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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日期:2023-01-05 阅读量:0 所属栏目:旅游管理论文


  “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全球智库峰会于7月2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等中外来宾800多人出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来京出席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主持开幕式。董建华、蒋正华、唐家璇、徐匡迪出席开幕式。
  全球智库峰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旨在汇集全球之智慧,探讨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并研究应对之策。
  
  一、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上
  
  第一个急不可耐拍出“板砖”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7月2日晚上的开幕式上就提了一连串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世界上充满了各种说法和判断,孰是孰非?”基辛格博士如此发问。他的这些问题包括: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会持续多久?影响会有多深?是否会带来其他后果?以后是否还会反复出现?世界经济不久的将来,究竟是会通胀还是通缩?会走出l形、v形、u形、w形还是其他?
  李克强的主旨演讲对基辛格博士的问题做了部分回应。李克强详细回顾了去年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中国各项改革的进程,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已企稳上升。今年一至五月,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一成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了近三成二;制造业采购指数已连续四个月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百分之四点三,与去年大体持平;夏粮也已连续六年丰收,实现增产。
  李克强说,去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增加政府支出,加大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推动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目前,这些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但同时应当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和深化,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
  李克强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当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新的机遇,催生新的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要大力促进经济转型,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较快增长,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面向未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城乡区域新的发展空间,依靠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虽然迄今为止,在这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比拼中,中国的表现算得上是个“优等生”,但李克强也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好,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复杂,恢复经济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外部经济环境依然严峻,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突出,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
  对于后一阶段的危机应对,李克强表示,中国将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以加快发展,开拓农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水平,“把扩大消费重点放在住、行消费上,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第二,面向未来,发展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开拓城乡区域新的发展构建,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第四,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第五,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
  在全球性经济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迹象。对此,李克强强调,各国要相互开放市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说,各国需要继续扩大有效需求,相互开放市场,努力实现稳定发展;需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维护商品、服务、人员正常流动,促进技术转让,保持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他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实施互利共盈的开放战略,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国际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并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二、加快全球并购与全球产业的整合步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出席“全球并购与全球产业整合”的主题讨论并发言。
  李荣融说,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全球并购和产业整合的步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在不断地加深,全球的经济已成为一个有机的、互动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相互结合,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也日趋活跃,规模也逐渐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增长五年,2007年达到18330亿美元,增长了30%,其中全球的跨境并购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跨国并购达到16370亿美元,比2000年高峰时期增长了21%,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日趋活跃,促进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与资本的扩张,有助于企业强化市场地位,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益,优化配置。
  同时,跨国并购企业促使市场进一步全球化,产业进一步国际化,加快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企业迅速扩张,实现规模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成为受到世界高度关注的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目前全球已经有79000个跨国公司以及79万个分支机构,跨国公司直接对外投资达到十五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产出的40%、贸易的60%、技术转让的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实现的全球经营战略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础,跨国公司进行的国际化投资也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利条件。跨国公司开展的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为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力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位,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被国际社会给予很大的期望。但中国目前拥有的跨国公司的数量不多,中国企业的规模和整体实力与其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很不相称。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五百强当中,中国大陆地区仅占5%,而美国占30.6%,日本占12.8%,法国占7.8%,德国占7.4%,英国占6.6%。我国三大石油公司的盈利额加起来还比不上美孚,中国必须积极融入并推进国际化进程,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大集团,提高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整合的能力,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荣融认为,跨国并购是中国大型企业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体制、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成为具有较强实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整体素质和实力都明显提高,创新的能力也显著增强,为中央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中央企业体制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部分中央企业及其下属的子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革。
  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企业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244家,境外的上市公司81家,石油、石化、通讯、运输、冶金等大型企业都在境内外上市,宝钢集团、神华集团、中远集团、中交集团、中国南车等企业都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部分中央企业开展了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的试点,建立并完善了外部董事制度,初步实现了企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理人员,中央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决策更加科学,管理也更加有效。

  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连接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实现了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的进程。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末位淘汰、收入分配与业绩紧密挂钩的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企业的主业更加突出,管理的链条逐步压缩,组织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内部的资源效率得到了提高。
  中央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也在显著提高。2003年到2008年中央及其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亿万的从17户增加到45户,营业收入超过一千亿元的从9户增加到33户,利润总额超过一百亿元的从6户现在增加到13户。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实际五百强,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了13家。
  中央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近三年,我们国家公布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中央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截止到2007年底,我们累计拥有的有效专利是45547项,其中有效的发明专利是15681项,在航天、探测、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奥运场馆设计和建设等重大工程中,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都得到了发挥。一批中央企业不仅仅是国内行业的排头兵,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移动、中远集团、中国船舶、神华集团、宝钢集团等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知名企业。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宝钢还成为入选2009年度全球最受尊敬企业的唯一内地企业。
  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资源的配置是中央企业加快自身发展、不断做强做大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广泛运用先进技术,学习、借鉴先进管理,以更有效的配置、更少的排放、更清洁的生产为全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李荣融提出,要营造良好环境来支持开展跨国并购。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企业跨国并购日益活跃,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并购活动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不断生产、贸易、投资、金融领域不断携手行动,加强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努力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减少人为的障碍,为企业跨国并购营造公平的环境,为促进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跨国并购浪潮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企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打破界限,积极开展跨国并购,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金、技术、资源和人才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加快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结合自身的实际和情况,有效开展跨国并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履行好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的潜力也很大,政策也稳定,可以为跨国并购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中国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代表,我们鼓励中央企业积极走出去,到海外开展开拓市场、拓展业务,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也真诚地欢迎世界各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共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昨天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发言时强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总数同比增长40%。他呼吁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监管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接受各个方面监督,对外资的进入审查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地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要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类大众商品的垄断经营。曾培炎呼吁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的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好遗留问题,推动早日达成协议,切实推进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整合步伐。
  
  三、加强监督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就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对智库的发展发表了看法。
  曾培炎说,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中的深层矛盾,随着形势变化,世界经济将会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这需要我们既着眼当前,又要着眼解决后危机时代的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积极开展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的政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曾培炎表示,要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国峰会之后,国际间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的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的、可预期的、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
  曾培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风险的必要监督,对它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应该有所约束,这样才能促进提升的能力。为了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商变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的热度、签约后的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全球智库峰会时指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存在6种可能性,而最好的情况是美国储蓄率和中国居民消费双双上升。
  周小川表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不平衡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过度消费。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
  据称,全球经济通过调整,从不平衡再次走向平衡,可能存在6种情景:第一,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上升;第二,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进入低增长阶段;第三,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过剩储蓄下降;第四,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产能;第五,美国总储蓄率提高并不顺利,而中国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第六,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国际经济不平衡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
  周小川表示,最好的结果就是出现第一种情景,也就是美国人存钱,中国人花钱,要避免出现第二和第六种情景,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第三、四、五种情景。他认为,我们应该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针对外界关于中国消费太低的言论,周小川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最低时17%,但基本保持在20%左右;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到22.9%,涨了一倍。
  周小川同时表示,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那么,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就不会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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