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编纂的角度看孔子

　　春秋末年，孔子对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思想。本文通过分析孔子档案编纂的目的、影响，阐述孔子档案编纂的思想，为如今的档案编纂工作提供指导。

　　1 孔子档案编纂的目的

　　孔子进行档案编纂的主要目的是“编以致用”，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方面：

　　1.1 用作教习弟子的教材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周王室式微，保管档案的史官地位明显下降。为求生，一些史官将档案作为见面礼，奔走各国求取官职，导致大量档案流散。同时，“学在官府、学必有师”思想的盛行，导致平民无法接触到官学。

　　此背景下，学富五车但在政治上失意的孔子开辟了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注重教育，主张“有教无类”。他对古代档案资料进行搜集整理，集自身所学，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其编纂成果，不仅被视为儒家经典，同时也为其教书育人提供了教材。他以“六经”为教材，以文学和品行为教学内容，以“六艺”为科目。《论语》中记载孔子用《诗》教育弟子：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用《书》教育弟子：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司马迁说：“弟子盖三千焉，向勇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著名的颜回、子路、子张、曾参都是孔子学生。孔子师生借助所编纂的档案，共同担负着闻道济世的重任。

　　1.2 传承思想文化

　　孔子，春秋末期鲁国人。鲁国是西周政治文化中心，是文物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国度。周公制定的礼乐典章和史官记载的国史及其保管的文献较完备地保存在鲁国。孔子系宋国贵族子弟，其七世祖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和宣公，为人谦恭俭朴，熟悉古文献，《诗经》中的《商颂》便是他所作。宋为商之遗国，孔子自幼受到严格母教，“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即演习祭礼。孔子深受宋鲁文化（实质上是商周文化）熏陶，又有家庭文化传承，故对商周文化推崇备至。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周?Y在孔子看来是千秋不变的规范。《今文尚书》孔子编篡的二十八篇中《周书》占了一半，内容大多数是关于周公的档案文献，。孔子曾有久不复梦见周公的感叹，将周公视作周文化的代表，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代礼仪制度。“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当时存世的文献有许多缺遗。68岁孔子回到鲁国，自知平生的政治主张已难以施行，于是下决心将文献传承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写“六经”。六经处处体现着孔子的思想核心――“仁”与“礼”。他在编《诗经》时就录入了不少反映“怨”、“刺”内容的诗篇，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家父作诵，以究王?K。或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等。《雅》与《颂》中的诗篇不仅重现了当时周朝的兴衰过程，同时也是孔子理想的政治形态。《尚书》记录了历代君主的言行。如：“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尚书》中称赞舜、禹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以及对舜、禹的颂赞均是孔子理想中君王的体现。《孟子》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礼记》中的“仁”也屡见不鲜，如：“仁者安仁。”《周易》中的：“仁者见之谓之仁。”可见“仁”这一思想贯穿在整个“六经”的中。凡是不符合“仁”的思想，孔子就“攻乎异端”，大胆修正。“显然，孔子已是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和满腔政治热情寄托于六经的编纂之中。

　　2 孔子档案编纂的影响

　　孔子20多岁开办私学，40多岁开始删定《诗》《书》《礼》《乐》。68岁返回鲁国时，他发现时局已乱礼崩乐坏，孔子深感自己政治抱负已无法实现，便将自身所有精力投入到“六经”的整理中。孔子档案编纂的成果―― “六经”，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2.1 思想领域

　　90多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曾说过“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春秋战国时，周王朝丧失其统治地位，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学说，虽当时未能采纳，但后来儒家成了显学。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学说遭到贬抑。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术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儒家提倡“仁”、“义”，备受后统治者推崇，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与道德主流。“六经”之所以有至高的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封建社会人们安身立命、治国齐家、交往相处的法则。《论语》的宣扬的是忠恕；《周易》提倡的是坚韧；《诗经》教会人们感受和抒发；《尚书》教会人们开拓与创新；《礼记》是人际关系的准绳；《春秋》是治理国家的法则。

　　2.2 文学教育领域

　　秦以前人才的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汉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自隋唐至清，1400年间人才的选拔采用的是“科举制”。其命题必出自“四书五经”。 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四书五经”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修身之法则；是统治者奉为的治国之圭臬。“六经”长期作为中国士族的教课书，其影响贯穿2100年的中华帝国史。“六经”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诗经》、《春秋》不仅开创了两种文体，其艺术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总结为“赋”、“比”、“兴”。“赋”就是直接抒写和铺述；“比”就是比喻；“兴”，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春秋笔按法左丘明所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时至今日，“战战兢兢”、“聱牙诘曲”、“暴殄天物”等成语依旧在生活中频频运用，不仅可见 “六经”的文学成就之高，亦可见“六经” 生命力之长久。 　　3 孔子档案编纂的指导思想

　　孔子编纂档案的主要指导思想是真实可信、事实求是。《诗》、《书》、《礼》、《易》大都是档案的汇编，《春秋》虽属编述性的作品，但基本上是依时序排例的大事记。因此“六经”被视为研究历史的可靠史料。

　　3.1 “真实可信”

　　朱熹说“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孔子也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即对文献的讲述和整理，“作”也是知而后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而作之，择善而存”的思想，即通过对档案材料的细致鉴定，将有价值的资料保存下来。孔子编纂《书》时搜集了三千多篇公文档案，按照“上断于尧，下讫于秦”进行选材，其余“五经”的也全部来自于历史文献，且忠实于原文，只作删、定、赞、修，尽可能使原始材料保持其历史真实性。孔子生活的时代巫鬼旺盛，但他崇尚道德不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孔子对于怪异与鬼神等荒诞材料的处理在《周易》中特别明显，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原本是卦辞，但孔子从义理出发，鼓励人们做事情该持之以恒。《周易》原为占卜之书，孔子采取“不占”的态度来释义，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之类的虚假材料去掉，也表明其“真实可信”的编纂思想。鲁迅曾赞许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时代，偏不肯承俗谈鬼神。”

　　3.2 “事实求是”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认为把事实照录下来，要比自己空发议论明白得多。古代文献在流传中难免产生讹误，孔子对待档案编纂的原始材料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杜绝主观武断，坚持无征不信。孔子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史记》云：“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子以《鲁史》作为蓝本，删去无稽之谈，存留有教化意义的文献，使《春秋》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方面远高于先秦诸子的著述。孔子编纂《书》，同样避开传说人物，而后“编次其事”。据《史记》记载，孔子编纂《诗经》时，“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去粗取精，最终形成三百零五篇《诗经》文本。“事实求是”编纂思想也表现在孔子对自然现象的?录上，如《春秋》中，记载鲁国三十七次日蚀，最早的一次是鲁隐公三年二月，比西方早了135年。对哈雷彗星的记载比欧洲早670多年。《诗经》记载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地震、日食同时发生，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地震记录。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铖”。正是孔子对档案编纂的审慎态度。

　　综上所述，孔子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创始人，他编纂“六经”是我国第一部档案文献汇编成果。他整理和编纂档案的经验和理论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也是科学的；编纂原则、方法时至今日仍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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