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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人力资源论文
Key words： natives gathered；ethnicity theory；migrant workers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2-0193-02
0 引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开篇就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所以要研究中国，必须要研究中国的“乡土性”。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乡土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这与现代西方的陌生人社会是截然不同的组织模式。生人社会之间是陌生的，连结的纽带也是脆弱的，彼此之间必须依靠契约来相互约束。而熟人社会之间，连结无处不在，正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描述的一样，中国的熟人社会拥有较高的社会整合度。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现在正在逐渐减弱。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快速的减弱基本上发生在城市社会，而在农村社会当中，社会整合正在以另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传统的高整合度正在以“同乡聚集”的方式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移民潮就是以同乡聚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来自不同地方的迁移者往往朝同一地区转移，例如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同乡聚集在人口流动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然而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方面的影响却鲜有专门的评估。
1 相关理论概述
国外对于移民的主要研究是其同化问题。同化理论认为移民虽然试图努力适应迁入地文化生活，但是他们的同化程度却受到了社会条件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不同的族群。而在众多同化理论中，认为族群有助于移民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成就的观点被称为“聚集命题”。目前，国外有许多实证研究试图验证聚集命题，然而所得结论却差别很大。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中的同乡聚集是族群聚集的一个特例。劳工问题专家李静君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制造企业当中的同乡聚集现象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企业根据不同籍贯工人之间的等级性以分化工人，形成了李静君所谓的“地方主义专制”。社会学家林语堂认为，中国不同地方的人在性情、习俗和行为特征上各具特点，这些特点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内化和认同，最终构成了中国族群的基础。同乡聚集正是这种中国式族群的延伸。张春泥和谢宇教授就同乡聚集对农民工的经济状况的影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肯定了同乡聚集的作用。
也有学者将农民工的同乡聚集界定为中国社会的地缘特征。地缘特征是非常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对于农民工和农村创业者。同乡聚集本来就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同乡共同打工。第二，雇主和雇员为同乡。研究者将这两种同乡聚集视为影响农村、农民的重要经济力量，并得出了地缘近似性与农民创业、就业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更多的着眼于农民工的人生追求与理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发展以及农民工的生存幸福论等方面。同乡聚集是农民工在异乡获得情感、经济、行为支持的重要媒介，同乡小群体、同乡亚文化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2 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显现出的族群模式现象分析 2.1 族群行业聚集现象分析 通过对城市农民工聚集状况调查，可以发现同一地区的迁移者常常聚集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区域又或是特定区域的某些行业，比如很多城市常见的早点小摊“鸡蛋灌饼”大部分由河南农民工经营，挑担卖茶者很多来自云贵地区，甚至一些城市的拾荒者基本上来自同一地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同乡聚集状况，主要原因在于就业信息的传播的特征。在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农民工当中，可信任的就业信息不能依靠网络等媒介，而基本来自于可信任的周围他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定区域从事一定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基本来自同一地区。同乡聚集对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各个方面的影响加以分析。
2.2 同乡聚集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一般来说，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GDP发展水平，劳动报酬分配率以及消费者物价水平。但具体到个人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通过调查发现同乡聚集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农民工工资收入起到不同的影响效果。例如到身为同乡的老板公司去打工，可能一开始会得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工资待遇，然而却基本没有加薪的机会，因为老板总能通过同乡的介绍获得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从总体上来看，同乡聚集使得农民工获得更加迅捷可靠的就业信息，但并未因为同乡聚集因素而对农民工个人工资收入产生太多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特例，即通过深入访谈发现，农民工对特定行业的相对垄断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的垄断价格。这种现象在个体行业中尤为明显。行业内的售价可以通过同乡的一直协商达成，这时同乡聚集就履行了类似行会的职能。
2.3 同乡聚集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影响 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起到多大的作用，是加速了农民工市民化还是减缓了这个过程。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指标是他们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的程度，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感、心理趋同感和环境接受程度。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同乡聚集对于农民工的环境适应能力有一定帮助，尤其是在农民工进城初期，同乡聚集提供了较好的庇护环境，是陌生城市与熟悉乡村的连结和过渡。然而随着在城市的“安营扎寨”，如果农民工还继续依赖同乡聚集所提供的环境保护将不以利于其市民化的发展。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国外的唐人街现象。在国外一些唐人街里，有很多华人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也较少有与唐人街外的互动。同样，在一些城市的农民工同乡聚集场所，农民工打工时周围都是同乡或同为异乡人，打工结束回到居住场所又进入到同乡聚集地。农民工居住地往往房租便宜条件较差，因此农民工居住聚集地往往鲜有外部人进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如果没有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其在同乡聚集的亚文化影响下，很难真正实现市民化，是“进城不入城”现象。
3 农民工人力资源提升策略分析
3.1 根据同乡聚集的选择性，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经济、文化、心理回报 如何有效发挥同乡聚集的优势，减少同乡聚集的负面效应，真正有的放矢的实现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同乡聚集的科学引导，这是研究同乡聚集现象的最主要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同乡聚集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同乡聚集的优势很明显，其劣势也不容忽视。在某些情况下优势占据上风，而有些情况下劣势表现尤为显著。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同乡亚文化、同乡心理、同乡聚集中的职业差异性以及同乡聚集的规模等。一般来说，同乡聚集不宜规模太大，特别是聚居地的大小最好不要超越10户。10户已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小的社区，若该社区全部由外乡集聚人群组成，该社区提供的交往圈会极大的阻碍该社区人群与当地人群的深入交往。
3.2 农民工同乡聚集现象的政府引导 农民工的同乡聚集主要为自发行为，政府或社会组织鲜少介入。一般来说，当农民工选择同乡聚集模式时，说明农民工自身对此有相当程度的需要，政府应为农民工的个体或家庭的需要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和保障。例如以教育和引导的方式控制农民工的聚集规模。另外，为服务聚集地农民工，可以在农民工聚集地派驻志愿者小组，小组成员最好包括专业的社工人员、法律服务人员和教育咨询人员，搭建聚集地农民工和本地的交流的桥梁。
3.3 企业组织的关注 农民工的同乡聚集行为多以企业组织为依托，可以说企业是真正实现同乡聚集的场域。企业主动关注同乡聚集现象，并认真调研思考其对于企业发展的的利弊优劣，一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选择的依据，另一方面强化企业对农民工的责任意识，发挥企业的中层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农民工现代化的场域。
4 小结
同乡聚集效应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但其对农民工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有正有负有大有小。特别对于农民工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同乡聚集的效应还应得到全方位考虑，以求使农民工自身认识到同乡聚集的多层次多维度效应，有选择的开展同乡聚集或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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