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目的： 探讨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Rosenberg的自尊量表SES、主观幸福感问卷对烟台地区进城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并作相关分析。结果： 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分别为26.49±3.06、45.88±10.71；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和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安全、自我实现四项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分别是0.203、0.189、0.176、0.218、0.223，p)；年龄与工种因素对个体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结论： 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不同年龄与工种的个体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自尊,主观幸福感
1引言
2001年，政府提出“城市化加速”政策，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速度迅速提高。大约十年时间，中国的农民工增加了一亿多人，他们为城市的基础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城市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他们的所想所忧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背井离乡，远离家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和城市居民的偏见……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但其相关的心理研究却相对缺乏，而且大部分研究也只是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只做大体测量,并没有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次研究从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入手，旨在探索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估，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国外对于SWB的研究起步早，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较国内深入。国内近年来关于SWB的报道数量有所增加，但研究对象多局限于青年人和老年人。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认为自尊是对主观幸福感的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Baumeister、Camplell、Krueger等认为，高自尊个体往往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相信在面临失败时更为自信，能较好的应对各类问题，导致较高的主观幸福感。Kernis等考察了自尊水平、自尊稳定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且稳定的个体倾向于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
本研究通过分析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从而从主观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这对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有深远影响。
2对象与方法
2.1对象
2009年4月在烟台市三个建筑工地抽取147名男性农民工进行调查，回收问卷123份，回收率83%，最终有效问卷106份，有效率86%。其中~20岁、21~、31~、41~、51~5个年龄组的人数依次为10、41、28、17、10人，平均年龄33岁，壮工，技工两个工种的人数分别为75人和31人。
2.2方法
2.2.1测量工具
自尊测量Rosenberg自尊量表（SES）,该量表是由10个题目组成，分数按照4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和，4表示非常不符合，其中，3、5、8、9、10为反向记分，总分范围10-40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纳东北师范大学田录梅教授提出的建议：第8题存在理解上的文化差异。所以在本次研究中删去。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根据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问卷》与农民工实际生活编成主观幸福感问卷，共有10个题目，每一题用1-7分打分，1-3分为“不是”，4分为“一般，还可以”，5-7分为“是的”。并根据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题目分为6个因子：生活满意度（第2、3、4、5、6题）、情感体验（第7、8、9、10题）、生理需求（第2、3题）、安全（第4、5题）、归属和爱（第6、7题）、自我实现（第1、9题）6个因子。
2.2.2施测
以团体测量方式进行，作答时给予指导语，根据最近一周内的情绪体验答题，独立完成，现场收卷。
2.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具体的统计学方法包括:相关分析；t检验；ANOVA
3结果
3.1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
表1农民工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水平（M±SD）
| 项目 | A |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 分值 |
45.88±10.71 | 26.83±6.26 | 18.85±5.47 | 9.19±2.42 | 8.77±2.66 | 8.66±3.49 | 9.03±3.21 |
4讨论
4.1由表1得出结论，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平均处于中等水平。结合本次调查与数据结果分析影响因素。从表得知，A4安全因子与A5归属和爱因子均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分析可能的原因：一，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农民工从事缺乏相应保护措施的危险性工作，安全需要得不到保障；二，与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目前并没有完全被城市居民接纳，同时远离亲人，使他们缺少归属感，由此也削弱了主观幸福感水平。
4.2分析表2，就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根据自尊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问卷等级评定分数所表示的意义，自尊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及其其他四个因子的得分就越高，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四项因子：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安全、自我实现存在显著正相关。自尊水平通过作用于以上四个因子来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分析如下，一，高自尊个体，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Diener等的研究中，自尊与生活满意读的相关高达0.47，本次研究与Diener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原因之一可能是亚洲文化与北美文化的差异，亚洲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个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更依赖于他知觉到的他人的思想，感受与行为等，而北美文化是个体主义文化，个体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与他人相互作用，所以在北美文化中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会大于亚洲文化；二，高自尊个体，自尊需要得到满足，将会更多的从积极方面评价自己，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三，个体自尊水平高，会降低个体的心理恐惧与焦虑情绪，使个体有较高的安全体验；四，高自尊水平者有更高的自信，认为自己有价值，能够自我接受，从而体验到更高的自我价值。综上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四个因子的关系分析，得出结论：高自尊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反之，低自尊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较低。Diener的研究中,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Baron等研究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时,将自尊、愉快、压抑作为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也发现自尊与幸福感正相关。Kernis等考察了自尊水平、自尊稳定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且稳定的个体倾向于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同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自尊与生理需求相关较低。这些结论提示我们，农民工的自尊水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只是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农民工的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性观察，发现他们有着较好的精神面貌，并非人们一贯想像的素质低下。所以改变城市居民的偏见态度与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对于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健康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4.3由表3得，壮工与技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即工种因素（工资收入因素）对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许淑莲，吴志平等的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中得出结论：就个人而言，收入状况与SWB无必然联系，与此次调查结果相同。原因可能：通过与农民工的非结构性访谈得知农民工最低工资为45元/日，足以维持个人基本生活需求，而且从整个时间维度看，不同工种的农民工已适应这种收入差距，从而削弱了了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4经过ANOVA得出，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即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Diener等发现个体的积极情感从20多岁到80多岁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认知情感理论认为，老年人对生活总体的认知评价升高，提高了成就感或是调整了抱负水平，所以对生活满意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对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SWB测查中，发现青年人群在评估SWB的多个维度上，均不同程度的高于老年组。这些研究的结论均与本次调查结果不同,分析原因在于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虽然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不论是20岁还是50岁，他们处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从事同样的工作，肩负着一定的经济使命和家庭负担，比如赡养老人或是供子女上学，并且都远离家乡，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以上诸因素可能是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同时在结果中发现，A5项归属和爱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接近显著性水平（p=0.059），以31岁为界，31岁以上年龄组与以下年龄组特别是21岁以下存在较大差异，分析可能与婚姻状况（婚否）有关，处于成年初期并且未婚的农民工，在感情方面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归属与爱的水平会比其他年龄组低。
4.5补充分析产生本次调查结果的原因：性生活也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产生重要的作用，民工常年不能归家，性欲难以得到满足容易产生心理困扰，可能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与自尊水平。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样本容量有限，调查规模较小，有待后续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改进。
5结论
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及其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生理需求、安全、归属和爱、自我实现因子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工种与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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