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般认为，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此后相关理论不断丰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尽管目前学界对行政学是否全然成为一门学科仍有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行政学家们在把行政学塑造成为一门学科上的努力。从西蒙的代表作之一——《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来分析西蒙对行政学如何成为一门独立的、不断发展的学科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西蒙；行政学；学科；管理行为
也许是西蒙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缘故，他的这本书更多的时候被译为了《管理行为》，并常常被划归为
经济管理类书目。但无论就其标题中的“administration”（行政），还是书中对公共组织的多处提及，无不证明了该书首先应该划归为行政学著作的范畴。也正因此，笔者较为关注西蒙的理论为行政学这一相对年轻的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或administration）就其字面意思来理解，可分为“行政”和“学”两个关键元素。前者表明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后者表明行政学的属性——学科，是一套有着独特领域的理论、方法和知识。自其发端以来的诸多定义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即“宪政主义”的层面和“管理主义”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恰好反映了行政管理学发展史上两个不同时期研究的不同侧重点。持“宪政主义”行政观的人主要是一些早期的行政学者。他们以宏观的国家权力分配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要么将行政理解为凡国家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府的总称，要么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将行政理解为狭窄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功能或事务。持“管理”行政观的人主要是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后的一些行政学者。他们从科学管理的原则出发看待公共行政，将行政理解为一个实际而广泛的运作过程。他们注重行政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传统公共行政由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两分法、泰罗主义、韦伯的官僚制、英美文官制度所建构的理论框架，经怀特的系统化、古利克的一体化和福莱特的动态化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西方行政学的主导范式。然而这种范式到了40年代却受到了西蒙的批评，其矛头不在于行政学本身，而在于传统范式缺乏科学性。因此，就行政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西蒙功不可没。
1使行政学理论规范化
（1）“批判性地考察”流行原则。西蒙对行政理论之路的探索是从“批判性地考察”流行的行政原则的缺陷开始的。西蒙声明他的书与流行的行政原则不同，因为那些行政原理“像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这些成对的原则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工作建议，但行政理论却没有指明哪个更加适用”。西蒙列出的行政原则至少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命令统一性，管理幅度，按目的、过程、用户或地点进行分工的组织等等。
西蒙对流行的行政原则的批判不在于要驳倒某个具体的观点，或是提出更多定理似的行政原则，而在于引起人们重视——现在流行的这些看起来简单明了的原则很容易导致实际管理工作的混乱。西蒙指出，“行政研究的正确途径，要求我们识别出全部重要的诊断判据；要求我们用完整的一系列准则去分析行政问题；要求我们通过研究搞清楚，在多项准则相互矛盾这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下，应如何去进行权衡。”
西蒙这种对奉为经典的行政理论，仍然保持清醒的治学态度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为行政学的不断自省树立了楷模。
（2）构筑自身的话语体系——建立科学化概念。西蒙明确提到“在科学上，原理得以建立之前，必须先建立概念。”“因此，行政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系列概念，而且是能从理论角度描述行政问题的概念。”为此，西蒙对“权威”进行了他的界定。而更重要的是，西蒙告诉了人们如何使这些概念科学化的方法，即“使之具有操作性。它们的含义必须对应于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局面。”
可以看出，西蒙在对通往行政科学之路上的探索较之前人更加关注了行政学的一些更加本原、微观、细节的地方，强调了一门行政学的建立不仅仅在于术语更加规范化，要能应用于指导实践，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进而确立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才能构筑起一门科学的大厦。行政学也许是脱胎于政治学，行政学也许借鉴了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等科学，这不是不可以，但一定不能在借鉴中迷失自我的特色。我想这是西蒙留给行政学建设的更深层的启示之一。
2使行政学理论求实化
西蒙强调决策中包含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对这两类要素的区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使我们懂得‘正确的’行政决策究竟指什么。澄清了行政学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政策问题和行政问题的区别。”其中，事实命题是“关于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及其运动方式的陈述”；价值命题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由于事实命题是可以通过检验来确定真伪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志。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事物是否真像事实命题所描述的那样，使行政学走向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之路，从而构建科学的行政理论和真正的行政科学。“行政学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仅仅关心事实叙述。科学体系中没有伦理断言的立锥之地。一旦有伦理语句出现，我们总可以将它分解为两部分：事实部分和伦理部分。只有前者同科学有关。”西蒙的这一理论让我们明白，
社会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仍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最本质的就是要经得起推敲，否则就是伪科学。且不论行政学是否一定能采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至少西蒙体现了科学求实的本质精神。
3使行政学理论务实化
在西蒙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但西蒙认为：“个人行为必然永远达不到理性标准”，理性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人的计算能力有限，无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人的想象力和设想能力有限, 不可能把全部备择方案列出；人的价值取向并非始终如一，目的时常改变；人的目的往往多元, 而且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
传统的理性假设只是一种极限，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的探索去接近它，才是积极的理性态度。西蒙的决策理论，修正了此前理性选择设计的完美性偏差，从而拉近了理性选择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理性局限之间的距离。人们既然不可能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那么以“令人满意”作为选择方案的标准，寻求次优方案实为务实之举。瑞典皇家科学院也认为：西蒙对组织内决策的观察和研究，看起来似乎比不上古典利润最大化理论那么优美，但是却提供了对某些管理领域的理解和预测更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西蒙不是追求理论的更加漂亮，而是追求理论的更加适用。
4使行政学研究开放化
毋庸赘言，事物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对事物本质的正确反映的科学，也必然是相互贯通的。西蒙在行政学研究方法上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理所应当地拓展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以开放的心态引入其他学科优秀的成果。这不仅仅使得行政学能更加合理、科学地完善其理论，更在于它使得行政学具有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恢弘大气，更加具有科学的精神。
从本书的宏观层面看，书中广泛地应用了心理学的知识来做研究，较为集中和明显的章节比如：第五章对行政决策心理学的研究，西蒙以此为理论支撑指出了传统理性假设的不可取，并进而树立起其有限理性观；第六章关于诱因的研究、第七章关于权威的理论、第十章、第十二章等，是继梅奥、巴纳德、福莱特等人之后又一位从组织成员——个人的心理角度来探索组织问题的学者。
加上二战期间及战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西蒙很快便吸收了这一新的学科成果，并将其引入到其行政学研究中来，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不仅仅丰富了行政学本身，更启发后人以开阔的视野来研究行政学。在今天我们行政学的大学课程中包括“管理信息系统”这门学科，也许与西蒙这位先驱是分不开的。
从本书的微观层面看，西蒙似乎也正是要把行政学当作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一般，这种例证散落在书中各处，除了前述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区分，“设计组织”本身便具有工程学的色彩。
最后，西蒙在第一篇附录里，集中谈了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行政原则的本质。他再一次重申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行政学只关心事实部分，将行政学划分为两种形式：对组织群体中人类行为方式进行描述的行政社会学和研究如何以稀缺资源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的实用行政学。西蒙认为这本书中包含了关于行政社会学的讨论，也包含了实用行政学的讨论，可见西蒙的理论是与其对科学的划分良好地对应统一的。
西蒙对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长是有着突出贡献的，除了其对行政学理论的科学化完善、其科学精神和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引导了此后行政学勇于打破经典、不断自省的风气。
当然，行政学学科至今是否已完全得以建立仍为一部分学者所质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西蒙在把行政学塑造成为一门学科上的求索。因精力及篇幅有限，本文仅仅截取西蒙这一个片段来考察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成长历程，难逃孤立、静止之嫌，但行政学的学科气质却可见一斑，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并望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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