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研究

　　一、引言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并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经营企业。首先它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对利润的追逐和对亏损的承担；其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金融资产。以盈利为目的，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在所经营的特殊商品――金融资产的过程中获得增值。由于融资渠道单一，长期以来，我国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企业负债经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激烈波动，使得商业银行成为最后的支付者，表现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为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埋下了隐患。要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就必须明确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从源头进行治理。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理论上指偿还出现困难，不能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甚至无法收回本金的贷款。也有认为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超过合同预定期限却未能偿还本息，银行将蒙受损失的贷款。不良贷款本质上是一种潜在的损失或者说成本。现代商业银行不仅发放贷款还进行股票债券投资、信托代理业务以及各种直接投资等多项资产业务，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之一。

　　（一）贷款质量五级分类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出台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依据风险程度的高低，将我国银行贷款依次分为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及损失类贷款，其中将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归为不良贷。

　　五级分类贷款定义表

　　（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时期向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高速发展期的部分投资项目将在这一时期开始产能，产能过剩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阴影，供过于求的市场局面，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良贷款的规模迅速扩大，银行由于资金问题而陷入发展困境。中国银监会发布数据，截止到2014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3080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总负债12116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5%，201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为7669亿元人民币，不良率为1.16%，较2013年末增加了36.07%。以下是2013年四个季度和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的趋势图。

　　从图中可直观地看出，2013年到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行不良贷款不论是余额还是占比都呈上扬势头，反映出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大幅上升，或可说业务发展是以风险代价为成本。

　　全国商业银行如此，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不例外。数据显示，2014年11月末，云南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202.94亿元，较年初增加58.58亿元；不良贷款率1.1%，较年初回升0.32个百分点，且已连续三个月出现“双升”态势。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包括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及法律因素等，这里从经济环境、银行自身经营管理和信用与法律环境三个方面，对不良资产的成因做一探讨。

　　1.宏观层面。第一：经济发展周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和萧条之间的循环波动，银行的不良贷款发生率也会随之波动。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普遍提高，并且有较好的预期，当期的财务状况优良，不良贷款发生率较小；而在经济萧条期则相反。一般来说，当经济发展处于紧缩时期，经济增速缓慢甚至负增长，大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盈利水平下降，无法近期偿还债务，银行逾期贷款增多，不良贷款率上升，当经济发展处于扩张时期，经济增速加快，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偿债能力增强，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从历史数据看，我国不良贷款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业银行承担的不良企业债券的损失。三是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这一阶段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从经验上分析，与国家实施不良贷款剥离而使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暴露力度有一定关系，但也有一定的经济波动因素影响。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随着外部体制性、政策性因素（如国有企业破产、行政干预等）影响程度的逐渐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也不断增强。

　　第二：经济政策。商业银行和其客户都处在宏观经济这个大的市场环境之中，宏观经济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环境等）都可能引发不良贷款的生成。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调整期，产能过剩、经济转型等都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与信贷风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4年11月末，全国煤炭产量35.2亿吨，同比下降2.1%。预计全年产量同比减少2.5%左右，是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铁路发运煤22.9亿吨，同比减少3044万吨，下降1.3%。煤炭企业存煤量约8700万吨，比年初增长2.6%；重点发电企业存煤9455万吨，比年初增加1409万吨，增长17.1%。全国进口29122万吨。同比减少3580万吨，下降10.9%，出口574万吨，减少177万吨，下降23.5%。净进口2.85亿吨，减少3400万吨，下降10.7%。我国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矛盾突出，库存增加，价格下滑，效益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具体表现为销售收入急剧下滑、应收账款金额及周期增加，企业融资困难，商业信用增加，资金链断裂等。在这种产业环境下，相关的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也紧随提高。 　　2.微观层面。第一：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风险理念。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银行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风险理念和风险偏好决定了其资产质量的好坏。一般情况下，贷款资产组合主要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三种因素，如何选择亦主要取决于银行主要经营管理者。冒险激进型的管理者，更多的考虑资产的收益性，其安全性指标变低、风险性指标变高；保守谨慎型的管理者，更多的考虑资产的安全性，其收益性和风险性指标就会变低。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成因之一就是银行高级管理者的个人贷款偏好。个人贷款偏好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其思想根源有二，其一，对银行风险的消极性投机心理。所谓消极性投机是指商业银行对风险不是采取积极措施，发挥自身优势，而是采取最安全的方式行事。例如，随着银行监管的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提高自身对风险的辨别能力，而仅仅采取“惜贷”的安全经营方式；其二，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复活投机”心理，即商业银行在面临选择当期清算亏损企业，还是选择继续追加融资时，由于对政府事后干预并救助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或即将倒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稳定预期，商业银行就会选择不清算亏损企业，或选择借新还旧或发放新贷款方式，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投机成本外部化。由此，银行就可不必承担因复活投机失败而产生的成本，却能从中获取收益。这两种思想通过影响银行高层管理者的个人决策，产生贷款偏好，最终导致新增不良贷款的生成。

　　第二：绩效考核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银行绩效考核体系设置逐步科学合理，但依旧呈现风险内控指标分值低、经营注重短期化、风险滞后的倾向。在绩效考评指标设置上，考评指标较侧重规模扩张与短期效益最大化，打破了收益与风险的平衡，这必然埋下各种风险隐患。对于一个银行来说，有什么样的绩效考核就有什么样的经营结果，通过绩效考核把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传达到每一个层面，从而来实现管理者的经营目标。

　　（四）行长任职的行政周期

　　每一任行长在其任职期间采取的处置不良贷款的具体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决定了不良贷款率的高低，再加上不良贷款处置政策的时滞期，反映了行长任职的小循环周期与新增不良贷款的关系。考察银行行长任期内业绩的标准应当是新增不良贷款的高低而不是不良贷款的总量。

　　（五）合规风险

　　贷款三查制度，即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是银行贷款最基本的制度，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项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得力，查处不严格；重贷轻管，重放轻收的现象日益突出；“人情贷”、“谋私贷”“盲目贷”等各种违规贷款时有出现，三查制度流于形式。

　　以工商银行为例，2013年，因信贷业务违规受到处分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到521人，占比为27.7%，较2012年增加了333人，提高16.5%，其中86%集中在支行一级的分支机构。

　　（六）信用与法律环境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而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企业之一，信用环境对银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信用环境涵盖了诚信、道德、文化等软实力因素，这些因素会长期影响、制约贷款质量。信用环境差的区域，部分贷款客户诚信不够、道德水准不高、企业文化建设基础不牢等，尽管其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并不差，但硬不及软，其中一些客户尽管有还款能力，但还款意愿很差，对银行贷款构成潜在威胁，严重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法律环境对银行同样重要，一般情况下，部分不良贷款是通过司法途径收回的，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子不破不立等现象突出，最终银行赢了官司输了钱，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信用环境。

　　三、对中江集团的案例分析

　　（一）案件回顾

　　中江集团地处杭州市下属的建德市，是集投资、科技、制造、贸易、旅游、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控股集团，其直接持股控股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众多，创办人俞中江原是的士司机，靠做香料香精业务起家，2008年进军房地产业。因投资地产、酒店失利，资金链断裂，目前正进行破产重组，创办人俞中江已被警方控制。初步统计，中江集团债务规模80亿元，为杭州历来最大宗。银行贷款约50亿元，其中，建行占30亿元，是建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风险事件。

　　2008年，中江集团接盘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德同时展开一系列房地产项目。中江案发后，金星房地产于4月申请破产清算，而项目尚未完工。2008年至2010年，俞中江又逐步进入温德姆项目，在收购温德姆时，中江系自有资金不足，早期，俞中江主要以项目做抵押，向银行等正规渠道融资，后来当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紧缩时，为了借新还旧和维持项目运转，俞中江选择在建德、温州以及北京进行民间借贷，月息从二三分一直涨到五六分。在利滚利的高利贷雪球效应下，俞中江根本无能力偿还债务。最后，迫于压力，选择了主动向政府汇报情况并寻求保护。摘自：《中国房地产报》。

　　（二）案件分析

　　2010年底，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余额仅为10亿元，然而，到2011年年底，除去存兑汇票、保函和国内保理业务，建行对“中江系”企业的贷款余额约22亿元，经后续调查，与“中江系”各家公司有关的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贷款总数共30亿，也就是说，短短一年时间内，建设银行对中江的贷款增加了近20亿人民币。

　　1.商业银行领导人风险意识淡薄。从中江事件来看，部分商业银行主要领导人风险意识淡薄，存在“复活投机”心态。2011年，中江系摇摇欲坠的情况已经被银行业察觉，见状不妙的交通银行在 2011年6月撤出了中江系最后一笔1亿元的逾期贷款，但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反而扩大了一倍以上。这不是建设银行没有感受到市场的改变，而是在明知该集团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对政府是否会最后买单痛下赌注。

　　2.部分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执行不力。我国商业银行各行内部都设有贷款审批委员会、风险控制中心等，各种内控制度不可谓不全，可在执行的过程中，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以领导的意志为出发点，使得这些控制措施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3.信贷制度执行不到位，关键岗位职权不清。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信贷三查制度，强调的是调查、审查、检查权利的分离。部分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三查基本都是通过借款人提供的材料来进行的，缺乏对借款人的深入了解，更谈不上对借款人行为和性格分析，甚至连贷款的真实去向都不知道，或就是知道但为了自身利益帮助贷款人欺上瞒下，充当借款人套取银行信贷的帮凶。

　　4.缺乏风险预警机制。部分银行存在重贷轻收、重贷轻查的情况，有关人员没有通过对借款人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跟踪，及时反馈借款人经营情况，做出必要的风险预警。

　　中江集团的破产事件只是中国银行业历来风险管理方面所积聚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暴露出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机制的失控，监督机制虚有其表。

　　四、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控制措施及建议

　　商业银行能否稳健经营，关系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也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商业银行要实现稳健经营，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断完善考核机制，强化审慎经营

　　商业银行应树立审慎、合规的经营理念，正确处理信贷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信贷业务考核办法，加大对违规违法放贷的考核扣分力度，引导各级经营机构切实转变“重规模、比速度、抢市场”的做法，坚决杜绝因盲目追求市场份额和扩张信贷规模导致违规放贷甚至违法放贷案件的发生。同时，建立完善的信贷人员奖惩机制，把防范违规违法放贷与员工薪酬、职级变动等挂钩，充分调动其抑制和检举违规违法放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充分了解借款人

　　1.加强银行贷款事前审查，遏止不良贷款产生。第一、加强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的审查。除在贷款审查实际操作中严格按照《贷款通则》第十七条对借款人主体资格审查的规定外，不仅要对借款人进行主体资格的真伪辨别；还要进行主体资格是否存续的审查；还有就是对借款人的股权状况进行审查，避免出现假借法人资格逃废债务情况的出现。

　　第二、要对借款人是否存在或有债务的情况进行审查。首先，审查借款人是否有正在进行的诉讼或仲裁等案件，掌握案件的走势发展，对于可能给借款人造成风险的案件要及时进行分析，评估对借款人资产状况、偿债能力的消极影响；然后，审查借款人对外担保情况，及时揭示风险。

　　2.严把贷中审查关。真正实现审贷分离，由独立的审查部门对信贷部门提交的贷前资料进行审查，实现相互制约，把好贷款的真实、合规、合法、有效关。

　　3.把好贷后检查关。严格贷后管理。包括贷后检查、贷款本息回收、贷款风险监管预警以及贷款档案管理等工作。贷后检查是对贷款的一个后续监管，每笔贷款都应该在发放后的15天以内进行一次贷后检查，此后应按时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财务情况、抵质押物变动情况以及重大纠纷等。

　　4.运用多渠道提升信贷人员综合素质。建立信贷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应注重对信贷人员综合业务素质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信贷人员一般都能较好的把握信贷风险。

　　5.提高信贷人员的道德素质。信贷部门是一个既复杂又专业的岗位，它在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信贷人员的道德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一方面是积极开展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汇报以及工作业务总结，通过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汇报以及工作业务总结来其思想道德情况进行评定，纳入职位提升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定期举办信贷人员座谈会，了解信贷人员对工作的看法，对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沟通，也可以定期对信贷人员的思想状况和行为进行排查与考核，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信贷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

　　6.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各商业银行应该尽职，建立专业、创新的信贷人员职业标准，对信贷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技术培训。包括建立信贷业务制度的学习平台、建立分层培训制度、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考试制度、建立信贷业务竞赛活动，以此达到加强信贷人员的业务技能，使信贷人员准确把握违规和违法的界限，自觉提高合规放贷意识，切实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技能和风险识别能力。另外还应加强信贷资格管理和能力考核，对不具备信贷从业资格的人员坚决禁止信贷业务，对不具备信贷从业能力的坚决调离信贷岗位。

　　7.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用体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采用市场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人”和“社会的人”的有效途径，是形成全社会约束机制的必然选择。社会征信是一种社会机制，包括信用法律法规体系、现代服务体系、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信用市场监督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诚信教育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等。

　　8.健全完善信用法律法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立法先行。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信用的法律规范，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在一起，把一些公民道德要求恰当的融入到法律当中，对恶意破坏社会信用的人要依法进行处罚，不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9.建立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是社会信用的重要基础设施。信用信息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信用信息的有效利用。要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把分割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社会信息集中起来，按一定标准评定出信用等级，信息运用部门按等级设定准入门槛，以形成对全社会的信用约束。

　　10.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包括建立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和设立经营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重点发展大型信用评级公司、企业信用服务企业、消费者信用服务企业。要加大对征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资金投入，促进其科学快速发展。

　　11.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提高，市场主体的守法意识才会增强，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能力才能得到提高，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有基础。

　　在银行的信贷市场上，只有银行和借款人都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重视信用，银行才能顺利地收回贷款和利息，信贷交易才能平稳健康进行。应制定严格的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当企业法人信用水平下降，国家可以依法取消其融资资格，使得它们在社会上无法募集到资金，也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五、结论

　　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发展，还会造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虽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有带种种的中国特色，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政府服务职能的增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种特色性会慢慢淡化。中国商业银行最终还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有依法合规，才能实现稳健经营。只有加强风险的识别、预警才能有效的化解风险。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仍然很严重，各商业银行真正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的目标还没有真正实现，防范信贷风险的能力普遍不足，信贷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在对不良贷款的管理方面无论是手段还是方法都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会越来越多，既要求商业银行要提高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善于驾驭复杂多变的经济状况，又要不断完善对不良贷款的预警机制，增强银行贷款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以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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