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管理均衡思想认为均衡作为前提可以使得一个结构或体制内部实现有序和创新，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元结构和均衡的缺失体现在方方面面，这种一元失衡结构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了强调一而排斥多的特征。
[关键词]一元结构 均衡的缺失 文化传统
一
“局”，是博弈论最基本的概念，从博弈论的视角看，大到一个世界，小到一个组织一个群体，都是一个由若干利益主体参与博弈的局，局的存在是以所有局中人的相互均衡为前提条件的。任何一个局，都不能一边倒，都必须维持局中人之间的适度均衡。[1]这正是从博奕论走出来的管理均衡论思想。竞争条件必须具有对称性，否则就不能保证竞争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有极大的可能性消灭竞争本身。如果发展的差距过大，甚至出现完全消除竞争对手的垄断状态，那将削弱或削除竞争，从而减缓甚至终结发展。这种均衡思想用在经济学中其作用在于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创新和有序化。[2]
二
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在中国内部一个统治王朝，一种语言，一种文化方式，这种单一性使中国失去了应有的生机”，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非贵族式的封建官僚制度使新思想新观念被大大限制。休谟和李约瑟都认识到了缺少竞争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没有对他们的结论再进行一次追问。科学民主在西方是自发产生的，而东方则是被逼迫去搬用和学习，因为其自身中没有内在需求。而这种内在需求的前提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中国古代状况作一个考察，会发现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均衡，到处是一元和单向度，在每个领域都难以形成具有相互博弈力量存在的结构，博弈竞争结构的缺失导致了科学民主内部生发力的薄弱。下面从中西社会的结构形态分别对自然条件，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学术文化等方面作了一番考察：
（一）地理上的孤独隔绝和地缘力量上的不均衡。中国处于世界东方最大的一块陆地，环视我们周围，西边是沙漠和戈壁，南面是高峰和峻岭，北面是极地和草原，东面是大海。在古代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一个环境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大陆化，也就是靠不断收紧扎口袋的绳子促成稳定，不断封闭内倾。比较大陆型文明和海洋型文明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们具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特点，大陆的保守、封闭、自足和海洋的开放、自由、竞争形成显明对比。大陆型文明的典型有中国，而海洋型文明的典型有地中海沿岸和西欧。[3]什么原因使得文明具有了这种不同的特性？仔细考察会发现海洋型文明几乎都是几个或者多个国家聚焦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准均衡态势，而大陆型文明则是一枝独秀，周围没有实力相当的国家或政治联盟，没有长久稳定的均衡和博弈。现代英国在外交上一直奉行“大陆均衡”政策，目的就是要维持欧洲大陆力量的均势。
（二）宗教、统治形式和政治结构不均衡。我国长期的专制帝制中一直没有建立在势力均衡和各阶层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结构。自上而下的单一形态，将单一性发挥到了极点，然后再由儒家宗法观念统一起来，形成没有制衡的单一集权。立法大权、财政等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4]而西方则多是通过贵族阶层间接管理的，王权受制于议会和法院。英国议会自中世纪兴起以来就掌握着批准税收的权力。议会的存在和发展制约了王权专制的程度，并为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参与政策创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舞台。基督教国家形成了教会的神权和国王皇帝王权的对立和制约，教皇作为教会的最高权威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实力。罗素《西方哲学史》中对这一历史有详细的描写，几乎每一次王权对教皇神权的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反观中国，非宗教国家的现实一开始就没有力量制约皇权，宗教没有能和官僚体制形成相互制约，更没有对科学民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均衡。
（三）小
农经济的强稳定和资本主义的难产。自然经济的绝对地位使得农民、地主、皇族都与世隔绝自给自足。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生产出产品以供使用，所以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这种生产只会维持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不会进行扩大再生产积累财富。自然经济的发展只追求自身的平衡运动，表现为稳定状态下周期性的平衡财产关系，周期性的变法改良和农民起义正是为了达到这种平衡。[5]而欧洲工商行业却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经济和贵族阶层的依赖成长起来，最终产生了革命性的力量瓦解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经济结构上的竞争制衡，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元社会特点。
（四）儒家独尊、科举和科学土壤的干涸。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的不均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东西为基础的，即从欧几里德几何中来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后通过系统实验发现的因果律。[6]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正是西方科学最根本的两个传统，而中国与之相对应的萌芽形态正是以惠施、公孙龙名辩逻辑为代表的名家学派和道家的实验科学。儒家独尊以后，实验科学萌芽的道家和墨家，逻辑思辨的名家再没有取得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地位，于是逻辑思维方法和实验精神都缺乏了。中国人不再对自然有追问的兴趣更多的加强了审视内心。一千多年的科举成了儒生制造机，春秋战国那个最黄金的时代中显现的百家争鸣消失了，道家躲入民间迷信，逻辑思维方法随着名辩家消失不见，墨家成为一个秘密武士团体学术性淡薄已不再具有影响中国文化的力量。儒学独尊造成了自然技艺与文化教育的分离，自然技艺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中国最一流的头脑和最一流的灵魂都用来征服科举考试这种失衡的体制，再也分不出心智来关注自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这是中国的悲哀。学术和文化的均衡消亡以后，民族的创新力就跟着消亡了。科举这个独断专制的制度最有效地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多元和学术生态平衡。在同期的欧洲，教会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大学，用于传播知识和发扬理性，课程设置中有逻辑、法律、医学、天文学等，学术在各大学得到了复兴和发展。
三
以上考察显示我国古代社会形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一而排斥多的非均衡特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结构特征。如何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决定了深层民族传统文化的其他特征。天人合一，理一分殊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特征。我们为自己的一个大国家，一个大民族，一种大文化而骄傲，却没有多少人追究这虚荣的“大”背后我们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内心，失衡了就会有问题，而失去均衡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必然会显现消极的后果:坚持有余而变通不够、稳固有余而
活力不足、传承性出色而创造性低能、功利实用发达而真理精神缺乏。
参考文献
[1]聂正安，管理均衡论[j]
经营与管理，2002，12
[2]赵应宗，面对“入世”挑战的“管理均衡”对策[j]财经研究，2001，12
[3]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理学的启示：答皮文的评论[j]经济学（
季刊），2006，10
[4]明太祖实录[m]，台湾，台北史语所影印本，卷一二○
[5]刘佑成，张钢，从中西方历史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经济原因[j]
人文杂志，1981，5
[6]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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