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刑法对现代西方刑法思想的人文指归

中世纪刑法对现代西方刑法思想的人文指归

　　一、教会刑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早期，古希腊城邦司法制度产生之前，私力复仇作为原始朴素报应观，是人们所奉行的解决纠纷与仇恨的通行法则。公元前6世纪左右，对犯罪者的惩罚被注入理性思考，人们开始用生存环境的需要、刑法律令的设置等客观理由来求证刑罚的正当性，人类社会终于由荒蛮步入文明。以普罗塔格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引导人类迈出了伟大的一步——他们以朴素、直视的观点考察犯罪与惩罚的现象，认为罪与罚就像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般均属于自然现象，鼓励人们将它们当作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在大自然的延长线上加以把握，引导人们“和自然相一致”地生活；提出了肯定个体意志自由、认可本能报复行为、追求自然正义等基本刑法理念，其中蕴含着张扬个性、崇尚人智、放纵原欲、肯定个体价值的旨归与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①希腊化时期，马其顿帝国击溃希腊城邦，马其顿人的君主制摧毁了希腊民主制。市民参与国家管理权利消失，维系整体利益的观念不复存在，思想理论中心由城邦移到个人，如何获得“个人幸福”成为重要课题。此时产生了与个人幸福和利益攸关的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②它们不仅对当时的刑法思想影响颇深，而且辐射至其后若干世纪的功利刑法学理论的建立与完善。
　　至古罗马时代，习惯于以集权与武力显示其辉煌的古罗马人在精神与文化上相对贫乏，他们在以武力征服希腊大小城邦的同时，亦接触到希腊民族个性自由、个体本位的原欲型文化内核，并逐渐将其演化为对原欲的放纵，直接诱发了晚期古罗马贵族的生活糜侈与道德腐化，从而使整个罗马社会陷入对原欲的疯狂追逐之中。wWw.11665.cOm公元5世纪，一位诗人对于古罗马的堕落作如下描述：“罗马帝国境内，不论是贫是富，同样地深陷于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堕落的深渊：通奸与酗酒都是时髦的罪恶，美德与节制成为耻笑的对象。罗马世界正在衰败之中，罗马帝国不是已经死亡，便是奄奄一息。”③中世纪④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⑤亦描述过罗马人酒神节的狂欢情景：“十字路口进行的酒神庆典，狂欢而又放荡，马车上装着男性生殖器到处招摇，城中最受尊敬的贵妇人给它套上花环，已婚未婚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它祈祷。这种仪式是一种极为堕落的行为，通常情况下连一个妓女都可能不愿意干。”⑥赤裸裸的狂欢使人变得恬不知耻，皇帝的德性也颓败之至，塔西陀在《编年史》中如此描述皇帝尼禄的丑行：“他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奴隶的样子，在一群侍从伴随下，在首都街巷、妓院、酒肆到处游逛。这伙人专门偷窃店铺里陈列的物品，随时袭击路上遇到的行人……”⑦帝王如此，贵族们自然亦步亦趋，其奢靡生活被罗马诗人马蒂里尽收眼底：“穿着绿色上衣的贵族，躺在卧台中央，依靠着丝绸做的垫子。侍从们站在身边，当他示意要呕吐的时候，赶紧为他递上红色的羽毛以及乳香树制的牙签。众多爱妾宽衣解带、千娇百媚、卧在其侧，为他轻摇绿扇。此外，少年奴隶用陶金镶的小板挥赶苍蝇，女按摩师施展精湛技术为他全身按摩。失势的奴隶，小心翼翼地注视他弹指的信号，及时将他小便吞下，并且专注地凝视着烂醉如泥的主人。”⑧在这个疯狂堕落、濒临崩溃的世界里，似乎一切羞耻感与罪恶感均荡然无存，这正是罗马社会晚期危机四伏的鲜明表征。
　　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哲学家，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主张有神论。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哲学思想对当时基督教的教父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奥古斯丁时期，罗马帝国迅速衰落。本书写作的背景是公元410年，罗马市遭西哥特人的洗劫，异教徒乘机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攻击、责难。本书批驳了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责难，通过对罗马史的评论告诉世人罗马的毁灭是咎由自取，与基督教无关，并对上帝的创造和人类的起源、发展、结局进行了阐述，歌颂上帝的伟大创造与救赎计划。书中还包含着一种完整的历史观，一种对欧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历史观。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帝国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上帝之城”的发展——即人类精神的进步。基督教理所应当是实行这种进步的媒介。无论皇帝是异教徒、基督徒或是野蛮人都没有罗马教皇和基督教重要。他的教说为教会和国家之间的长期斗争打下了根基。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帝国末期的罗马，日耳曼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惨遭荼毒，饱经战火蹂躏。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欧洲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发出感慨。他们认为，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毁灭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即古罗马人对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极端化、片面化推崇，造成“群体理性”与“个体原欲”之间制衡关系的失调。⑨ 圣?奥古斯丁指出，罗马的毁灭应当归罪于罗马人的放荡与不洁，归罪于来自古希腊的放纵情欲的众神。⑩在罗马帝国惨遭毁灭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寻求自我拯救的途径，并意识到人之理性对原欲抑制的重要性。“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在原欲横溢的现实社会中抽象出至善至美的永恒世界，引导人们远离灾难的尘世而飞向永恒的美与善的虚幻世界；圣? 奥古斯丁在宗教小说《上帝之城》中劝诱人们放弃对现世物欲的追求而皈依希望的彼国之土。普罗提诺与圣?奥古斯丁的哲学观所表述的正是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盛行之前欧洲人普遍拥有的心理状态。当世俗世界日益腐朽之时，基督教提供的崭新而神圣的信仰世界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在这濒临崩溃的罗马世界上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陌生的声音正在响起。这声音起初是那样微弱、那样温柔、充满了空灵而忧郁的梦幻感，与罗马世界的声色犬马的粗鄙暴戾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遥远的梦幻曲很快就以抚慰人心的福音和美妙的天国圣乐感动了辗转在苦难深渊中的人们，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来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并借助比罗马人更彪悍凶猛而却比罗马人更质朴、更具有虔信精神的日耳曼民族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由此，希伯来—基督教关于人的“原欲”就是“原罪”的警告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惨痛教训面前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与警世意义。此时的欧洲人正需要用作为理性象征的上帝，来加重人性天平上的理性砝码，以扼制原欲的泛滥，保证人类合乎规范合乎目的的发展。正是追寻理性生活的群体性心理需求，为教会刑法的渗透与漫延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土壤——强调抑制原欲、注重精神寄托、鼓励群体本位的教会刑法逐渐发展为严密强大的逻辑体系，与罗马法、日耳曼法并列成为欧洲近代三大刑法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