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风险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政府投资政策与投资体制的影响。总得来看，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以及在投资过程中的城市化倾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人力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比较低。
[论文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卫生保健
作为一项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都面临投资的风险性。不同之处在于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如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按照公共品理论，政府是其主要的投资主体之一，因此，人力资本投资较大程度地受国家投资政策及体制的影响。本文就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因素、风险因素和政策体制因素分别进行探讨。
一、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1．国民经济发展
伴随着
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投入构成了明显的硬约束。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外溢性，企业与其他社会团体实际上投资很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与家庭，对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设施等公共品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更具基础性和引导性。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于文教、科学、卫生的支出也不断增加，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50％。但是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从1990—1997年还一度呈现下降趋势，1997年以后又逐步有所增加，到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如表1)。WWW.13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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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数据表明，1980—1991年世界公共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平均达5．0％一5．1％，发达国家5．2％一5．4％，发展中国家也在3．9％一4．1％之间，最不发达国家也由3％上升到3．3％，而中国却在2．30％一2．36％之间。横向比较之下，不难发现中国财政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支出是比较低的。
2．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个主要投资主体——家庭，其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投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若不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5年的2936．4元，27年间增长了23．3倍。但是剃除物价因素后，情况变得似乎没那么乐观，同期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2．9倍(如表2所示)。
从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来看，1997后增长变得非常缓慢，而且一度连续三年为负增长，直到2003年才有所回升。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较高层次的需求是以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是由家庭在满足基本的吃、穿、住、用及生产投入需要之后的剩余来决定的。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远远高于农民的粮食价格指数，如图1所示，1999年后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一直保持比粮食价格高13—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农民在市场买卖交易中处于吃亏的地位，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扬，农民在扣除生产生活必需的开销之后，真正能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便变得相当有限。
二、风险因素
1．人的寿命因素
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人力资本投资也是项现期投资，未来获益的投资，而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回收期一般来说更长，较长的投资回收期使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投资的风险增大。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附属于人身体，是不能转让的，人一旦死亡，资本将不复存在。此外，与人的寿命有很大关系的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比之健康的人有较少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获得收益，从而影响了人力资本回报率，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性。
2．人力资本流动
人力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造成流出地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收回的风险。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在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的“推力”与城市地区、发达地区的“拉力”双重因素作用下，农村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呈现净流出状态。在“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下，意味着不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培养了发达地区需要的人才，而欠发达地区由于人才的流失造成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越穷越难以发展。
人力资本载体在企业间的流动同样也会给流出企业带来风险，企业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资产专用性人才的流失，不仅企业提供的培训投资无法收回，而且还会给企业其他员工造成负面影响，减弱企业的凝聚力，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较少的原因所在。
三、政策及体制因素
1．教育投入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财政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地方官员在政治和经济双重激励下，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见效快、效果明显的项目上去，耗时耗资颇多的农村义务教育则遭遇歧视性的投入政策从而发展缓慢。为了解决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国务院于1984年发布了《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首次提出了“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将附加率的决定权交给了乡政府，这一文件的出台为日后农民教育负担的加重埋下了隐患。
紧接着，中央于1985年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随着90年代后乡镇企业逐步走向衰落，乡政府的财力逐渐缩减，于是国务院相继于1990年和1994发出《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分别将教育费附加率调整为2％和3％，这一调整相对降低了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而加重了农民教育投入的负担。
2001年5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指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并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表明“以县为主”的投人体制增加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2005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实行“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同年12月2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从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先后出台，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育体制的变革，政府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可喜的是近年来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增大。
2．医疗体制与政策
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合作医疗制度快速发展。
在我国农村首次实行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时间被认为是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当时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与生产合作社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由群众集资合作医疗，实行互助互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加强农村患病人群的医疗服务购买力。到1965年，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预防保健网。这个时期，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2003年，合作医疗制度解体。
这一阶段，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其本身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农民只花极少的钱就可以看病、买药，因此出现了大量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现象；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中的地位不平等，社队干部及其家属率先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账，使得社员对合作医疗失去了信心。此外，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多方面原因使得合作医疗所需的资金断流，制度难以为继，最终走向衰落。据卫生部负责人透露，现在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有1／3仍在较为正常地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挣扎，还有1／3已经垮台。
第三阶段：2003年到现在，重建合作医疗制度。
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全国各地农村普遍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于2003年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2006年1月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推行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视和决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医疗改革的哪个阶段，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其投入的力度和规模都受到了政策体制的极大影响。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政府财力有限并且在财政支出安排中具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以及人力资本流动风险的考虑，对员工在教育、健康、培训方面的投资甚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家庭投资能力有限，人力资本三个投资主体投资不足共同造成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比较低。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教育、卫生改革政策正在向农村倾斜，投入力度逐步加大。现阶段要改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状况，需要在继续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家庭在教育、健康、培训及迁移方面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设计一种合理的激励机制，刺激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资积极性，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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