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0年代海外“保钓、统运”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1970年代初以美国为主体，爆发了波及欧洲、澳洲、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华人“海外保钓运动”，当1972年5月15日美国不顾全球华人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将琉球附带钓鱼岛交还给日本后，保钓主题开始下降，保钓人士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大陆，他们看到了保钓运动期间台湾当局一些官员对钓鱼岛问题的颟顸无知与不作为，看到了台湾当局为了保住联合国席位而不敢开罪美日，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旗帜鲜明立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火如荼。于是，一部分左翼的保钓人士就将保钓主题逐渐转变成“中国统一”，就事件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保钓”到“统运”是“保钓”的升华和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笼统地将“统运”算作“保钓”的一部分，本文为了将这两个互有联系的事件论述得更透彻，姑用“保钓、统运”称呼之。

　　目前全球收藏有“保钓、统运”资料的有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其中前两家单位图书馆珍藏得最多，学界目前对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统运”收藏情况进行介绍的论文有三篇1，主要是该馆的工作人员所撰写。在其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想就这批资料的整理工作再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更主要的是对这批资料的学术和现实价值进行评估，并指出利用这些资料展开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向，以期最大限度发挥这批资料的作用。

　　1 “保钓、统运”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新方向

　　自从2007年9月，当年美国保钓运动中坚、休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周本初将其珍藏了30多年的12箱“保钓、统运”文献捐赠给了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后，目前该馆共接受了136人次、1.4万余文献资料的捐赠。这些资料有视听型的，如电影胶片、幻灯片、照片、录像带、有声影片等，仅幻灯片就有2300余张，照片数百张。有实物资料，包括游行示威的徽章、袖章、额带、电影放映机等，这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少。最主要的是文字性的印刷文献，如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信函、剪贴、会议纪要、海报、曲谱等，期刊与报纸共计4574件，单篇文章或简报计2585件，图书86册，来往信函1008件，其他印刷型文献（包括会议纪要、海报、曲谱等）计3800余件。[1]这些资料从数量、类型来说不可谓不庞大，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也专门成立了由周本初先生亲笔题字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该馆专门制定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统运”资料管理办法》，制订了元数据著录方案、数据编纂规格与工作流程，在该馆人员的辛勤工作下，经过几年的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开辟专题展室。自2010年该馆即开辟“保钓、统运” 专题展室，每年都举办一次保钓专题展览。（2）进行大力宣传，开设专门网站。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网页设置了专题网站――“捐赠园地”，[2]其中就有很多“保钓、统运”文献的捐赠信息。设立了专门的“一九七?年代‘保钓?统运’口述历史”网站[3]，对保钓亲历者进行口述历史的收藏。（3）举办多场专题报告会。老保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笔者的研究兴趣一直是保钓运动，也见证了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对“保钓、统运”资料筚路蓝缕，由发轫到现在已然成为国内最权威的珍藏这批资料的学术单位。在查阅资料之余，与该馆工作人员交谈，发现他们也非常乐意倾听来自科研人员的内心体会。应该说该馆目前做的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就笔者所及，认为“保钓、统运”特藏资料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发挥更大的学术和社会效益。首先，应多加强与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特藏室”的联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往往当年的保钓左翼人士倾向于将资料捐赠给北京清华如周本初、吴国祯、杨思泽、张才、龚忠武、林盛中等，右翼或者中间派则倾向于捐赠给新竹清华如保钓右派成立的“爱盟”部分成员、中间派的林孝信、刘源俊、李雅明、李怡等人。笔者对两家清华大学图书馆都进行过资料查阅，虽然有些刊物重合，但由于政治观念不尽一致，会导致捐赠人手头上拥有的刊物期数也有所不同，因为毕竟关注的文章重点不一样，因此两地所藏刊物的互补性极强。就笔者所及，两地都没有完整的某一刊物的全部。目前两地都实现了数位化，针对没有的部分，可以通过馆际传递的方式实现互通，使科研人员没必要两地奔波。

　　其次，要重视“一九七?年代‘保钓?统运’口述历史”网站建设。对保钓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而且尽可能扩大访谈数量，不仅是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而且可以与文献资料进行互证，有效避免孤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对1970年代老保钓进行访谈迫在眉睫，他们已进入暮年，时间不等人，最近数年仙逝的就有好几位，有些笔者还认识或是钦慕已久，但没来得及做口述访谈，这的确是非常遗憾之事。有些历史事件随着历史车轮的碾过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相较于更早期历史，由于时间接近，从年龄上来说对1970年代老保钓多做一些口述访谈就等于为历史多保留了一些火种。最后，正如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何玉老师所认为的：“作为研究型的高校图书馆，海外‘保钓、统运’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提供读者服务，组织专题研究。”[4]不是说任何的史料都有价值，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才值得深入研究，“保钓、统运”资料无疑具备上述特点。

　　2 “保钓、统运”资料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1 “保钓、统运”资料的学术价值

　　1970年代“保钓、统运”的研究，学界有老保钓龚忠武、王晓波等编辑的一些文献如“春雷”系列和“壮志未酬”上下册，这些资料都是老保钓从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当年保钓刊物中摘编出来的，相较于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文献资料则九牛不及一毛。“保钓、统运”资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 　　2.1.1 “保钓、统运” 资料是1970年代全球保钓运动的全记录

　　2.1.1.1 示威游行资料。资料中有当时全美组织的几次大的示威游行如1971年1月29日在北加州地区（主要是旧金山）和洛杉矶举行的示威游行；1月30日在美国六大城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檀香山等）举行的示威游行以及4月10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华盛顿“四?十”大游行的全记录，不仅各个高校保钓会所编印刊物有游行示威记录，很多捐赠人数量众多的手稿也记录了当时保钓人士之间为筹备游行示威所召开的小型座谈会、游行示威注意事项活页以及相互间私人信件的心路历程。

　　2.1.1.2 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所做的其他重要事情的资料。比如给台湾当局和蒋介石写的公开信，著名华裔科学家陈省身为首发动的在《纽约时报》登载钓鱼岛属于中国广告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包括陈本人的手稿以及筹集经费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教授得知笔者研究保钓运动，就问保钓资料中有没有陈省身先生的手迹，因为南开大学建有陈省身先生纪念馆，巧的是，《纽约时报》广告的初稿就是由陈所草拟，且有陈先生的签名，这充分体现了史料不仅对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对社会现实也有一定帮助。

　　为了在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是否通过《归还冲绳协定》前促使美方撤销其错误决定，保钓人士组成了“参议员说服小组”，进行院外Lobby活动，按理说台湾当局应主动承担起这一责任，但遭到无情拒绝，保钓人士只得自己“不可为而强为之”，以自身并不强大的社会地位与实力最终迫使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71年10月底举行了听证会。这批资料里有很多保钓人士游说各州参议员后，参议员所给予的回信，从回信看，很多议员对中国是抱有同情的，这些记录白纸黑字都留了下来，是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得到部分美国官员支持的有力证据。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批资料中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给保钓人士如钱致榕寄来的《审查报告》，里面明确说美国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Administration），不是主权（Sovereignty）。在笔者看来这是1970年代保钓运动对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做出的最大功绩。

　　这批资料里还有全美各个区域性保钓组织为维护钓鱼岛主权所做的事情，比如华盛顿大学保钓会因台北《中央日报》不据实报道美国保钓，且谄媚日美，于是在1971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同日）举行焚烧该报仪式。一些保钓会还在刊物中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等等。也记录了很多人为了参加示威游行宁可工作不要，为了参加保钓座谈会而开车十几个小时奔赴，大家其乐融融地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议论国事的感人事迹。也记录了台湾当局对保钓人士打压、威逼利诱的丑恶行为，更记录了保钓人士回到中国大陆，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赞誉他们是“海外的‘五四'运动”这样的鼓励。

　　2.1.2 “保钓、统运”资料也是1970年代中国统一运动的全记录

　　2.1.2.1 中国统一运动各地开展情况资料。作为保钓的继续发展和升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统运”资料一点不比保钓资料少，这缘于最初的捐赠者周本初就是美中西南地区保钓和“统运”的领袖，因而美东、美西、美中西南地区的“统运”资料中最全的就是美中西南地区。一个特色是这部分资料大都是手稿，这就更增添了其史料价值。“统运”发生在美国，异域他乡，如何进行“统运”工作呢？以美中西南为例，他们到华人中间去放映社会主义成就方面的电影如《东方红》《火红的年代》《天山红花》《红旗渠》《沸腾的群山》《成昆铁路》《南海渔歌》《创业》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稿中还有很多当时他们播放电影的“小窍门”等细节记录。创办以宣传中国统一为目的的《新中国》《东风》《星火》等杂志，难能可贵的如《星火》，一期十多篇文章，一篇文章动辄三四千字，居然都是手写的，有些笔者认出字体就是周本初先生本人所写，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还比如深入侨社进行服务，本质上是对华侨华人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勇于突破当时被国民党当局所控制的侨社，非常了不起，侨社服务这一块做得比较好的是美东地区，美东华侨聚集。美西一些“统运”人士用话剧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排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乘长风破万里浪》《东方红》等。

　　2.1.2.2 反对台独资料。反对台独方面的资料或许有些“意外”，但这就是原始资料的魅力所在。“统运”甚至其前身保钓，都有很多与台独作斗争的资料。当时台独势力主要在日本、美国也逐渐沉渣泛起，保钓的对手除了美日、台湾当局的掣肘外，台独也是一大危害。台独反对保钓，在保钓和“统运”人士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时，台独人士就会跳出来“拆台”，这批资料记录了很多次与台独势力作斗争的场景。反对台独还有另一形式，就是在刊物中撰文进行反击，刊物中反对台独的文章非常多，比如《群报》就自认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钓鱼台快讯》《柏克莱快讯》《统一》《水牛》《西雅图通讯》《大风杂志》《华府春秋》等就有很多反对台独的文章，这些文章至今读起来很多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反映了早在1970年代，在海外就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反对台独势力作祟，维护了国家统一。

　　2.1.2.3 发起两岸“和谈”倡议资料。在“统运”进行过程中，一部分自认为中间派的人士依托《野草》《桥刊》杂志，发起呼吁两岸“和谈”倡议，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对此都有所回应。他们还通过刊物为两岸的未来前途把脉，刊发一些文章如《台湾人的感情必须被尊重》（《西雅图通讯》第16期）、《台湾的前途――中国统一》（《西雅图通讯》第10期）、《促进中国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纽约钓鱼台月刊》1972年1月）、《衷心的愿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新苗》第26期）、《台湾的未来――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佛罗里达通讯》第2期）、《台湾的前途――走中国台湾自治的道路》（《燎原》第1期）、《关于台湾解放的一些认识》（《东风》第7期）等，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这同样反映了1970年代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两岸统一问题的关切，这部分资料学术价值也非常重大。 　　2.2 “保钓、统运”资料的现实意义

　　2.2.1 钓鱼岛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民间保钓具有主权宣示作用。“时效”是国际法认为的领土取得和变更的传统方式之一，“时效”是“一国对他国领土进行长期占有之后，在很长时间他国并不对此提出抗议和反对，或曾有过抗议和反对，但已经停止这种抗议和反对，从而使该国对他国领土的占有不再受到干扰，占有现状逐渐符合国际秩序的一种领土取得的行为，而不论最初的占有是否合法或善意”。 [5]“保钓、统运”资料的保存无疑记录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甫一发生，全世界的中国人立刻对美日私相授受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的行径进行了“抗议和反对”，有效地打破了日本政府妄图以“时效”强占钓鱼岛的险恶用心。

　　2.2.2 1970年代保钓运动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取得一系列实绩。保钓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美国于1972年归还琉球群岛给日本时明确在文件中提到，美国政府转移给日本的仅仅是行政权，至于主权由中日两国政府自行解决。美国政府至少是承认钓鱼岛主权不属于日本的，这是我们在对日就钓鱼岛问题展开斗争时的一个“杀手锏”。同时，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杨振宁以及盛宣怀的后代徐逸女士的证词都被列入正式的国会记录，在徐逸女士的法律顾问Robert Morris看来，听证会徐逸女士取得的成果如下：（1）听证会的记录上有徐逸女士所有权要求的记录；（2）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一个陈述，肯定徐逸女士的权利不受条约的影响，对钓鱼岛的主权也不受影响；（3）国务院的记录上也有一个肯定的陈述，指明徐逸女士的权利不受条约的影响，主权因而也不受到影响。[6]还比如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寄给钱致榕的《审查报告》，在在都白纸黑字证明了钓鱼岛主权不属于日本，这是美国国会认可并有记载在案的，这些史料证据的挖掘对于论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意义重大。

　　2.2.3 为两岸联手保钓提供了可为性。保钓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两岸保钓人士能抛弃不同政见而联手，不仅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而且这种维护两岸“共同利益”的联手行动对政府层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

　　2.2.4 保钓人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继承。保钓运动激发了两岸四地的全体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的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现在保钓的目标尚未实现，我们要继承保钓人士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继续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奋斗。

　　2.2.5 “统运”开启了海外中国人反对台独，支持两岸统一的序幕。“统运”的过程就是一部反对台独的历史，一些1970年代的“统运”人士，再接再厉，从1990年代开始，一直都是海外“反独促统”的主力，每当台独沉渣泛起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与台独进行斗争，如今的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等都是1970年代老“统运”人士组织起来的，如程君复、花俊雄、印铁林、徐守腾、王中平等。笔者2015年对徐守腾先生进行过采访，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正气与无私确实让人敬仰。

　　3 “保钓、统运”资料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向

　　针对这批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重大的史料，如何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为学术、社会服务呢？笔者认为在研究的路径选择和方向上跨学科研究是根本指针。

　　3.1 历史学要担负起继续找寻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证据的责任。史料对历史（文献）学来说是其生命线，因而历史学的积极介入本是应有之义。笔者认为，这批资料中有大量明显的或隐含的有利于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证据，这些证据有些上文也拉杂地有所涉及，更多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来找寻，目前笔者个人对这批资料的运用也不过是走马观花，挂一漏万，历史学界需要发挥合力，最终将所有的证据“一网打尽”。

　　3.2 运用跨学科知识对资料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历史学的强项是发现史料，在发现史料后的解读工作，历史学就不尽如人意了，跨学科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保钓与“统运”这两大运动符合社会学“社会运动”定义，尤其巧合的是如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框架建构论都是随着1950年代、19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如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兴起的，保钓恰恰受到上述运动影响，用这些社会运动理论来研究保钓与“统运”非常契合。从政治学来看，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来解读保钓、“统运”人士的政治行为又是非常恰当的理论视角。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知觉与错误知觉等理论来窥探钓鱼岛问题发生的缘起，用博弈论可以论证保钓期间美日、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力量对比消长对其决策的影响，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可以用来解读当时保钓或者“统运”的宣传策略及美国新闻媒体的反应，甚至于一些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士都写了保钓小说如最早张系国的《昨日之怒》、李雅明的《惑》、刘大任的《远方有风雷》、唐文标的现代诗等，保钓亲历者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将真情实景再现出来，用文学的解读方式解读保钓又别有一番情趣，笔者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文学解读文章。总之，跨学科的运用能够弥补单一学科认知所限与视野褊狭，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好的研究结果。

　　4 结语

　　目前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前景还不明朗，两岸关系中还存在台独势力的威胁，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所珍藏的1970年代“保钓、统运”资料都富含这两方面主题的信息，这些资料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学界重视这批来之不易的资料，物尽其用，为国家做出贡献。

　　注释：

　　何玉、高?u、晏凌、边烨《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统运”资料收藏与读者服务》，《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年第4期；何玉、高?u、晏凌、边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保钓、统运”文献整理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6期；何玉、袁欣《基于“保钓、统运”捐赠文献的收集与应用》，《数字与缩微影像》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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