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全面贯彻

内容提要: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社会危害性加重和人身危险性增加的总趋势，这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社会观念、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中出现的新特点，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给予积极应对。
 
 
    一、前言

　 在一般社会观念中，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其有特殊的心理和生理原因而往往被视为犯罪现象中的“小儿科”，对其给予从宽处罚似乎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1]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特点，总体上呈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著增加的趋势，这与一般社会观念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化认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本文以系统性实证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事实出发点，反思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片面强调轻缓化的倾向，并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如何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分析。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

　 （一）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

　 传统上，未成年犯罪人似乎基本上属于初犯、偶犯之列，实践中少年累犯、惯犯极少。但本次调查所显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未成年犯中实施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只占43．1％，实施过不止一次的占41．5％，实施过很多次犯罪的占15．4％，总计有二次以上犯罪经历的未成年犯达到56．9％。wWw.11665.cOm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一项较具可比性的同类调查[2]相比，当前未成年犯罪人中多次犯罪的比例明显增多。特别是，有高达9．8％的未成年犯回答是在7—13岁年龄段第一次实施犯罪。这些在“前刑事责任年冷阶段”就出现劣迹的未成年累犯、惯犯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未成年犯罪人中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这一趋势的严重影响在于：多次实施犯罪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犯罪经历本身在不断强化未成年犯犯罪心理的同时，使其可以掌握更多的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称的犯罪经验，从而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增强。

　 （二）犯罪认知度提高、作案的预谋性增强

　 通常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常常由冲动所致。在冲动性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少年对行为是否会触犯法律，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缺乏预见和考虑，侵犯行为多是在意识水平低或未被意识的状态下实施的。[3]但本次调查所揭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第一，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对其行为性质和结果的认知程度是较高的。其中，41．9％的未成年犯在作案前均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实施的是犯罪行为，37．7％的人虽然缺乏明确的刑事违法性认识，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或不利结果。从严格的犯罪构成角度看，有高达79．6％的未成年犯罪人属于典型的故意犯罪。真正对行为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结果缺乏正确认识的未成年犯只占16．6％。这说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属于“明知故犯”，而真正因一时冲动在意识水平很低或无意识状态下实施犯罪的比例很少。尤其是调查显示还有13．6％的未成年犯，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犯罪行为，但对危害结果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甚至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犯罪可以逃脱制裁，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之大已经十分明显。

　 其二，与犯罪的认知度提高现象相对应，未成年人犯罪的预谋性也在增强。作为倾向性认识，人们一般更乐于认为未成年期是人生从幼稚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生理发育快、心理状态不稳定、辨别是非能力差、自我控制能力弱以及容易冲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由此，一旦遇到某种偶然事件的诱导和激发等情况，往往缺乏思考，不顾后果，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4]这样，未成年人犯罪似乎谈不上有预谋性问题。但犯罪事实却与这种概念化的认识形成了较大反差。调查显示，虽然未成年犯中临时起意实施犯罪的确实占多数，达到60．8％，但也有接近40％的未成年犯在作案之前是有所准备的，更有10．6％的未成年人在犯罪前有详细的作案计划。未成年人犯罪预谋性增强的趋势，不仅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得逞的几率提高，给社会造成的事实危害增大，而且也意味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逃避和对抗侦查打击的现实可能性得以提升，因而可能逐渐成为累犯、惯犯或更严重犯罪的后备军。

　 （三）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实施犯罪过程中遭遇到被害人的反抗时，总计有77．6％的未成年犯倾向于选择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攻击。其中，23．4％选择如能制服被害人就以暴力制服，否则就放弃犯罪；48．1％选择直接对被害人实施暴力，直至被害人停止反抗；更有6．1％选择干掉被害人，杀人灭口，而只有22．4％在此种情形下选择放弃犯罪，逃离现场。有高达54．2％的未成年犯罪人倾向于通过施暴将犯罪进行到底，这不仅仅说明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暴力色彩浓厚，而且更表明了其犯罪方式还具有较明显的暴虐性。

　 第二，暴力犯罪已成为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传统上，以盗窃为主的财产犯罪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并且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似乎是未成年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但本次调查颠覆了人们对未成年人基本犯罪类型的认识。调查显示，居前六位的犯罪类型依次是：抢劫犯罪，占58．8％；故意伤害犯罪，占13％；盗窃犯罪占8．8％；强奸犯罪占8．2％；抢夺与故意杀人犯罪各占3．5％和3．4％。其中，抢劫、故意伤害、强奸和故意杀人四类暴力犯罪，合计占到未成年人全部犯罪的83．4％，暴力犯罪无疑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主要类型。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结构从过去主要集中于财产犯罪转为以暴力犯罪为主的这种整体性变化，又主要是由于抢劫犯罪比例的持续大幅上升和盗窃犯罪比例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未成年人抢劫犯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显著增长，也是近二十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中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本次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趋势，表明以抢劫为首的暴力犯罪已经稳居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位置。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以暴力犯罪为主和运用暴力手段应对被害人反抗的行为倾向性，其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其一，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因更多地指向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在犯罪性质和客观危害上已趋于严重化；其二，表明现阶段未成年犯罪人在道德情感上的冷漠与对社会最基本行为规范的漠视。其三，基于同样的道理，调查统计也表明了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主动克服障碍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而后两者，正是衡量犯罪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核心因素。

　 （四）结伙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升

　 未成年人犯罪中结伙犯罪突出，既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性需要，也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渴望在成年人社会之外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一普遍社会心理需求的自然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在这方面形成的模式化认识是：未成年人结伙犯罪都是临时纠合的松散群体，谈不上行为的组织性因而危害有限。但本次调查发现，虽然遇事一哄而上、事后各奔东西的临时纠合型犯罪依然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主要形式，但当前未成年人结伙犯罪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趋势已经显现。这正是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增大的集中表现。

　 一方面，在未成年结伙犯罪者中，有42．7％的人（包括多选者）报告在犯罪团伙中有明确的支配者。而有明确的支配者存在，就意味着团伙中客观存在组织与被组织和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同时，从本次调查所获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人数看，87．9％的团伙在三人以上。其中，又以4至6人的中型团伙为最多，所占比例为46．2％，更有5％的团伙属于10至15人的大型犯罪团伙，而20人以上至30人的超大型团伙，也有1．2％的比例。团伙规模趋于扩大本身也说明了团伙成员之间的非平衡关系和支配性人物对团伙凝聚力的客观影响的存在。

　 另一方面，更具有直接说服力的是，从处于支配地位人员的身份看，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成员中的核心成员已经能够以其反社会性的号召力，对其他团伙成员发挥着类似于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的作用。调查发现，在少年团伙中支配频率最高的是两类人：一是“胆子大、下手狠”的人；二是“经验多、主意多、进过公安局”的人，而年龄要素已经不再是在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中获得支配权的关键因素。核心成员的身份决定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在功能上已经能够通过对团伙成员进行必要的分工与协作来提升其犯罪能量，在性质上也已不再是临时纠合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少年犯罪组织。对此，先前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揭示。如2005年针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已出现一些由未成年人组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组织严密，内有帮规，成为未来黑社会骨干的预备班。[5]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也应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综上所述，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出的社会危害性趋重与人身危险性增大的趋势，对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奉行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主张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慎用刑罚，即使必须适用刑罚，也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2004年以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成为刑事法治领域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6]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和应用中，突出宽缓刑事政策在制度构建和司法处遇中的作用，成为当前刑事法领域的主流声音。由于我国一直对未成年人犯罪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思想，加之近来宽缓刑事政策的强势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几乎是一边倒地主张运用宽缓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从宽处理。如有观点强调，应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尽可能借助犯罪中具体的酌定量刑情节，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重刑化；[7]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具体刑事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一政策体现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的一面。[8]言下之意，似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只讲宽缓的一面就可以了，而不必像对待成年人犯罪那样注重宽与严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适用于所有犯罪类型的基本刑事政策。虽然这一刑事政策在应用于不同犯罪类型和犯罪人时，在宽严两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注意保持宽与严之间的协调和相互补益，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综合效益，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和核心所在。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侧重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宽缓方面，或者说应当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这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所特有的生理和心理规律，也是刑法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应当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在客观社会危害还是人身危险性程度上，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儿科”犯罪。客观的犯罪态势要求我们以比对待成年人犯罪更加严肃和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性，并着力采取科学合理的预防和矫治措施，切实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及时消除未成年犯的反社会倾向。就当前而言，强调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坚持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尽可能多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正常环境下改正和健康成长的机会。[9]但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犯罪人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的认识偏差，纠正凡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就忌讳或不敢合理地从严的错误做法。对那些社会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未成年犯罪人，对那些常习性的未成年惯犯、累犯，尤其是少年帮伙中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分子，理应在法治原则范围内予以必要的严惩。这既是刑罚防卫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强制挽救与保护性矫正功能、防止其在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不归之路的客观需要。

　 其次，对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1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贯彻宽与严两方面的“相济”，主要体现的是“宽”中也应有合理的“严”，也就是在整体上以适用宽缓刑事政策为基调时，要注意特别情况下严厉刑事政策的正确适用。同时，对一般观念上应当从轻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当有事实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确较小、犯罪情节的确比较轻微时，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的一面现实地适用到他们身上，而不应进行模式化的从宽处理。如果事实证明犯罪者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在处理案件时就应当在法定限度内体现出应有的“严”的政策要求。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应注意切实体现“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的策略思想。“宽”与“严”作为反犯罪活动的两种用力方向相反的策略和措施，从其发挥犯罪控制功能的客观需要角度看，虽然包含着刑事手段的运用要遵循“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法治原则要求，但其着力强调的则是“该宽者应更宽、该严者应更严”策略思想。因为，如果只是四平八稳地强调“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只是罪刑均衡原则的应有之义，只能满足在常态环境下应对常态犯罪情形的需要，而真正需要讲究犯罪控制艺术和提升犯罪控制效果的，则是处理属于“宽”与“严”两极化的非常态犯罪情形。因此，如果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严”主要解读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则这一政策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借助于刑罚方法反犯罪活动的策略意境，其指导运用刑罚方法抗制犯罪的策略价值和有效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政治决策者所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通过有效调节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来帮助促进社会和谐因素的政治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

　 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中某些严重的情形采取“该严者应更严”的处理，是与其他情节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相比而言的，而不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参照在其基础上从重处罚。具体来说，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严厉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处罚的从宽幅度上应从严把握，一般宜掌握在从轻处罚的幅度内，在无其他从宽情节的情况下，慎用减轻处罚。在未成年人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可以对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不从轻处罚。[11]

　 2．对属于应当适用严厉刑事政策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如奸淫幼女且系累犯）时，不仅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不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3．如果行为人除具有一个以上的法定从重情节外，还有若干酌定从重情节（如奸淫幼女并系累犯，同时犯罪手段极端野蛮且犯罪后拒不悔改），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顶格判处刑罚。相应地，在未成年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这个问题上，笔者持肯定态度。[12]

 

【注释】
[1]为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课题组选取北京、湖北、贵州三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等距抽样法，在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随机抽取30％的男性在押人员作为问卷发放对象。实际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83份，其中有效问卷96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以下所用数据除另注释外均为本次调查的原始数据。
[2]1991年8月至1992年2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八省市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064名未成年人、875名18岁至未满25岁的成年人。其中选择有两次以上违法犯罪经历的为577人，占29．1％。参见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课题组：《关于八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载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2001年第2卷）》，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382页。
[3]参见罗大华、刘邦惠主编：《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4]参见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编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5]席小华、金花：《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6]王东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7]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8]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9]例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我们就倾向于在一般情形下不将其作为转化型抢劫犯罪的主体。具体参见李希慧、徐克华：《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10]王同庆、王春立：《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11]参见孙国祥：《保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2]有些学者主张对未成年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认为适用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参见郑鲁宁：《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的探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郑齐猛、邢春平：《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缺陷》，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第2期。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中罪行极其严重的，可以适用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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