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和途径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ity of micro-archives， analyzes the capacity of micro-arch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which involves continuing the history， portraying details， highlighting the vitality， expanding depth， and also thinks about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social memory in mining information，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using the media， etc. The purpose is to show that micro-archives have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 dimensional social memory.

　　Keywords： Micro-archives； Social memory； Archival memory

　　中国历史庞大而恢弘，《尚书》《春秋》《史记》《资治通鉴》无一不是史官记载，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史学著作；与这些正史相比，那些记载普通民众或历史背后的细节材料的文献则少之又少，这与中国的“大历史”书写思维定式中缺乏“小历史”“微记忆”的记录习惯不无关系。[1]

　　随着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选择信息、获取信息的途径更为便捷，言论表达自由也让我们每个人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微档案作为一个新概念应运而生，成为档案一种重要且特殊的表现形式。

　　1 微档案的特点及其存在的普遍性

　　1.1 微档案及其特点。微档案是一个新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微档案是指基层民众、微小组织或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或个人具有利用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记录。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层性，与那些官方形成的档案不同，微档案主要来源于基层民众，来源于生活；二是散存性，由于形成主体的“微小”、基层，微档案常散存于个人或微小团体、组织手中，形成比较分散、随意；三是无序性，由于微档案的形成主体广泛，故而其数量相当可观，如若做到像官方、政府部门形成的档案那样被有序整理存放在档案馆中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微档案往往得不到统一的组织管理，表现为一定的无序性；四是边缘性，形成主体的局限性造就了这一群体形成的档案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与报道，更多的是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尽管微档案存在以上诸多特点，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形成主?w虽小，却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形成领域虽微，但包含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形成价值虽浅，但数量可观，故而其整体价值将成为时代与社会的真实有力写照。[2]

　　1.2 微档案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微档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以往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关注“大历史”“大档案”，从而忽视了对那些数量广泛、价值分散乃至形成过程带有随意性的微档案的管理。正如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所说：书面证据的局限之一，是没有什么人会费心记下他们视为自然的东西。[3]可见，历史不仅是史学家提笔书写的那些，也不单单是档案库房保存的那些案卷和文物，更多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是由他们自己传承与守护的。

　　以往的工作缺陷并不能解构微档案的价值，其对于社会个体生存状况的有效关注，使得这些来源于社会基层、微小组织、社会边缘团体的微档案直接记录和反映了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抛弃了以往“大历史”“大档案”的书写思维，精英档案管理的理念，使档案工作更加贴近民生、接到地气，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亦是社会记忆建构的有力补充。

　　2014年，嘉兴市档案局创新开展“掌上档案”服务，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嘉兴档案”，可以了解到嘉兴民间故事、地方诗词、革命遗址、档案史志小知识等10余种资源。此外，窗口下方还有3个可以点击的功能模块，分别为“嘉兴记忆”、“网友晒宝”和“微服务”。这些举措无疑是档案部门通过整合开发利用微档案来建构社会记忆、展现城市历史的创新方式。那些尘封已久的老照片、趣味无穷的嘉兴民间故事都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它们通过这一平台得以展现，让嘉兴人寻找到他们的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成为嘉兴人的集体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些微小的档案故事给档案文化传播和记忆传承带来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注重通过一个个微档案记录的故事和人物来展现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来引发人们对档案的关注和了解。

　　2 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

　　社会记忆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它既是与历史的沟通，也是与现在的对话，更包含着未来，对于民族和人类的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4]保罗?康纳顿曾提出，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这种“建构”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借由选择来感知人类历史和自身过去。微档案作为档案中的一种特殊类别，于普通民众、边缘群体中形成，更具有贴近生活，融于社会的特点，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亲切感，对于建构社会记忆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2.1 维护历史连续性。社会记忆有着复杂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过往生活的全部，然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完整性往往受到很大的挑战。档案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的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对于社会中的基层民众、微小组织和边缘、弱势群体的记录，这对于构建更加真实、完整、连续的社会记忆产生了消极影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书写者，而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写就的史书往往是“一家之言”，囿于书史者的精力、个人视野和史书的篇幅，我们所见的史书往往只能记述一些主要的大事或者作者想让后人知道的事，无论正史抑或野史。而当后人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祖先的形象是如此的清晰而模糊。清晰的是史书告诉我们的是如此的明确和清楚；模糊的是史书没有记述的历史是如此的空白和虚无，其中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状态的文字记录更是少之又少。此时的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残片来一点点补全我们的历史、我们对祖先的记忆，一块带图纹的陶片、一个带铭文的青铜器、一块经纬交织的丝织品，等等，正是这些历史遗留的微档案补全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记忆和想象，也正是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微档案微记忆和我们的史书和档案一起构筑了我们宏大的历史和今人对祖先的记忆，维护了历史的连续性。

　　2.2 刻画事件细节性。二战中，日裔美国人对于战争的贡献众所周知，分派在欧洲、美国本土乃至被派往亚洲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尼西”（Nisei，即日文“二世”的谐音），用他们的作战能力、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生养自己的美国的忠诚，证明了自己是美国的好公民。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在日军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后，当时美国国内对日裔美国人的敌意。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此次偷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日侨提供的情报，为此，“小日本”的蔑称被公开使用，“小日本在做间谍、搞破坏”等流言四起，打砸日裔美国人的商店，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亦是家常便饭。美国政府也“顺应民意”，1942年2月19日，时任总统罗斯福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以安全为由，驱逐生活在太平洋沿岸所谓“军事区”一带的所有日裔美国人。据统计，共有11万到12万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首先被安置到“集合地”，而后被送到“再安置中心”（现通常被称为“囚禁营”“集中营”）。

　　在这样一个战争环境下，日裔美国人无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美军高官曾公然宣称：“日本鬼就是日本鬼，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在得到释放之后，陆续对二战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提起诉讼，生动的影像、照片，翔实地记录了生存环境的恶劣，亲历受害者用自己的真实回忆阐述那段身体和精神面临双重折磨的历程。遭到囚禁的江上初音表示：“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些帕萨迪纳日裔美国人便不再被当成人看待，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个号码，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痛苦和悲哀。”[5]这些关于细节性的记录、回忆与那些一带而过、更多时候则是隐晦不言的官方叙述不同，更多地刻画事件的细节，展现了每个受囚禁者真实的心理、生活状态，生动而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特殊环境下历史的真实情境。

　　2.3 彰显记忆生动性。微档案有着自己最广泛的非官方形成主体，这种形成的不受控制性、内容的丰富性造就了其在建构社会记忆过程中能够从多种角度更加生动地反映事实。安格拉?开普勒曾说过：人们所回忆的往日的当今和人们回忆时所立足的现在的当今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这些构造物依赖人们的集体回忆，并通过集体回忆得到保持。[6]

　　SAADA（南亚裔美国人数字?n案馆）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非营利组织，通过记录、保存和分享南亚裔美国人独特且多样的经验性故事，来建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正是通过来自每一位南亚裔美国人的经验分享、生活故事分享，承认每一位普通人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样一个基于后保管模式的数字档案馆才得以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利用，其在促进馆藏多样性方面所做的努力，也为建构更加生动翔实的社会记忆提供了保障。每一位南亚裔美国人形成的档案都是一个个微档案，作用有限，但是通过SAADA这样一个平台，他们得到系统的组织、发布，从而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国家、民族记忆。

　　2.4 拓展认知深度性。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从事着最苦最累的活，但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甚至不能公平地分享医疗、就业、教育等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农民工无疑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钱江晚报曾策划报道《跟候鸟一起飞――行进中的乡村年度档案》，通过报道在杭州打工的农民工的生活故事，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农民工这一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其中一位农民工叫罗教树，不到1.65米的他却在14岁就离家打工，靠着一双手，先后做木工、铝合金工，做模子，从一无所有到盖起新房、送孩子上大学，一步一个脚印，艰辛而踏实。诚然，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小家庭乃至他的故土家园、社会变迁。正是这些报道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农民工这一群体生活的艰辛、工作的不易，也正是这些涵盖文字、照片、录音乃至影像的记录不仅成为他们个人档案的一部分，亦是广大农民工群体档案的一部分，在建构属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不再只停留在表面的官方报道、统计数据、人员流向，而是站在农民工群体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唤起社会的关注。

　　3 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途径

　　3.1 挖掘情境性信息。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曾指出：从一个档案组合中抽出来的单独的一份文件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并不会比脱离了某种绝迹的不知名的古动物整副骨骼的一块骨头所能告诉我们的更多一些。以前多用来说明档案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但如果放大一点看，它更是在强调档案在其形成时的动机、目的，即档案产生时的情境或其背后的历史。[7]利用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时，不但要关注档案本身的内容，更要挖掘其记录外的信息、挖掘隐藏在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

　　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不能只局限于档案本身所记录的内容，还应看到它背后的东西，如微档案形成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乃至形成者的生活状态，从而多角度分析、挖掘其价值，以对社会生活起到指导、警醒的作用。如抗战老兵、战争亲历者对二战的回忆，不仅具有丰富史料的作用，更多的是让人们了解到和平的不易，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3.2 把握记忆时机。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过去是一种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8]现在的关注既涉及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的各种看法，也涉及到现在决定了哪些社会记忆被激活，构成我们活生生的过去，成为我们所关注的记忆中心。[9]

　　宗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宗族档案是宗族文化的体现和反映，涵盖族规家法、族谱、道德品质等各个方面。2011年6月，以“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百姓论坛于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行，此次论坛台湾有60多个姓氏近700位宗亲代表参加。台湾宗亲代表翁瑞昌先生表示：“虽两岸体制不同，但宗族的血缘是永远不能切断的，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应利用海峡百姓论坛，多交流往来、沟通了解。”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国人的习俗与传统，在两岸关系亟待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宗族档案加强两岸交流、促进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于恰当时机发挥宗族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和途径。

　　3.3 利用现代传媒。德国学者韦尔策曾指出：“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视觉被极端特权化了，所以它们很可能被看做是最出色地传承着过去的媒体。”[10]微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扩大其社会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档案的重要性，作为微档案的一种，一份完整的家庭档案对于建构社会记忆、时代记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沈阳市在开展“档案进家庭”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庭档案网――沈阳家庭档案网，作为百姓展示自己和欣赏他人档案的平台。在该网站上，用户不但可以浏览发布信息，还可以上传自己家庭或相关的照片、录像、录音、文章等，这一举措除了可以让一些珍贵的家庭历史、记忆、瞬间得以定格永存，还可以唤起一代人的共鸣，唤起大家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故而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增强微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效果无疑是一种事半功倍的选择。

　　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基层民众、微小组织、社会边缘群体形成的档案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微档案建构传承丰富立体的社会记忆仍是我们每个档案人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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