓犯罪控制模式和法律正当程序之争。前者强调打击犯罪，后者强调保障人权。我们则认为，两者应当并重，不能片面注重一面，忽视另一面。如果只注重追究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行政专横、滥捕滥判，这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能容许的。而且，这样做不可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廉姆·道格拉斯说得好：“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２）］但是，如果只讲人权保障，不讲打击犯罪，特别是对严重的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如果不进行有力追究和严厉打击，势必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建设、经济发展随之化为泡影，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可见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应是追究、惩罚犯罪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应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宝。当然，打击与保护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可以有所侧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人民饱受法西斯之害，痛定思痛，强烈要求加强人权保障；我国粉碎“四人帮”之后，也强调发扬民主，强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诉讼权利。而在犯罪率增高、有组织犯罪猖獗时期，则须注重于打击。最近美国克林顿政府制定《反犯罪法案》；德国最近通过法律，对贩毒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侦查允许采取秘密录音、摄影等新的调查方法；我国从１９８３年起，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采取迅速审判程序，这些都是加强打击的反映。
一部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刑事诉讼法典，应当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对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并贯穿在各个程序、各种制度之中。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按此指导思想制定的，但并不完善，缺陷之处不少。应在此次刑诉法修改中加以弥补。例如，律师应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就介入，但又要考虑侦查活动的特点，适当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中作用的发挥；非法收集的证据原则上要禁止使用，否则就不能有效制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但又不能搞绝对化，防止出现因排除非法的真实证据，致使严重罪犯逍遥法外；收容审查，弊端很多，理应取消，但应当放宽逮捕条件和时间，以解决公安机关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实际困难等等。
二、应当适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需要
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它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１９７９年现行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计划经济尚未触动，１５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形成。如何使作为上层建筑的刑事诉讼制度跟上形势发展，积极发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例如：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涉外民、刑事案件大幅度增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助也越来越迫切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已将涉外程序作为一编作专门规定，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这样做，只在个别条文上涉及。因此，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章，对涉外案件程序和司法协助作专门规定。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纷纷问世，在商海波涛中有的实施了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虽把犯罪主体限于自然人，但我国《海关法》等４０多个法律法规已规定了法人犯罪，有的还规定了对法人犯罪主体的处罚方式。这就要求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改变过去诉讼参与人限于自然人的做法，允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
第三、保证金取保与人保并行，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过去我们把保证金制度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有利于资产者的制度，因而予以摒弃，这是失之偏颇的看法。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广泛采用保证金并取得较好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滥用权力索取高额保证金等。因此修改刑诉法不仅应确认保证金制度，并且要加以规范。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带来人们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平等、自由、竞争等意识将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极大的增强。这就要求刑事诉讼程序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当事人在诉讼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通过自己的参与行为对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产生更大的影响。就我国目前第一审程序审判方式而言，它接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庭审以法官直接询问为主，控辩双方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够，参照当事人主义模式对其加以修改，给予控辩双方更多的参与机会，有助于使刑事审判制度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
三、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并且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所谓科学化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和用语应当反映刑事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知识要求。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某些不尽科学的规定和用语。例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优良传统，其精神应当继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表述却不符合逻辑。因为被告人口供本身也是证据，“重证据”中不含“被告人口供”，岂非把后者排除于证据种类之外了吗？再如西方刑事诉讼法中，被追诉的人在侦查阶段（即在被传讯或拘捕之后），通常称为嫌疑人（或被嫌疑人），在审判阶段才称为被告人。应当说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用语。因为现代刑事诉讼都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只有法定的起诉机关或个人向法院控告犯罪嫌疑人，此犯罪嫌疑人才正式成为被告人（即被正式控告犯罪的人）。我们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分侦查、审判阶段，一概称为被告人，这种做法虽较简便，实欠合理。因此，有必要参考外国法例规定：“在公诉案件中，被依法追诉的人在提起公诉之前，称为嫌疑人。在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以后，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称为被告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促使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使刑事司法公正在程序上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使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更好地在刑事诉讼中结合起来，这是此次修改刑诉法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为此，首先，应当根据宪法增写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因为司法独立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是司法公正的首要保障。其次，建议增加关于无罪推定（或称无罪假定）原则的规定。对无罪推定原则，法律界认识是不一致的。但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了在司法实务中肃清封建主义有罪推定流毒，也为了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斗争中争取主动，作者认为还是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为好。无罪推定在国际的法律文件中有两种表述，一种是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规定，即“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这种表述已为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所接受，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照此加以规定未尝不可。另一种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这种表述应当成为具有现代法治观念者的共识，而且这种规定决不会产生副作用。再次，应当加强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具体保障，如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制度，防止滥用强制措施；在实施各种侦查行为时防止非法侵犯人权；切实执行上诉不加刑制度等。在保障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还应当加强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如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
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还必须密切结合我国实际，切实解决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否则科学化民主化落不到实处。刑事诉讼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最突出的有四大问题，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缺乏严格监督，存在着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现象，侦查中刑讯逼供禁而不严、禁而不止；违法收容审查，以收审代替拘捕的现象普遍存在；免予起诉缺乏制约，滥用免诉现象比较严重；审判前的预先审查代替补充侦查和法庭调查，使开庭审判走过场。对于上述问题，可考虑采取以下弥补程序和措施。如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决定机关提出立案建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立案；规定非法证据原则上不得采用；取消收容审查，但放宽逮捕条件和时间；加强对免予起诉的制约，严格规定免诉范围，辩护律师可以介入免诉案件，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不得予以免诉；把现行法庭预先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等。
四、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指诉讼成本（财力、物力、人力）与诉讼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益观是诉讼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其意义首先在于，这是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社会的任何
经营者、企业家，只有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才能不断增加利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济管理是如此，行政管理、司法工作也应遵此规律运行。办事拖沓、效率低下、案件久压不结，这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也与我国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不协调。其次，只有讲求效益，才能缓解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力不足、经费紧张的矛盾。再次，迅速结案，才有利于当事人或群众摆脱缠讼之苦，使他们能安心于做好本职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多贡献力量。
为追求诉讼效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一般均建立简易程序及其他速决程序，并日益扩大其适用范围。例如英国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美国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均占很大比例。德国有两种程序有利于诉讼期限的缩短，即不经审判的法官处罚令程序和简易程序。日本除有公判简易程序外，还制定了交通事故即决裁判程序法，对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采取速决程序。１９８８年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设立了五种简易和速决程序。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在审判阶段，尽管有自诉公诉之分，但自诉案件也并不简易，基本上是案件不分轻重，程序不分繁简，这是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的。因此，建议增设简易程序，从简从快解决事实清楚的轻罪案件，以便法院集中力量采用更加正规的程序处理好较重的刑事案件。考虑到简易程序的滥用容易导致办案粗糙，侵犯人权，因此，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应作必要的规范。
其他如免予起诉的存废、陪审制度如何实行、二审方式如何改进，以至死刑执行的方式是否需改革等，均应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益这一指导思想。
五、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并且借鉴外国的带有一般规律性的经验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和修改，具有中国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国情的最根本特点就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现在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平等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等等。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首先从上述这些国情出发。不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法律即使通过了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代的中国也越来越开放。法律建设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与此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资本主义本质以外，还反映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对此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正如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３）］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历史表明，中国的封建刑事司法制度转变到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是从清末变法，借鉴、移植外国刑事诉讼法，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而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或近期发展趋向，值得我们注意和吸收。例如加强法官独立审判之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被拘捕后就有权请律师；采取起诉一本状主义或者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开，以防止审判走过场；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程序等。
这里，有必要指出：我国近年来参加了一些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会议形成的国际公约或文件得到我们的确认或者为全国人大所批准。按照国际惯例，一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无论通过签字、批准或者核准，还是通过加入或接收，都是表示其同意承受条约的约束，都必须全部予以执行。如果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国内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应当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充分注意到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接轨，不宜与之发生明显不协调的现象。例如，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３９／４６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加入，我国于１９８８年９月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１５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据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增加非法证据相对排除规则，规定以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１９９０年有中国代表团出席的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８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文件，该文件第１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５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这一个文件还指出：“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习惯做法范围内考虑和尊重这些原则。”据此，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的时间除了要从刑事诉讼追究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考虑外，还要考虑与上述文件的规定相衔接。如果不这样，外国就会认为我国不信守自己承认了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文件，从而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六、适当增加条文数量，加强可操作性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办案手续法、办案操作规程，因此要规定得具体些，可操作性强一些，否则就难以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都相当多，例如法国８０１条、意大利法典７４６条、德国４７４条、日本４６０条（另有实施法）。而且一般地说，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文要比刑法典多一、二百条，例如法国刑诉法典比刑法典（４７７条）多３２４条；德国刑诉法典比刑法典（３７０条）多１０４条；日本刑诉法典比刑法典（２６４条）多１９６条。刑诉法的条文比刑法多，并不是因为刑诉法比刑法重要，而是因为刑法是规定罪与罚的实体法，不需要那么多的条文就能满足司法实际的需要。而刑诉法是程序法，不作具体规定会使司法实际部门难以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１６４条，实在规定得太少。在１５年前的历史条件下颁布，条文少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条文少与实际需要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于是公、检、法实际部门分别制定了一些内部办案规定，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的具体规定》等。这些内部办案规定加起来就近５００条。
可见，为了增强刑事诉讼法的可操作性，为了增设一些新程序新制度（如未成年人案件程序、涉外案件程序、司法协助制度、简易程序等）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增加一定数量的条文。
总之，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难得良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解放思想，勇于改革，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使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行之有效，而且能稳定一段时间基本不变。注：（１）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７８页。（２）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程序法论》（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第１页。（３）《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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