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事业最令人兴奋的"狂飙突进"事件发生在金融业。可惜的是，银行业的改革虽在推进，步子也不能说不大，但仍然基本上在原来的国有银行部门内部打圈圈，所有制歧视问题很严重。与此对比，证券业改革的大踏步迈进却给人以深刻印象：私企上市限制和股份制银行上市限制得到放松，《基金法》正在起草，开放式基金和私募基金行将推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为什么银行业的创新就不如证券业？原因之一应该是银行业一直由国有银行垄断，受巨额呆帐、呆滞帐之累，已经到了身染沉疴、积重难返的地步。与之相比，证券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当然证券业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上市公司都必须是国有企业（特权化）；股票得分A股和B股（市场分割），或者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等级化）；只要有风险，就弃用或者不启用某项金融工具--比如我们的国库券回购市场曾经一度关闭，股指期货迟迟未推出（单方面强调防范风险）。但是，证券业较年轻,病症相对而言要比银行业轻了许多，只要药方对头，不仅可以痊愈，而且可以轻装上阵。
银行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内部的调整。从方法论角度看，领导者所遵循的解决问题思路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behavior-performance paradigm)：即局限于先从银行结构看各银行的现有功能及其行为，然后看其行为所实现的绩效。对于银行改革来说，遵循这种范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主要着眼于原有结构内部的修修补补、拆拆装装，或者把杂牌军收编到正规军系列当中，比如把城市信用社改头换面为城市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看作为准国有银行。这样，银行改革举措不少，老问题却还没有改掉。此外，这种改革思路导致有大一部分需要发挥的功能还没有银行或者其他信用机构去发挥。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农村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在从农村收缩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去年已经清理撤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发放三农贷款的最主要机构，但已经基本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质。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对全国五个省中五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最新调研结果，这些现有正式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五个村中，唯独温州的一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得好，其原因是当地的地下钱庄和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得好，尽管它们?quot;非法"的（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年）。最近江苏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采取了撤销基层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实行县联社一级法人制度。却勿论撤销基层法人资格是否合法合规可见，农村信用社试点结果将是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那是肯定的。结构视角下的银行和信用体制改革忽视了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银行和信贷业作为一个系统（system）到底应该承担什么功能(function)这类基本的问题。一种更好的银行和信用体系改革思路应该是从该系统的功能出发，探究需要什么样的信用制度、信用机构、规则等等来承担这些功能。
证券业的改革除了其现有结构内部的改革之外，有更大一块内容涉及在现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也就是大量的金融创新。开放式投资基金即将出台，《基金法》即将出台，私募基金出台问题也提到了日程上。这种原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结构-范式(functional-structural approach)的结果；如果从演化角度看，有些像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发生学-范式(functional-genetic approach)的结果。功能-结构-范式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来的，功能-发生学-范式的形成也与他的贡献有关联（Willke, 1993年, 第6-7页）。笔者去年年底曾向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探讨过这类方法论问题。最近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博迪在北京作报告，也建议我国金融学家多注意从金融的功能出发去看金融问题（博迪，2000年），这一方面为我国学界开阔了思路，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来重视不够，不能把一些已经规范、成型的东西及早吸收，以至于博迪教授能够语境四座。看来我国经济学家应该多从其他学科吸收方法论养分，包括从社会学。
功能-结构-范式的要义在于：在一个系统(system)形成过程中，得关注系统与环境(environment)的功能关系，比如证券业系统与整个金融业系统的功能关系、或者与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与全球经济的功能关系；从系统的功能出发，我们为实现这些功能而发展一些规则和制度，对系统结构化，这一方面包括对现有系统内部构造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在系统中加入一些现有系统中尚未存在的必要因素，这类因素可能是随后构成一个子系统 。实际上，我国考虑开放式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股指期货出台，均属于此意义上的增量改进；如果我们从功能出发来看我国证券业制度、机构和规则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从演化角度看证券业功能的实现过程，那么功能-发生学-范式与上述功能-结构-范式一样适用。两者均强调系统形成过程(Systembildung)，只不过后者更强调生物学特征，如演化/进化(evolution)和发生学(genetics)的维度。
私募基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它能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有一部分投资者拥有万贯家财，看中某一高风险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在基金管理人的安排下，共同为该项目筹资，至于它的销售与赎回（涉及投资者的退出机制）都由基金管理人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包括监管者在内的证券业人士恰恰是因为看到了私募基金的某种功能，从而考虑到?quot;零星构建"（在哈耶克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将促成证券业系统中这一"子系统"的形成。
功能视角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demand-orientation)观点是一致的：市场上的供给者必须面向需求，类似地，制度供给者必须面向制度需求者的需求。这里，需求的满足就是实现功能。上述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与下?quot;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有着质的差别：有些决策者今天认为我要这么来，明天想那么来，干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得了，这不也是功能视角的结果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前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面向的是制度需求者/消费者的需求，在其中，消费者主权发挥了作用；后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所面向的是制度供给者本身的"需求"，因为不成其为真正的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而体现一种专断独行的自行裁量权，在其中，制度生产者在行使本该由消费者行使的"主权"。
据《中国证券报》最新报道，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思路发生了从控制风险思路转向揭示风险思路的转变。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这正是投资者/需求者所需要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有些人属于风险中性型，有些人属于风险偏好型。一般来说，风险与回报存在对称关系：低风险，低回报，比如国库券市场情况；高风险，高回报，比如股市的情况，私募基金的情况，股指期货的情况。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都能满足其需求，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投资工具，包括私募基金、股指期货等等。
如果银行主管部门能够从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需求出发看问题的话，我们的银行改革可能就会走得快一些，目标取向也会明确一些（那就是金融服务需求取向）。如果银行主管部门多学一点证券业主管部门，思路也能从控制风险思路到揭示风险思路，那么能够更多面向民营企业（这就是一种功能！）的民营银行就会加入我国的银行业，温州的地下钱庄和成会就会正式化和合法化，它们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来提供金融服务，获得相应回报。监管部门就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监测和监管取?quot;不发展"战略。而恰恰是由于我国银行主管部门片面重视现有结构/系统的稳定，即片面重视抑制金融风险和保持金融与社会稳定，从而抑制和禁绝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于是制度供给者的"需求"（即对稳定和听话的"需求"）替代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即民营银行这一制度安排的需求），银行系统本身也因此陷入一种国有银行垄断、坏帐率高、效率低的低水平"均衡"当中，而尤其说这是一种"均衡"，毋宁说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高额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累积，"火山"仍在冒烟。看来是银行主管部门学习运用功能论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 Willke, Helmut: Systemtheorie: eine Einfuehrung in die Grundprobleme der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4. ueberarb. Auflagage, Gustav Fischer Verlag, Stuttgart/Jena 1993
2. 博迪，兹维："金融学研究的新方法：功能观点"，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1日，第三版
3. 何安耐、胡必亮(主编)：《农村金融与发展--综合分析、案例调查与培训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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