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2010―2014)全文转载情况计量分析

　　《人大复印资料》（以下简称《资料》）是国内享有盛名的二次文献刊物。该刊一直秉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念，基于三千多种公开发行的杂志期刊，精选出具有代表性、创新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资料》共128专题，涉及管理、文史等多学科内容，具有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学术性强和较高的权威性等众多特点[1]。其中“G7档案学”专题，双月刊，精选学科最前沿的理论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特设“海外纵览”专栏，分享世界各国档案理论及管理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深受广大档案工作者的青睐，权威性较高，可作为档案工作者学术成果和科研水平评比的参考标准。

　　一、文献时间与数量分布

　　根据文献老化规律，随时间的增长，文献内容越发陈旧过时，老化程度越高，其参考利用价值逐渐衰减乃至失效，近年来发表的文献，老化速度较慢。所以本文对2010-2014年来《资料?档案学》载文进行统计，尽可能的了解和揭示当前档案学科基本概况。由图1可知，2010-2014年来全文转载的档案学方面的论文合计401篇，平均每年约80篇，每期13篇。由此可见，《资料?档案学》每年全文转载论文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CNKI以“档案”为关键字篇名检索出2010-2014论文总量约为68012篇，年均13602篇，《资料?档案学》这5年全文转载论文的比率仅占0.59%。由此可见，我国档案学文献被《资料》全文转载的概率之低，但也正说明了被转载论文质量之高。因此，通过对全文转载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可大致了解档案学科的基本概况。

　　二、文献期刊分布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一个学科论文分布出现集中―分散现象，即大部分该学科论文相对聚集在一定数量期刊上，剩余小部分论文依次散布在其他众多期刊上。从图2可知，《资料?档案学》401篇论文来源期刊种类较丰富，总计42种，除档案期刊杂志外，还涉及图书、情报期刊、学报等。其中，档案学期刊18种，共占42.86%；图书、情报6种，占14.29%；学报15种，占35.72%；其他3种，占7.14%。由此可知，《资料》取材广泛、类型丰富，为选材的全面性提供了保证；同时又体现了学科间交叉、融合性，具有一定渗透力。根据档案教育网上发布的期刊一览表（2012年版）可知，档案专业期刊的数量21种，核心10种。被全文转载401篇论文中，档案学专业期刊18种，占全部档案学专业期刊总量的85.71%。这说明我国多半档案期刊都有被其刊载过，表明了档案领域杂志刊物整体质量水平较高，学术权威性较强。档案学核心期刊10种，全部榜上有名，转载论文共346篇，共占86.28%，平均每年转载69.2篇，转载量远超过其他期刊。由此可知核心期刊是《资料?档案学》转载文献最主要来源，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主体。

　　三、作者单位分布

　　由图3可知，档案学研究队伍不仅包括高等院校、档案局、档案馆、科研单位，还有图书馆、企业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其中，高等院校共291篇，占72.57%，是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国家、地方的档案局、档案馆、科研单位的研究群体也是一只不可忽略的队伍，共占19.95%；还有少量的论文来源于图书馆、企业。以上数据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国档案学研究主要阵地，汇聚了大批优秀学术工作者，同时还包括实践工作者、科研学者等成员，共同构建了我国档案学研究团队，推进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

　　四、文献专题统计分析

　　2010-2014年来《资料?档案学》共包含理论探讨、档案管理、政策与法规、等10个专题[2]。本文将10个专题文献进行细分，得出如图4所示。笔者对文献量化结果进行内容归纳与分析，得出以下几点：

　　（一）档案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时代档案学研究发展必然趋势

　　由图4可知，档案信息化研究类文献最多，共有123篇，占30.67%。信息技术为档案信息化提供了技术支撑，配备科学合理的资源规划、整合、开发体系，便于实现传统档案的数字化、网络化。自1997年来，档案信息化研究逐渐成为档案领域关注的对象。

　　首先，电子文件的出现，引起档案学界研究热潮。共有50篇，占12.47%。由于电子文件自身具有系统依赖性、易复制篡改等特点，其真实性、安全性、证据性引起了档案学界的一番探讨。学者分别从技术、管理、立法层面分析出影响其真实性、安全性、法律证据地位的因素并提出对策。

　　其次，档案数字化研究受关注。对于什么档案应该数字化，那些应该优先数字化，即数字化标准问题是数字化建设工程中的核心问题。北京市提出档案数字化规范系列地方标准，包括纸质档案、照片档案、成果储存等规范标准，促进了全市档案数字化工作发展。数字化有效解决馆藏堆积问题，改进了传统档案利用方式而不受时空限制，有利于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进程，但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如一味追求量的满足，而不考虑实际需求，不进行社会需求分析，那么盲目的对浩如烟海的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无疑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

　　此外，我国信息化建设实践工作水平还可以从档案网站、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体现。档案网站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主要依托[3]。档案网站实践建设仍存在太多问题，如实用资源缺乏，特色资源匮乏，内容更新不及时等。孟世恩等人提出网站建设要以本馆资源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整合档案网站，实现资源共建共享[4]。

　　（二）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引起关注

　　随着信息需求的增多，在政府面向公众开放信息的大环境下实现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逐渐成为一个趋势。由图4中档案管理专题中，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所占篇数最多，分别为21篇、30篇，共占12.72%。这表明了我国档案开放、利用与服务研究逐渐被提上日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各级档案部门开始积极响应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学者纷纷对其提出见解和总结，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现实却是“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对此，黄静提出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把握与政府合作的良好契机，争取在档案馆开展政府信息的公开工作，从而带动利用工作的发展[5]。

　　档案工作者埋头于浩瀚如海的档案整理中，忽视了用户利用服务，是传统档案工作常态。对此，徐拥军等人提倡档案服务以用户为中心向知识服务过渡，主张主动服务、个性化服务等[6]。

　　（三）档案信息立法成为我国档案法律、法规研究热点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泄密、信息丢失、专利信息侵权等问题接踵而来，给档案法律、法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档案信息立法趋势研究成为热点。由图4可知，档案法律、法规研究论文仅19篇，共占4.47%，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其中大多数论文主要集中在信息立法研究，包括信息公布、信息安全、知情权与隐私权等方面。吴雁平提出在不违背信息立法原则的前提下，要针对不同的档案信息，分级别、分层次、分内容，制定与未来信息立法相应的配套档案法律法规和政策[7]。档案事业和谐发展是以档案信息法律为保障，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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