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016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文献计量分析

　　1 引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其项目研究具有较强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作用。[1]自1994年起，我国开始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科，并将档案学作为此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进行立项。

　　近年来关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包含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内容方面涵盖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由于档案学是作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立项的，很多学者对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是归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内进行的，有的学者对项目立项的类别、时间、机构、项目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有的学者主要从项目的主题词或者关键词进行分析，人?榈鼗?分多个主题或关键词，并统计其频次，这种统计主要依赖于统计者的主观分析，统计结果也具有主观性。其次单独将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剖离出来进行统计分析的较少，缺乏关联和可视化分析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96年～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所载档案学专业项目为样本，对立项类别、时间、机构、主题词进行关联分析，探索档案学专业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发展趋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2]为统计源，对1996年～2016年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进行统计，为了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将档案学专业的项目从中剖离出来，进行数据清洗。由于近年来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增强，对于查看项目名称无法清晰判断的，但通过查看其立项人、立项机构以及立项人在中国知网中以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是否属于档案学专业的项目。因此，本文在数据清洗时，人为地将部分项目进行了剔除，以确保本文统计分析的针对性，我们将清洗出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统称为档案学专业项目，下文沿用此称谓。

　　据统计，1996年～2016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共1479项，其中档案学专业项目共160项，占10.8%。档案学专业项目中一般项目104项，占65%；青年项目39项，占24%；重点项目11项，占项目总数的6.8%；西部项目5项，占3.1%；后期资助项目1项，占0.63%。由此可见，档案学专业项目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总量中的比例较小，且项目集中在一般项目，其次是青年项目，而重点项目和西部项目是仍值得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2.2 研究方法。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的数据为基础，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 CM6进行词频统计，将关键词导入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Gatton 商学与经济学院管理系 Steve Borgatti 教授开发的NetDraw 软件进行语义网络分析，运用百度EFE数据可视化团队开发的Echarts3.0软件[3]进行地区可视化分析，进而通过时间、项目人、地区与主题词的对应关系来看当前研究的趋向、深度与广度。

　　3 研究结果

　　3.1 关键词词频统计。在文献计量分析中，关键词既可以体现一篇文章的核心，又能反映出某一学科的中心度，在某一研究领域，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代表这一领域的热度。[4]利用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 CM6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对分词明显有误的进行修改、同义或近义词进行合并，剔除掉泛指性较强的分词，如“研究、档案、我国”等，关键词词频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鉴于在关键词进行分析时，人为预设研究主题多受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的影响[5]，同时，为了确保机器分词的正确率，我们对提取出的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用Netdraw软件绘制成可视化图如图1所示。在图1中，每个方块代表一个关键词，方块越大代表着其自身的热点与关注度越强；这里的关键词即是语义网络分析中的节点，连接节点较多的关键词之间联系也较为紧密。

　　结合计量法和文献内容分析法进行主题分析，为了便于统计，本文将档案记忆与文化遗产归为档案文化；将档案利用、开放、服务，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归为档案开发。据统计可知，总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词分别是数字档案资源、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档案开发、历史档案、档案文化等。其中数字档案资源、档案开发、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的频次跃居前几位，成为热度较高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手段，除了这几大高频关键词之外，历史档案、档案文化、档案法学近几年来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关注。

　　在这些关键词中，数字档案资源以数字档案著录标准、管理策略与模式、基本结构、运行机制最受关注；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以管理元数据标准、标准体系、管理论体系建构、政务信息开放关注较多；档案开发以档案利用、档案开放与档案服务、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关注较多；历史档案以古代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地方档案史关注较多；在档案文化方面，关注较多的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与实现机制；档案立法研究、档案法规体系、档案法制近几年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3.2 成长趋势分析。对近二十年档案学专业项目年度数量进行分析，可知档案学专业项目数量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我们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1996年～2000年划分为第一阶段，2001年～2005划分为第二阶段，2006年～2010年划分为第三阶段，2011年～2016年划分为第四阶段，并绘制出每个阶段与相应主题词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查看其研究的态势。由此可知，第一阶段档案学专业主要集中于档案事业、档案价值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个阶段档案学专业仍处于稳步发展时期，侧重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2000年以来，电子文件、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成为热点，贯穿于余下的三个阶段，档案信息化、数字化的研究是时代发展对于档案领域的要求，也是档案学科自身发展的不断进步、深入与完善。 　　表2 阶段与主题词对应表

　　3.3 地区关注度与机构分析。运用百度EFE数据可视化团队开发的Echarts3.0软件对项目承担单位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将每个城市所承担的项目数量进行统计，将数据导入Echarts3.0软件，并在Echarts Examples[6] 的基础上进行编程，探索档案学专业研究的重点地区。通过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颜色较深的为项目数量较多的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等地，位列前列的城市还分布在江苏、湖北、安徽、河南，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逐渐形成了档案学专业研究的核心地区。而西部内陆城市项目数量较少，且集中分布在宁夏、四川、广西等。

　　对档案学专业项目的机构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知道研究机构的科研水平和活跃程度，档案学专业项目中所涉机构包含高校、党政机关和军队系统。高校所承担的项目较多，是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其次是军队系统，对于数字档案的研究较为集中与深入；而党政机关所承担的项目最少，更侧重于应用性和实践性。

　　4 结论

　　由本文的计量结果分析可知，档案学社科基金项目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总量中约占10%，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学科地位有待提高[7]。一门学科在一定历史时期?鹊姆比俪潭扔敕⒄骨魇迫【鲇谀谕獠苛街忠蛩兀?一是时代发展对于学科的要求，这是一种外在拉力；二是由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这是一种内在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档案学领域研究内容在不断深化与拓展。当前档案学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内容主要涉及数字档案资源、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档案开发、历史档案、档案文化等方面。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档案学专业项目的内容存在较强的热点研究主题，“互联网+”时代为档案学领域中数字档案、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社会的转型也促使档案学研究视角更为宽广，不再仅局限于档案界内部，以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视角看待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了档案记忆和档案文化研究的热潮。

　　（2）档案学专业项目的数量在不断增长，青年项目数量的增长较为明显。青年学者为档案学专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助于学科发展的传承与沉淀。另外，档案学研究的队伍较为单一，高校始终是主力军，侧重于理论研究；而侧重于实践理论研究的党政机关等实践部门所承担的项目却在逐年减少。根据认识论原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

　　（3）档案学专业项目有明显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利用其地处沿海的优势，较为开放包容，接受新知识、新观点的能力较强，学者也更为注重对知识的吸收与转化，创新能力较强，承担的项目也较多；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对数字档案、电子文件及电子政务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开放且在不断深化，而西部内陆城市较为传统保守，研究主题多为少数民族档案、历史档案，发挥了其优势特征，但是承担项目数量较少。

　　我国档案学研究处于稳步发展中，总体来看内容较为丰富，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不断增强，对于档案学专业社科基金项目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档案学研究在注重热点问题研究的同时不可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学科基础理论对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注重学科自身的协调发展，构建学科基础理论体系需要注重结合时代的发展与实践，当今这个时代更加注重团队协作和知识共享，推动高校研究人员与档案馆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将对档案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保证学科发展的坚实根基，构建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仍需付出更多努力。第二，档案学领域跨学科研究逐年增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必然会带来学科研究广度的扩展，以及学科范式方面的研究，这对于档案学研究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如何保持学科发展的根基与定位是值得思考的。第三，档案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虽有西部项目的支持，但是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为保证区域研究的协调发展，需做好科研规划，加强区域、城市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优势互补；西部地区自身应注重人才培养，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将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国家政策相结合，发挥独特的区域优势，填补档案领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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