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退出战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一、中国的工业企业现状
　　解放以后，中国实行了快速的工业化，建立了一套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公有制经济，实行有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计划制度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产出的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和工作。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下，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的弊端逐渐的显露出来，主要问题是信息问题，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各级官僚机构即使具有非常精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可能对经济的各个环节作十分精确的计算和预测，兰格的计算社会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管理是通过其选定的代理人来经营的，监督代理人的成本很高，而且代理人经营好坏和自己的利益并不直接有关，代理人仅对他的职位负责，而没有激励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机制，所以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是低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即不断地放松对行业进入的管制，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改善微观经营机制，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一些国有企业却陷入亏损。
　　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06.17亿元中，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5369.30亿元，占54.11%；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的比重为71.4%.
　　可见，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用投资和劳动力的很大部分资源，但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却仅仅占到1/3左右。
　　由以上可知，国有企业仍支配着经济中的大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但国有企业的产值和利润率却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最低。从1998年的统计年鉴可以看出，1997年的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盈利情况的38个行业中，有25个行业亏损，占65.8%，企业亏损总计830.95亿元。
　　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为：1.计划方式的内在的低效率是无处不在的，计划制订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替代市场经济中由价格传递的信息。2.预算软约束，由于承担着一系列的社会职能和政策负担，企业办社会，使得国有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实际利润水平不能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3.委托—代理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促使国有企业的经理去经营好企业，而且监督工人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也需要很高的成本，在共有的产权结构中，个人努力的收益仅占1/n的个人投入量，工人有偷懒和搭便车的动机。从国有企业的机制来看，缺乏激励机制，效率是低下的。
　　二、国有企业的退出战略
　　对国有企业的退出战略，国内外已经有较多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和实践的经验可以看出，无论什么行业，均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甚至包括防务、教育等公共部门。象电力、电信、天然气、石油管道、供水、港口、机场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工业由于对国民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是否一定应占据比较大的比重，也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和完善的产权制度将起作用。从中国的情况看，1997年底中国的国有企业超过2/3的企业亏损，从总体讲，亏损的国有企业中至少有一半的国有资产是配置在机制性的行业中，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均是中小型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应有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转轨。本文在总体分析中，按一半的国有企业的转轨来计算，中国的国有中小企业，应全部实现转轨；大型的国有企业，应分离出可以竞争的部分。从具体的行业看，煤炭、石油、木材、烟草、石油加工及冶炼业、黑色金属冶炼、自来水等行业，目前国有资产的比重超过50%且盈利的行业，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三、对国有企业转轨收益和成本的估算
　　直观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总体的利税率低于其它形式的企业类型，但几乎无法得知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转轨后的具体收益和成本，也不可能精确地知道转轨后国民收入的增加对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这取决于对社会偏好的认定。但可以假设转轨后的国有企业将至少得到和非国有企业一样的利税率，由此将转轨的国有资产乘以利税率之差，来计算转轨的收益，国有企业退出后将使得相对多的职工失业，这增加了社会成本，将二者之差贴现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净收益。
　　（一）总体考虑。
　　1.按经济的不同类型。
　　从1998年的统计年鉴可以算出（因为1999年统计年鉴未列出国有独立核算企业的财务指标）。
　　国有企业退出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失业成本，交易成本即是指谈判合同、签订合同和执行合同的成本，按20%的总收益计算；失业工人的成分（政府补贴）按每人年4000元计算。
　　（二）按行业计算。
　　对国有工业企业按经验确定退出比例，根据利税率差计算转轨收益。
　　数据来源：国有工业企业的财务指标来源于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
　　①计算中采用的是1998年的统计年鉴是因为1999年的统计年鉴没有不同产业的详细财务状况的数据。
　　②采用的转轨比例是参考国外的产业中国有成分的比例和产业的性质来决定的。一些产业的私营企业的利税率还低于国有经济，可能的原因是它们面临不同的竞争环境和市场条件。
　　从以上的计算可以知道，转轨的总收益为：TR=729.27×0.8/0.08=7292.7亿元。国有企业的转轨收益按比例扩大为：7292.7×34995.9/24531.64=10403亿元。则净收益为：
　　TR=10403-1759=8644亿元…………（20）
　　（三）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收益。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人，退出的收益和成本基本应由政府获益或承担，考虑政府的不同类型的资产的转轨，按存量调整的办法分别计算出收益和成本（由于固定资产的详细的结构无法得到，故此处仍用估算的办法）。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在此分析政府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的收益。政府将实物资产变成货币资产只是资产形态的变化，而非资产流失，同时如果资本仅能带来负的收益，资产的价值就不能按账面的价值来计算，而应按市场价值来计算亏损的国有资产，如果能将其以正的市场价值出售给对其评价更高、生产效率更高的主题，政府对该资产交易的净收益就是正的。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分解为非赢利部分（住房、社会保障部分、亏损资产），中小企业和可竞争的部分、大型企业非竞争资产等部分。其中住房、土地和无形资产等部分在统计年鉴中几乎未加以计算，转轨拍卖后将获得净收益。

　　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的行业，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取消企业的福利分房，将现有住房出售给职工，实现住房的商品化。国有企业的住房按每个职工20m[2]计算，按300元/m[2]计算。
　　NPV1=16323×104×20×300=9794亿元…………（21）
　　建立市场体制，同样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除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承担外，其它保险实行社会保障，根据职工的退休比例：2241.2/8738.2=0.2565，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人数为：
　　RE=10766×0.2565=2761.3万人…………（22）
　　如果实行社会保障体系，按每个职工每年5000元计算，每年节约1380.65亿元。但是由于短期内退休的职工仍要由国家负担，故短期内并不减轻国家的负担。
　　约10万个转轨的中小型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的价值估计为：5000亿元；其转轨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估计为：5000亿元。
　　NPV2=5000+5000=10000亿元…………（23）
　　假定34995.9亿元的固定资产，50%的比例进行转轨，且按40%资产为垃圾资产（包括办社会部分），则转轨的企业可收回货币资本为：
　　NPV3=34995.9×0.5×0.6=10500亿元…………（24）
　　转轨后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政府将增加的税收收入为（1997年统计的利税中85%为税收）：
　　NPV4=1651×85%=1403亿元…………（25）
　　大型国有企业不合理负担的解除，市场利润率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加上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国有企业的效率将得到提高，大型未转轨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将得到增值：
　　NPV5=34995.9×0.5×（1+0.083-0.073）=17673亿元…………（26）
　　则以上的总现值为：
　　NPV=NPV1+NPV2+NPV3+NPV4+NPV5=49370亿元…………（27）
　　远远大于按现在的资产计算的净现值：NPV[‘]=2907.22/0.08=36340亿元。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的转轨是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人将从国有企业的退出策略中获得相对数量的净收益。
　　四、简单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将给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正收益，存在正的收益意味着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卡尔多改进。国有企业应该而且必须退出竞争性行业，打破许多行业中形成的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限制和禁止，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并不断规范政府对管制和宏观调控的行为，才能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提高经济的市场效率和福利水平。
　　国有企业退出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国有企业如何退出问题日益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实践，取得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的优越性在于对体制弊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一个过程，“摸着石头过河”避免了很大的风险，但是也因此会形成路径依赖，新的利益集团可能会形成改革的阻力，当前国有企业的退出受到经济障碍、体制障碍和新体制不完善等壁垒。但转轨的收益是持久的，而造成的工人失业也是暂时的，所以国家应对国有企业的退出实行财政上和其它方面的支持，同时完善企业产权交易的法律和市场的制度。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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