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SWOT分析

　　在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各国纷纷开展了记忆工程，我国记忆工程的开展主要集中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档案馆自2002年起纷纷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12年正式启动“中国记忆项目”；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家型数位计划等。虽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在开展记忆工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各自为政的局面割裂了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不利于完整保存我们的集体记忆。因此，三馆合作很有必要。

　　SWOT分析法即态势分析法，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SWOT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企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结论的一种分析工具。[1]本文引用SWOT方法对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的记忆工程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识别、排序和选择，旨在找到保存完整、真实、立体的记忆的方式。（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SWOT矩阵表”）

　　1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SWOT分析

　　1.1 合作的优势（Strengths）。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同属于我国事业文化机构，开展记忆工程的共同目的是保存人类共同的记忆，都是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濒危民族记忆与传统记忆相关的影像、照片、手稿、实物、档案进行收集和征集，并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开发和利用。因此，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具有共同的基础和优势。

　　（1）馆藏资源互证互补，构建完整、真实的社会记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都拥有丰富、海量的信息资源，它们在馆藏上既有不同又有重叠，如古契书、族谱、地图、照片资料以及明清档案等在三馆中都有藏品。[2]这种资源分散的现状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三馆馆藏资源的完整结合，才能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此外，当社会记忆在传承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偏差时，可以利用三馆的资源进行相互的证伪。如对口述记忆的相互补充和证明。

　　（2）拓展记忆工程辐射面，构建全面的社会记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记忆工程都是基于自身的馆藏资源所开展的特定主题的项目，由于馆藏资源的不同，其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异。档案馆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以浙江省为例，其以名人、名校、名企为重点；以重大活动、重要事件、重点建设项目为主体；以古旧地图、古书、古建筑为重点，留存古字类历史记忆。[3]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主要着眼于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濒危民族记忆与传统记忆，如当代音乐家、大漆髹饰、中国年画、东北抗日联军等主题。博物馆则保存了大量的、横跨古今的、具有视觉冲击的中国实物记忆。通过三馆的合作，我国的记忆工程的辐射面不仅包括国家记忆、集体记忆，还包括个人记忆、公众记忆、边缘记忆；不仅有平面的记忆，还有立体的记忆，为我国文化记忆的长期保存、全面保存张开一张“大网”。

　　（3）合作开发利用记忆资源，构建有深度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本身即是多维的、立体的、广泛的，由多个社会群体的多种集体记忆和无数个人记忆整合而成。”[4]这就决定了记忆资源的分散性、广泛性，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挖掘、开发有深度的社会记忆。为此，2012年6月13日，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举办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展览共展出文物84组，档案实体160余件、数字化档案300余件、图片100余张，通过图片、文物、档案与影片的方式综合展现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记忆。[5]展览取得巨大的社会效应，档案与文物的相互映衬让古老的胡同与四合院“活”了起来，使观众如临其境。

　　1.2 合作的劣势（Weaknesses）。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具有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1）标准不同。图书馆进行记忆工程的开发利用遵循的是图书馆的行业标准；档案馆遵循的是档案馆行业标准；博物馆遵循博物馆行业标准。标准的不同，导致存储方式、开发方式、利用方式的不同，如何把不同行业标准框架下的记忆资源整合共享是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面临的共同的难题。（2）知识产权问题。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由个人产生的个人记忆或由个人捐赠的民族记忆缩影，以及体现特定地区风俗民情、传统技艺的集体记忆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记忆资源原则上是不允许共享和传播的，这在保护了权利主体的同时，限制了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如何权衡这两者之间平衡是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3）体制的限制。我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职责分工明确，互不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记忆资源的“壁垒”现象。在我国“图书馆隶属于文化行政机构；档案馆隶属于各级档案行政机构；历史博物馆隶属于各级文物行政机构”，[6]虽然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为建设特色馆藏，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做了成功的实践，但体制的限制加上缺乏很好的利益平衡机制，导致资源的分散现象和重复建设现象的出现。

　　1.3 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ies）。首先，世界记忆工程的开展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打开了记忆之窗。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目的是促进文化遗产利用的民主化，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的必要性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许多试点项目，如非洲明信片、奴隶贸易档案项目、棕榈叶手稿等。在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各国也进行了记忆工程的建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的“美国记忆”、波兰的“波兰记忆CD-ROM工程”，等等。为我国的记忆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的同时，也为我国记忆工程的全面展开拉开了序幕。 　　其次，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坚定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开展记忆工程的信念。费孝通先生曾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如果人类一旦逝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逝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冯骥才先生曾说眼下的中国，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种民族文化在灭亡，呼吁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费孝通先生、冯骥才先生等的呼吁、倡导、行动唤醒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对文化的反思，对消逝的民族记忆、城市记忆的痛定思痛以及走向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必然之路。

　　最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开展记忆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信息需求和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记忆工程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完整、真实、立体的记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的价值。目前，“记忆工程大量采用数字化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进行高保真的信息采集，采用互联网和流媒体等网络技术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采用分类和智能等信息资源管理技术保障完整准确的查询”。[7]没有了技术的支撑，记忆工程的实施举步维艰。

　　1.4 外部的威胁（Threats）。历史的原因是造成记忆资源分散保存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主要因素之一。档案、图书、文物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如甲骨记忆，既可以视为档案、图书，又可视为文物，类似的共性导致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都对甲骨记忆进行收集保存的依据，记忆资源自然而然地就被分散了。此外，由于战争、政权的更替、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发生，有些社会记忆成为社会忘却的工具，有些记忆被不可控制的因素散落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和民间个人手中。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记忆资源集中起来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难题之一。

　　主体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各自为政，纷纷开展记忆工程的基本原因。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但世界记忆工程并没有规定主要由哪一个部门负责。我国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表明记忆工程的开展由哪个部门牵头，结果导致各自为政。

　　2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战略选择

　　通过对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并按照重要程度进行分类，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四个战略。

　　2.1 SO战略

　　（1）连横合纵。连横合纵是指在横向上加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之间记忆资源的共建共享，纵向上由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牵头对各自体制内的记忆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利用。一方面，可以避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资源的重复开发利用情况，促进三馆技术、管理经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三馆内记忆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利于构建完整、真实、客观的文化记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有必要打破物理障碍，在文化遗产信息的保存和数字化方面寻求合作，以便长久保存和有效开发利用文化记忆。

　　（2）采用新技术、新媒体。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予记忆工程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在记忆工程的展示方面。“目前，国内外记忆工程的基本实施方式可以分为拍摄形式、编纂形式和数字化形式三种，国内多采用前两者，国外则多采用数字化形式。”[8]事实证明，数字化形式更具有可用性、共享性、持久性等方面的优势，因此，我国在记忆工程的实施方式上应加大数字化的力度。此外，采用新媒体技术如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和Web2.0技术对记忆工程的成果进行开发、利用，从而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发挥记忆工程的社会影响力，真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2 ST战略

　　（1）项目牵动。通过项目带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它赋予了三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三馆的主动性。以台湾数位典藏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为例，通过项目牵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将台湾珍贵典藏品进行数字化建立了大型数字资料库……涉及文化、经济、教育、社会及民生多个层面”，[9]对于台湾记忆的完整保存、开发、利用功不可没。

　　（2）数字化统一标准。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都在进行馆藏数字化的工作，伴随着可喜成绩的同时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来提供无缝链接的文化资源服务。为此，三馆在记忆成果数字化进程中必须遵照比较权威国际化标准，如，网络资源的取舍标准、著录标引标注、数据的描述标准、元数据标准，等等。[10]统一的标准不仅有利于数字资源的整合，还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3）建立中国记忆统一服务平台。中国记忆统一服务平台是三馆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利用整合的平台，是公众直接感知记忆工程的开展效果并对其进行评价的网络平台。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反映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提供全民便捷利用的数字资源”[11]的网络平台。需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三馆合作共建共享，包括资源共享、网站建设、检索工具设计、数据库建设等，旨在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迅速的服务。如，美国的“美国记忆”网站、我国台湾的“台湾记忆”网站、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网页等。

　　2.3 WO战略。遵循集中统一、分散开展的原则。集中统一即集中记忆工程的成果，建立统一服务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利用服务，是一种逻辑上的集中。分散开展即在集中统一的基础上赋予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开展记忆工程的充分自主权，以促进记忆工程的多样性发展。在载体方面，三馆仍具有保管各自馆藏实体的权利，但对于需要集中的档案提供馆藏数字化产品，以实现物理分离，逻辑集中的效果，促进记忆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4 WT战略

　　（1）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国家政策、资金支持是三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雄厚基础和动力来源，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为了保存加拿大文献遗产，加强知识的收集、保存和传播之间的合作，建立加拿大政府及机构的永久记忆器，加拿大政府在三年内拨款750万美元推动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合作，2003年拨款1500万美元预算完成应急的短期存贮需要以及馆藏永久保存的研究。此外，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合并通过了加拿大下议院的法案，并得到了授权。[12]国家的政策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加拿大记忆工程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2）保护知识产权。在开展记忆过程中，三馆要注意保护个人、组织、机构等的知识产权，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充分尊重知识产权主体的意愿，合理开发利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记忆资源，如，三馆为展览或收藏的需要，复制本馆馆藏，或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等，三馆需要和知识产权主体进行协商一致后才能进行相应的开发利用。

　　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开展记忆工程的SWOT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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