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效率研究:文献综述及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10-0021-06

　　经济学开篇就告诉我们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金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效率的研究必然成为金融领域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银行主导下的金融市场国家，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间接融资的典型代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信贷资金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产出。因此，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也必然成为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银行效率的概念

　　纵观国内外有关银行效率的理论和研究文献，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究其原因主要是效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宽泛和复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银行效率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间的对比关系（刘琛等，2004）。它反映了商业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商业银行产出、成本控制和竞争等能力水平的集中体现。

　　根据不同的标准，银行效率可划分不同的类型：参考企业效率的划分标准，银行效率可划分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等（法雷尔，1957）；按照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规模效率、范围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按照效率结构划分，商业银行的效率包括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①，其中，X-效率是指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可以用来评价商业银行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委托代理成本的大小等（王聪等，2007）。

　　以上三种划分标准，本文比较支持按照效率结构标准来划分银行的效率。首先，虽然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各自的定义界限比较清楚，但在实证分析中两者对效率的贡献却很难划分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其次，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特别是技术效率，本身就很难定量描述，更不要说去度量其对效率的影响问题。在处理技术效率问题时，学者们大多采用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变量，以此来考察技术进步对效率的影响，但是时间变量能否有效代表技术变量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所以，本文比较赞同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结合在一起分析的X-效率划分方法，这也是更加科学地进行实证分析的需要。

　　二、研究银行效率的效率前沿函数――非参数法和参数法

　　目前，研究者大多采用效率前沿函数来评价商业银行效率的高低。这一方法通过考察观察值与效率前沿面的距离来确定该生产点的效率，因此，它刻画的是一个相对效率（法雷尔，1957）。在对银行效率研究的文献中，运用何种方法来估计效率前沿面颇有争议，研究者通过综合分析130多篇有关金融机构效率的论文（伯杰和汉弗莱，1997），根据是否需要估计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参数，将前沿效率分析分为非参数估计和参数估计两种方法。非参数估计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 、无界分析（FDH）和基于松弛变量的度量方法（SBM）（托恩，2001）；参数估计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自由分布方法（DFA） 和厚前沿方法（TFA）（伯杰等，1993）。

　　（一）非参数法下的银行效率

　　非参数法是在法雷尔的前沿函数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它利用线性规划及对偶原理（乔根森，1986），通过分析样本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组合与前沿效率组合的距离来评价效率水平（库珀和 罗兹，1978）。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法的优点就是他们不需要事先就效率前沿函数形式和无效率分布进行假定，而且样本空间需求也比较少，容易进行检验分析。但他们的缺点也比较明显：首先，模型中没有包括随机扰动项对效率的影响。如果存在随机误差，估计的前沿效率可能偏离实际的前沿效率（伯杰和汉弗莱，1997）。其次，模型中忽略了价格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即只说明了技术效率，而没有说明配置效率的情况（伯杰和梅斯特尔，1997）。

　　DEA方法是非参数分析方法的典型代表，其特点基本与非参数法一致。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使用DEA方法研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还可以使用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毛德斯和帕斯特（Maudos和Pastor，2003）运用DEA方法对1985―1996年间西班牙的银行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银行利润效率低于成本效率，替代利润效率低于标准利润效率，这表明在西班牙金融市场定价方面市场力量的存在。杨大强和张爱武（2007）从标准利润效率和替代利润效率角度，运用DEA法对中国商业银行1996―2005年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存在较为显著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而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增长明显快于国有商业银行。与DEA方法相比，FDH方法只是缺少了一个生产凸性假定的约束条件，他实质上是DEA的一种特例。邱兆祥和张爱武（2009）采用FDH法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1999―2003年间的X-效率水平，研究结果发现，和DEA法、SFA法相比较，FDH法所估计的有效率的商业银行数量更多，银行业效率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国有商业银行的X-效率指标在样本期内都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文章指出产生与DEA法、SFA法估计不一样结果是因生产凸性假定放宽所致。

　　非参数分析方法中还有一种基于松弛变量的度量方法，即SBM法，该方法是DEA分析方法的改进。在采用传统的DEA方法分析银行效率时，因可能存在松弛投入和松弛产出，整体比较银行的效率将变得更加困难。SBM模型就是建立了一个将松弛投入和松弛产出纳入模型中的效率单一值评估方法（托恩，2001）。如果一个银行根据托恩的评价标准是有效的，那么在DEA模型中X-效率值θ=1，即在BCC也是有效的（班克等，1984）。德雷克等，（Drake等，2006）采用SBM法分析了香港银行业效率的变化情况。他们应用弗里德等（Fried等，1999）的4步控制法，测算环境外生变量对松弛投入变量的影响，并对投入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得不同环境下的银行效率具有可比性。甘小丰（2007）也应用弗里德（1999）的SBM方法分析了我国国内16家商业银行的效率，结果表明，若不考虑经济周期和产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因素，2005年银行效率估计值显著性低于1995年；若考虑了以上的诸多外生变量影响后，结果相反。 　　在非参数法中，DEA法和FDH法都可实现银行效率值估计，不同的是后者因放宽函数凸性假定而使得估计值往往偏向于更高值。与前两者对于既定投入和产出分析不同，SBM法考虑到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效率值缺乏可比性的事实，剔除了不同时期环境因素对银行效率值的影响，这使得银行效率值在不同时期具有了纵向可比性。

　　（二）参数法下的银行效率

　　参数方法有三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定义了效率前沿的函数形式和引进了复合误差项，即成本函数或利润函数受到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的共同影响（王聪，2007）。效率前沿函数通常包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超对数生产函数、广义超越对数函数以及傅立叶柔性函数。效率前沿函数假定形式的不同，会导致效率估计和实际值间的偏差（伯杰和汉弗莱，1997）。根据文献整理，使用超越对数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最为广泛，而且大量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超对数生产函数的模型设定要优于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胡朝霞，2007）。因对复合误差项假设的不同，即分布不同，导致各参数方法在区分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时采用的方法不同，进而参数的估计方法也不尽相同。

　　1. 随机前沿方法，即SFA法。该方法假定无效率项服从非对称半正态分布，随机误差项服从对称标准正态分布（鲍尔等，1993）。参数估计一般采用单边似然比（LR） 检验判断变差率γ=0原假设（ 巴特西和科埃利，1995）。如果接受原假设， 说明总误差主要由随机误差引起；如果拒绝原假设， 说明总误差主要由无效率项引起（迪奇和洛扎诺，2000； 阿尔滕巴斯等，2001； 瑞姆，2003）。此外，该方法还能测算不同个体的效率水平，并对影响效率的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伊斯克和哈桑（Isik和Hassan，2002）运用SFA方法分析了土耳其银行产业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成本效率来说，土耳其银行业的利润效率较高，说明土耳其银行业在成本控制不占优情况下，实现了利润的高效率。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第二，除成本外，银行规模、公司治理、政府管制和产权结构等因素对土耳其银行的利润效率也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罗西等（Rossi等，2005）也运用SFA方法对东欧9个国家1995―2002年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9个国家存在着较低的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但从单个时间序列来看，这些国家的银行都表现出效率提高的趋势。

　　2. 自由分布方法（DFA）。DFA方法假设企业的营运效率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随机误差的平均数趋近于零（伯杰和梅斯特尔，1997） ，通过计算样本中各银行的平均残差与前沿效率之间的距离， 就可得到各家银行的效率值。若满足此假定，则DFA能够有效分离无效率项和随机扰动项；若不满足此假定，在这样的情况下，DFA无法识别无效率项和随机扰动项。而且与SFA方法相比，DFA分析效率的影响因素时，一般分为两次回归，而两次回归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估计误差（王聪，2007）。易传和和邓臻昌（2007）运用DF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银行间的利润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要远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关于效率的平稳性假定，本文认为这一假定可能比较符合经济与金融发展比较平稳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金融业改革时期的国家，则不适合此假定，即不宜采用DFA方法。

　　3. 厚前沿方法（ TFA）。鉴于随机前沿方法和自由分布方法测度的都是银行在某一时点的效率值，TFA方法提供了各样本银行的总体效率水平估计值而不是点效率估计。克拉克和西姆斯（Clark和Siems，2002） 在他们的研究中曾经运用过TFA方法考察银行业中表外业务的X-效率。

　　在参数法中，SFA法和DFA法都是在效率前沿函数假定情况下估计银行效率值，二者处理随机误差和无效率项上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基本都是一致的。与SFA法和DFA法不同，TFA可估计银行总体效率水平，而不是点估计。非参数法是在效率前沿函数没有具体给定情况下，分析银行效率值，而参数法是在给定效率前沿函数为一特定函数情况下，分析银行效率值。纵观前期研究文献，无论是采用参数法还是非参数法，效率变化方向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效率值。这说明了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是相关的，即研究结果对于方法论的差异保持了一致性和稳健性（万阿俊，2011）。

　　三、效率前沿函数变量的选择

　　（一）投入和产出的界定

　　银行投入和产出的界定也是研究银行效率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准确测算银行的效率。石晓军和喻珊（2007）对五种主流期刊关于研究商业银行效率的文献进行检验，发现他们的效率估计相对排序基本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样本选择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不同，而不是估计方法。对银行投入和产出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概括起来有三种方法：（1）中介法（马尔贡和夏尔马，2004）。该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吸收居民存款，从事贷款发放和证券投资活动。因此，投入一般为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及人力资本，产出一般为贷款量和证券投资额。（2）生产法（克拉克和斯皮克，1994）。该方法认为银行具有一般企业的性质，从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角度来界定投入和产出。因此，产出一般为存款账户的数目和贷款数目，投入一般为资本和劳动力。（3）对偶法（克拉夫特等，1998）。该方法是生产法和中介法的折中，认为存款既是投入也是产出。可见，在投入和产出界定问题研究中，文献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存款的投入或（和）产出问题。杨大强和张爱武（2007）提出，“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分析重点和数据来源”，认为我国比较适用于对偶法，研究结论提出我国银行存在较大效率差，国有银行效率高于股份制银行，但增长速度要慢于股份制银行。但是，本文认为何种方法最优首先应属于理论探讨范围，其次才是结合实际具体分析。因此，在理论探讨层面本文比较认同休斯、梅斯特尔和穆恩（Hughes、Mester和Moon，2001） 的做法，采用存款与营运成本的关系来判断存款是投入还是产出：“若存款是投入，当存款增加时，营运成本减少；如存款是产出，当存款增加时，营运成本增加”。他们的实证检验说明了存款和营运成本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即支持了存款是投入的假定。我国学者王聪和邹朋飞（2005）选用我国银行业的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验证了存款是投入变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年份里股份制银行的X-效率高于国有银行。 　　此外，对商业银行进行X-效率分析时，要考虑到各样本银行因投入和产出规模不同而造成X-效率偏差的影响。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第一种，将规模相近的银行进行分组回归或设置虚拟变量，并比较各银行的效率差异。杨大强和张爱武（2007）分别以4家国有银行和10家股份制银行为样本来分析和比较我国商业银行间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刘琛和宋蔚兰（2004）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效率时，考虑到银行规模不同导致异方差问题，将银行样本划分为三类来考察（样本1为全体银行，样本2为4家国有银行，样本3为10家股份制银行）。第二种，用因变量和产出变量与总资产之比作为调整后的变量代入模型（哈迪和帕蒂，2001）或进行变量的趋同处理（迟国泰、孙秀峰等，2005）。付和赫弗南（Xiaoqing Fu和Shelagh Heffernan，2005）利用银行资产总额对成本（利润）及各产出项进行调整，以剔除规模对银行X-效率的影响。付和赫弗南（2007）、伯杰（Berger，2009）则采用因变量及其他产出变量除以平均总资产方法来控制规模差异对X-利润效率的影响。王聪和谭政勋（2007）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选择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作为因变量，所有产出变量都除以总资产来分析X-效率。

　　（二）其他影响因素

　　除投入和产出外，银行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银行效率的估计，这些因素包括宏观因素和行业因素。在分析银行效率时我们要剔除不同时期银行业的外生变量对银行效率的影响，这样才使得分析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银行业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也使各不同时期的效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宏观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物价水平、通胀水平及产权结构与制度安排等；行业因素主要是指银行业的开放度和竞争度，特别是外资银行的引入水平。伊藤（Ito，2006） 分析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等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具体取决于一国经济的特有状况。帕蒂和哈迪（Patti和Hardy，2005）则分析了金融市场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是显著的。耶尔德勒姆和菲利皮托斯（Yildirim和Philippatos，2007）考察了11个拉美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效率的积极影响。陈敬学（2009）采用SFA法评估了在1997―2006年间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对我国15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影响及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对利润的增长不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张金清和吴有红（2010）选用赫芬达尔指数来反映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而分析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发现近来以研究产权结构和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效率影响的文献居多。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特做以下综述。

　　1. 产权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超产权观（马丁和和帕克；海和刘，1997）。他们认为产权的性质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不大。侯晓辉和张国平（2008）利用SFA法对2000―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非效率和配置非效率进行了联合估计，并深入讨论了所有权特征对这两种非效率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国有产权制在样本期间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非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一些学者则认为完善的产权关系可以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王聪和谭政勋（2007）构建了宏观环境、产权特征和市场结构对我国商业银行X-效率影响的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完善的产权制度对商业银行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的大小和市场竞争度有关。

　　2. 外资引入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土银行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提高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克拉森等（Classens等，2001）选取了80个国家7900家银行1988―1995年间的数据，分析了外资银行引入对本国银行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能有效打破本土商业银行的垄断和特许权，进而提高市场的竞争度和银行的经营水平。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后，将利用其自身在资产管理和信誉等方面的优势，争夺本土银行原有的高端客户，从而给本土银行的赢利能力和利润效率带来一定的压力（金和李，2004）。持有此种观点的还有伯杰等（Berger等，2009）、克拉克等（Clarke等，2003）。

　　以上分析认为，外资引入水平和银行效率间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单调关系，而有些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张金清和吴有红（2010）运用SFA法测度了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进入水平和商业银行效率间呈倒U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未因商业银行产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之，外资银行的引入能否促进本国银行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本国银行的技术模仿和吸收能力（格拉斯和萨吉，2002）。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产权制度及外资银行引入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四、后续研究建议

　　对参数法和非参数法银行效率度量方法的归纳及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目的也是在寻找一种银行效率度量的前沿方法，从而使得效率估计值更加真实。我国的金融业在不断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经济制度和环境变化比较大，若对我国银行业效率做实证分析，就不宜采用营运效率稳定假设前提条件下的自由分步法，而应选择没有此约束条件的随机前沿法。另外，大多数学者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局限于我国银行业本身，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度，在样本的选取中，可以考虑加入在华的外资银行，这样可能使得研究的前沿效率发生改变。而且还可以考虑区域差别，例如同样是我国的某一家银行，在沿海地区的分行和中西部地区的分行效率可能就存在显著的差别；也可以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银行进行效率比较，例如，万阿俊（2011）分别采用SFA和DEA两种方法对我国和印度银行业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和印度银行效率都在增长，但我国银行效率要高于印度。 　　同时，运用效率前沿函数法分析银行效率，其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准确测度效率值本身，即低效率还是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寻找导致这种效率的因素，进而提出改善效率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实证研究不是数据、模型和回归结果的简单罗列，而是对结果的经济解释。解释的第一层限于对问题本身的解释，为何是高效率或低效率的；与哪些影响因素相关，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如何改善这种不利因素或如何利用有利的因素。解释的第二层是对此问题经济解释的解释力可靠性验证，是否属于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及可操控性等。

　　注：

　　①利本森（Leibensein，1966） 首次在研究机构运营效率中提出X-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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