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2.008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旅游产业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入境旅游作为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中开发最早、发展最快的市场，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全球中的旅游吸引力，也是我国赚取外汇、解决就业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1]，以及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2]。入境旅游人数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与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迅猛，入境过夜游客由1978年的71.6万人次增至2014年的12849万人次，增长了179.46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样增长迅猛，从1978年的2.63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516.64亿美元，增长了196.44倍，年均增长率为17.5%。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追赶发达地区的重要动力，而探究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国内学者对入境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层面探讨旅游业非均衡发展、旅游业区域差异化及空间特征、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和因果关系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具有协同作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刘小红和李国平（2005）探讨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实证研究了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4]。段玉（2009）对湖南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得出二者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并且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5]。蒋才芳和陈收（2010）指出旅游外汇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显著地促进了GDP的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和GDP共同促进了旅游收入的增长，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6]。邹亚利（2013）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入境旅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指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这样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显著且是长期性的影响关系[7]。戈冬梅和姜磊（2014）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tem-GMM）对全国省域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长期、短期因果关系[8]。宋竟青（2015）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根据1978-2013年广东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GDP的数据研究得出，广东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广东经济增长带动了入境旅游发展[9]。张杰等（2016）利用1983-2013年西藏入境旅游相关数据，分析了西藏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出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83-2013年期间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1.2%[10]。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同作用，因果关系也难以明确，并且存在地域差异。庞丽等（2006）通过对我国入境旅游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分析，指出入境旅游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入境旅游的增长呈现出“中强东弱西稳定”的特征[11]。杨勇（2007）通过我国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在省际层面上存在很大差异[12]。张华初（2007）分析中国国际旅游收入时指出国际旅游收入不仅具有区域差异还具有季节差异[13]。史本林（2011）对河南入境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及极化格局进行了研究，指出河南入境旅游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地市间的绝对差异呈现扩大化[14]。杨建明等（2013）以福建和台湾作为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中，指出福建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存在协同作用，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台湾则不存在协同作用，且具有负向作用[15]。瞿华（2014）利用1997-2012年我国28个省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但是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16]。闫冰华（2015）对广西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指出广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17]。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中入境旅游（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用还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也缺乏深入探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因此，我们对全国和东、中、西部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得出相关结论，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决策依据和拓展现有研究。

　　二、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来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了增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对比研究，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实证检验。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有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由于2010年后我国旅游形式发生较大变化，为求准确反映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对2005-2009年、2010-2014年时间段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地区经济增长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投资增长率、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变化和教育水平等变量引入。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选取地区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影响着经济增长，这里我们以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以全社会固体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率来衡量投资状况；以地区非农业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表示城镇化水平；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变化；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表示教育水平，具体见表1。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经网数据库，并且将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外商直接投资用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将美元单位换算成人民币单位。

　　（二）计量模型

　　本文以面板数据来分析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 为常数项， ～ 表示回归系数， 表示 省 年， 为残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计量软件Stata11对以上模型分2005-2009年、2010-2014年两个时间段，以及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见表2、表3，表中***、**、*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10%。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5-2009年期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全国层面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每提高1%将会阻碍经济增长0.0477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来看，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的负效应最大的地区是中部，其次是西部，东部地区负效应较小，但只有全国层面是显著的，东、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每提高1%，分别促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0.0429%、0.0743%、0.0242%和0.0423%。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全国而言，投资未能够起到良好促进效应，仅有东部地区投资对经济起着促进效应。这一时期全国城镇化进程步伐加快，但是城镇化的提升反而拖累了地区经济增长。同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抑制性较高。教育水平的作用区域差异大，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刘瑞明和石磊（2010）的研究结果相同，指出教育是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变量，短期内的效应并不明显[18]。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0-2014年期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每提高1%，将促进全国经济增长0.0908%；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为0.3016%，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沿海、交通便利，更容易吸引游客；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为0.247%，中部地区不仅拥有较好的自然禀赋，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发展；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为0.0891%，相比东、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拥有优势显著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是地处大陆内部，交通不便，且缺乏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效应较明显，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每提高1%，将分别促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0.0013%、0.099%、-0.1041%和0.0054%。投资增长率的提高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促进作用达1.5921%，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未能起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起着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区域差异较大，全国和中部地区为正值，而东部和西部地区为负值。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差异较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东部地区，而对中部地区反而为负作用。

　　从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综合来看，两个时间段内，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截然不同，2010-2014年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2005-2009年间起负作用，但2005-2009年间东、中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2010年后旅游方式、经济背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5-2009年期间，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的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此后我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振了我国经济发展，加大了国内投资，加快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验证了2010-2014年期间投资和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2005-2009年、2010-2014年两个时间段，以及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得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间和空间差异，即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法明确，会随时间和地区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2005-2009年期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而2010-2014年期间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促进效应递减，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促进作用为0.3016%，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为0.247%，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为0.0891%。这主要是缘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与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影响。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实施区域差异化强旅政策，增加国际外汇收入。面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转型、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化的困境，国家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差异化发展举措，抛弃一味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理念，转为追求绿色GDP，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大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力度，各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现状和优势，发展独具地区特色的旅游业，吸引国内外游客，增加旅游业收入。

　　（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实证结果得出除了2010-2014年期间中部地区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外，东、西部地区都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东、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产业发展观念，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东部地区可依靠便利的交通、购物、景点等打造旅游品牌，并推动旅游业与体育、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则可以立足于文化和自然景观，打造生态健康体验旅游，加快促进旅游与文化、农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建立健全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优化旅游消费结构，提高入境旅游消费水平。政府鼓励和支持、引导中部和西部地区依靠自身自然资源和农业，发展长寿养生、生态观光旅游，拓展旅游业的产业链，提升其价值链。 　　（三）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发展，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餐饮、住宿、购物、娱乐、医疗等设施。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积极营造城市宜居环境，打造“绿色、智慧、安全、文明”城市。加大投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加大基础建设和旅游业的开发及保护。同时，培养旅游服务业的专业人才，提升旅游业的服务质量，扩大国际旅游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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