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贷款环境与政策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我国千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仅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而且也超过创业投资、股权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史建平，2015）。正是基于银行贷款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北京市，考察近三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贷款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与津沪渝三个直辖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从而进一步推动银行小微贷款的健康发展。

一、 四直辖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较

　　1. 小微企业贷款绝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较。从绝对规模来看，上海市小微企业贷款连续三年领先，贷款余额从2012年的6 953亿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8 885亿元。2012年贷款规模排列第二位的是天津（2 745亿元），其次是北京（2 546亿元）和重庆（2 245亿元）。到2014年，北京市的贷款规模上升到了第二位（5 106亿元），天津（3 476亿元）和重庆（3 377亿元）位列第三和第四。

　　自2013年起，全国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由高速增长转为趋于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银行从单纯追求“贷款余额”增长转变为追求“金额”与“户数”双增长（史建平，2014、2015）。2013年～2014年上海和重庆的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在相对平稳中有所下降。而2013年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在较低基数的基础上加速到25.88%，2014年增速达到惊人的59.31%。

　　这反映了竞争压力下银行在开发小微企业贷款时粗放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如此高的增速难以持续。

　　（2）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比较。个人经营性贷款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个人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人民币贷款。小微企业主以自然人的名义申请贷款，只要贷款用于所在企业的经营活动，其目的与企业贷款无异。因此，以小微企业主（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对象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是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一部分。

　　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表现不同，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的绝对规模连续三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到2014年达到2 198亿元，分别是上海（1 083亿元）、天津（555亿元）和重庆（1 458亿元）的2.03倍、3.96倍和1.51倍。从需求方面来看，北京留学回国人员达10万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北京市政府各类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在京创业，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需求可能更高。从供给方面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银行将小微业务与个人贷款、个人与家庭理财业务相结合而进行大零售管理。北京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的总部，银行大零售的发展进展更快。这可能是北京市连续三年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高居榜首的原因。

2. 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之和/GDP比较。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有必要计算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即小微企业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在地区GDP的比重。在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机构贷款/GDP是衡量金融发展深度最经典的指标（？?rihák et al.，2012），故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GDP可以看作是衡量各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深度的指标。上海的GDP最高，但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也最大，2012年～2014年中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相对规模均在40%上下。而2012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GDP只有21.20%，处于垫底位置。但此期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惊人，到2014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GDP上升到34.24%，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超过重庆（33.89%）和天津（25.64%）。

　　（2）小微企业贷款/企业贷款比较。另一个比较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的指标是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这一指标可以反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相对于全部企业贷款的投入，以及小微企业贷款与全部企业贷款相比的变化。上海该指标在2012年以27.68%排在第一并连续三年保持首位，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了29.19%。北京市该项比例一直是四个城市中最低的，2012年为9.49%，仅为上海市当年水平的三分之一，此后虽有所提升，但到2014年也只有13.75%，约为上海市和重庆市同年水平的一半左右。

　　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在企业贷款中的比重连续三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说明近年来北京市银行的主要贷款资源用于支持大中型企业，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北京市的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

二、 四直辖市银行业市场结构比较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有重要影响。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的特征及中小银行在处理“软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之有更大的激励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而大银行由于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更高的代理成本，对小企业贷款时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Berger & Udell，1995；2002；Stein，2002；李志?S，2002）。因而，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市场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为此，有必要探究四地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特点及其与小微企业贷款之间的关系。 　　1.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资产的市场份额是传统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指标。而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贷款成本高等特征还要求银行离小微企业尽可能近。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太少、市场份额太低则意味着它们距离小微企业的太远，贷款成本过高对小微企业贷款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小微企业贷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收集和处理各种渠道的软信息，即使银行开发基于供应链的小微企业批量贷款模式，也仍然需要一定的人力在后台对信息进行核实。如果中小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不足、市场份额太低，也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四城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分别下降4.74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前者降幅居首位，后者降幅仅次于重庆（3.37个百分点）。此期间北京市中小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对于推动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横向比较，由于五大国有银行中有四家总部设在北京，因此，北京市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比较高。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的市场份额为41.45%，仅次于上海（42.29%）。而从业人员数量仍占据了银行业市场一半的份额，比位居第二的天津（45.10%）高出5.13个百分点。

　　从资产总额的市场份额来看，2012年～2014年间除上海外，其他三个城市五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北京五大国有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下降2.5个百分点。但横向比较，北京市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仍然最高。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无论以机构、从业人员，还是以资产的市场份额来衡量，2012年～2014年期间，与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北京市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仍然高于其他三个城市。

　　2. 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第三梯队”，以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区经济为市场定位，它们的户均贷款规模多在100万元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国有银行千万元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股份制银行数百万元的量级，真正服务于更多以小商户、小业主为主体的小微金融受益群体（史建平，2014、2015）。因而，城商行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无论机构、从业人员或是资产的市场份额，城商行市场份额排列前位的均是天津，到2014年，天津市的城商行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和资产三个方面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0.70%、12.14%和17.76%。同年，上海城商行机构与资产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重庆城商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而北京城商行机构与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三位，而资产的市场份额则排在最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三个城商行的市场份额基本呈增长态势不同的是，北京城商行从业人员和资产的市场份额却分别下降了2.05和0.74个百分点。

　　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放开城商行跨区经营限制以来，一些在总部城市具有良好表现的城商行纷纷开始在其他重点城市、特别是四个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入驻城市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也促进了当地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根据各城商行官方网站提供个数据计算，截至2014年底，已有11家异地城商行在北京设立82家营业网点，占北京银行业营业网点中的市场份额仅为2.07%，低于上海和天津。北京市城商行市场份额不高，与异地城商行引进数量不足有关。

三、 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

　　1. 地方政府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比较。在改善贷款环境方面，除了按照中央的部署将担保公司分期分批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外，各地方政府还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完善抵质押物评估机制。但四直辖市政府工作的重点和推进速度有显著的差异。北京市除了推动相关部门为融资性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快速办理各类抵押物和质押的登记外，2011年还提出推广中小企业信用报告，2012年要求整合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基础信息，建设中关村信用信息平台和科技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2014年再次提出加快建立小微企业评级发布和信息通报制度。

　　天津市从2010年开始就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2013年底开始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工作，2014年市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重点用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上海市更是制度建设先行。早在2010年就出台了地方性的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对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为促进银行向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上海市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可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都向各类融资担保机构开放，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与担保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同时也于2014年初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对象，试点开展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将信用评级与开发信贷产品相结合。而重庆市于2012年依托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和市工商局建立恶意欠款人“黑名单”制度，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借款人征信服务。

　　综述所述，在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中，北京市没有像上海那样着力建设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在地方小微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也落后于天津和重庆。除了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外，北京市在全市小微企业法制和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方面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 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为了量化和评价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的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我们利用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主编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数据。其中的“法制环境”由“司法公正与效率”、“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两个指标组成，衡量地区司法系统执法过程中的公正程度及效率水平；“社会诚信环境”指适合企业经营的地区社会诚信环境。数据来自对全国4 0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评分以5～1表示（数值越大表示该方面表现越佳）。 　　天津市在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两方面均表现优异，分别以3.63和3.56分位列全国首位；上海市法制和诚信环境分值分别为3.36和3.42，均排在全国第二位；重庆和北京的法制环境分别排在全国第四和第五名，分数为3.33。社会诚信方面，北京以3.31分排在天津、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而重庆社会诚信得分为3.17，排在全国第11位。通过比较可知，北京市的法制环境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较为薄弱，而社会诚信环境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综合来看，当度量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难易程度的指标（包括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和除贷款利率外的额外费用两个分项指标）时，北京市的得分只有3.02，排在全国第16位，不仅低于天津和上海，而且低于重庆。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高速增长，2014年绝对与相对规模仅次于上海。但北京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银行的贷款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其次，北京市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下降，但垄断程度仍高于其他城市，中小银行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后，北京市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比其他城市更难。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提高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除了鼓励在京中小银行发展外，还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技术先进、业绩突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加以引进，并支持已经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增设营业网点，以强化它们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进一步推动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任务艰巨，但一旦完善，则可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将完善法制环境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办法》和《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从评估对象、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制定知识产权评估标准，使知识产权质押的评估有法可依，促进高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还应该进一步整合金融、工商、税务、法院、海关、质检等部门信息，建立北京市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网，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并扩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例如：可作为政府招标采购时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构建完善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重要的是，完善融资担保公司的考核机制，制定P2P平台的考核管理办法。对于违规、跑路和诈骗的担保公司和P2P平台，其法人代表和高层管理人员一律列入“黑名单”，终身禁止在京进入金融业。

　　第三，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鼓励差异化竞争和精细化管理。应该更注重小微企业贷款质量考核，注重贷款笔数、户数、贷款期限和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鼓励银行主导“下沉”客户对象，并进行精细化管理、规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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