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实验会计学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实验经济学与实验会计学关于创新环境中的差异，客观地指出了我国会计创新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新学科发展的建议。
一、引 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代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但是，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因素影响和制约我国的自主创新？笔者认为，创新环境不佳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创新环境是指在创新过程中，影响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国家对创新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国家对创新行为的经费投入力度以及社会对创新行为的态度等等。会计创新环境是国家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指会计领域内影响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各种外部因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从事创新、科研的必备条件。
在创新环境问题上，实验经济学与实验会计学的不同发展结果值得关注和思考。
实验经济学是美国于1948年率先兴起的新学科。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经济学新学科。2002年10月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公告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于美国两位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其中，被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的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就是以其在实验经济学研究中的开创性成就而获奖（夏业良.2003）。
早在1955年，我国东北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也出现了会计实验活动，并建立了会计实验室（于玉林、程夏.2004）。但是，这一很有希望的会计实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夭折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会计
教育界为了加速培养现代化经济建设急需的财会专业人才，重新兴起了会计实验活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会计实验作为一种新的会计实践活动已在会计教育界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但是，对会计实验的研究却还缺乏重大理论突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实验会计学的进一步研究可谓举步维艰。
可见，实验经济学与实验会计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学科，但二者的产生时间相近（仅相差7年），学科性质也相近（都是以开展实验为基本特征）。而50年后，两者发展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已获诺贝尔奖，后者尚举步维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两者所处的创新环境不同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型科技强国。其创新环境方面的基本特征除了具有法规和科技政策的保证、对r&d和教育的高投入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形成了一个能包容多元文化、鼓励自由思考、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系统。这种创新环境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上世纪70年代前，摆在实验经济学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人们普遍不承认这一新学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国学界所熟悉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当时就曾断言：“在科学实验室所特有的人为控制条件下来进行经济观察，通常是不可能的”（萨缪尔森［美］1979.）。在一边倒的反对声中，弗农·史密斯的第一篇科研论文“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却在权威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杂志上正式发表（1962年）。1965年，他再次在该刊发表“实验性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的论文，从而初步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地位。但是，新学科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世纪70~80年代，对实验经济学的批评仍然十分尖锐，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批评实验室模拟的经济活动太简单，与实际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差距太大；二是指责实验方法缺乏方法论上的依据。弗农·史密斯与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们一道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其中，普洛特（charles plote）认为，实验经济学对各种相互竞争理论的实验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而影响其效力，这种简单性使得模型失败的原因可以被分离出来甚至有时可被测度出来。因此，“简单性”恰恰是实验经济学的长处。同时，史密斯和普洛特提出了用“效率”做测度的技术。史密斯还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至上世纪90年代，实验经济学已经成熟，并成为举世公认的新学科。
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创新环境在新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初期，反对实验经济学的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当时已是美国顶尖级的经济学权威萨缪尔森（时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弗农·史密斯当时还只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到权威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杂志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一权威杂志的独具慧眼，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可能就会曲折得多。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实验经济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就主动修改了其著作中关于经济领域不能实验的论述（连朋.2003）。这不仅反映出一代经济学大师对科学、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确实具有那种能包容多元文化、鼓励自由思考、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系统。
三、我国会计创新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实验会计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新学科。与国外的实验经济学比较，虽然同样是新学科，我国的实验会计学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并且至今前景堪忧。
前已说明，早在1955年我国就出现了会计实验活动。但由于当时面临的所谓“白专道路”的压力与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其在萌芽状态就夭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加速培养现代化经济建设急需的财会专业人才，会计教育界又重新兴起了会计实验活动。据初步调查，目前会计实验已经在财经类中专学校基本普及。在高等学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重点综合性大学）开展了会计实验。在实践层面，可以说会计实验在会计教育界已经形成全国性规模。但是，对会计实验的研究却还处于一种主观猜测与经验总结的初期阶段。至今为止，对会计实验的研究还缺乏重大理论突破。二十多年来，虽然会计教育界的老师们一直在苦苦地进行探索，尤其是由天津财经大学发起的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关于会计实验的专题理论研讨会已连续召开了好几届研讨会议，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却始终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据笔者初步调查，认为目前会计创新环境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重数量轻质量。我国每年对会计科研、教学人员的目标考核，基本上是以在sci和cssci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而不考虑论文本身的质量。于是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篇影响性比较大的原创性论文，还不如两篇低水平重复的论文。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可能一百篇低水平重复论文也比不上一篇原创性论文。而这种考核带来的更大麻烦是，由于是与奖金，职称晋升或降级等挂钩，这就必然造成迫使大家想方设法增加论文数量。而重数量轻质量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不可轻视的。
（二）重“计划”（或规划）项目轻 “自选”项目。会计科研项目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凡计划或规划内项目，可以立即在资金、设施设备和人员配置方面得到优惠，在国内发表论文也有了保证；而凡“自选”或计划外项目，不仅没有前述优惠条件，还会受到歧视或排挤。前述“关于会计实验的专题理论研讨会”为什么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既不是国家项目，也不是部委项目，而只是部分高校间的“民间项目”或“自选项目”。当然，重“计划”（或规划）项目其实也并没有错，因为没有计划或规划就不能突出重点。问题在于不能“轻自选”项目。科研和创新活动不同于经济建设，没有那么强的计划性。相反却具有很强的非共识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不能用管理经济建设的办法来指导科研和创新活动，必须重视“自选”项目，尤其是由“好奇心驱动”的“自选”项目。国家973计划基础研究共性重大问题战略研究组在《对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一些建议》中明确提出两点相关建议：一点是“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要有一定的安排”；另一点是“对自由探索项目的评估不要过分强调其经济效益，要着重看它的学术价值和对人才的培养。”（ 973计划基础研究共性重大问题战略研究组.2004.）
（三）重“大”轻“小”。所谓“大”是指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等，而“小”自然是指“小字辈”、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者一般在某一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做出过重大贡献。重视他们、尊重他们，可以在创新和科研工作中少走弯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多成果。但是，如果权威专家与新项目、新学科意见相悖，则应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能以地位的高低、权势的大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要“给‘小人物’和非共识研究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973计划基础研究共性重大问题战略研究组.2004.）因此，对待科学问题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不能轻视甚至压制“小人物”。这与科学研究精神和公平竞争的原则都是相悖的。
除了以上“三重三轻”方面的表现外，对会计科研经费投入过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也并不是科研经费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不少科研领域中，出现了以人际关系为主导因素的‘小圈子’”，“科研资金由少数专家垄断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不仅没有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有所改善，相反，在某些领域问题愈益严重”（陈健、何国祥.200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查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在会计领域是存在的，而且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四、改进我国会计创新环境的建议
创新环境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从创新过程看，会计创新环境是指在会计领域内影响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各种外部因素，即创新环境是“外因”，而创新人才是“内因”。“外因” 通过“内因” 而起作用，也即创新环境必须通过创新人才而起作用。我们常说创新的关键是人才，这是正确的，但不能脱离创新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创新环境，人才的积极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结果很可能被浪费或者流失掉。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社会广泛参与并共同支持的伟大事业。我们主张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在创新面前人人平等、鼓励自由思考的社会环境，调动广大科研人员和其他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
良好的创新环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因为社会发展从本质上需要不断创新，然而人们的社会心理普遍趋于守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大多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容易选择人们熟悉的利高项目，回避甚至排斥所谓投入高、时间长、风险大的创新项目。因此，良好的创新环境需要国家的引导和政策支持才能逐步形成。
为了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制度创新，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
根据调查，影响创新环境的制度障碍首先应归结为人们常说的“长官意志、计划色彩”。这实际又涉及微观的科研计划管理体制和宏观的“官本位” 体制两个问题。前者表现为前述“三重三轻”的影响和在科研过程中的“重申报轻验收”等而直接影响创新；后者则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苛求人才而宽容庸才”。“官本位”不尊重科学规律，喜欢按长官意志办事。由于人才有主见而不大听话，有创新贡献也会受排挤；而庸才无“才”但听话，不能创新反而“吃香”。二是“官本位”吸引了太多的优秀人才去从政而影响创新。具体吸引了多少，目前尚无确切数据。但时下在校硕士、博士中的“公务员考试热”、“1000多人竞争一个职务”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外，“三个博导竞争副处长，高级研究员争当科长”也不是最新的新闻。目前，我国大批的优秀人才已去了国外，据统计，仅在美国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员就已超过10万人（徐冠华.2004.）。如果剩下的优秀人才又去从政，那谁来搞科研和创新？而且还有不少在职的科研人员也随时准备从政，这就使问题变得愈益严重。针对时下的“当官热”，有专家批评是“国人官瘾重”，这是从个人价值取向的角度而言。而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那就是“官本位” 体制强烈导向的结果。其实谁都能看出个中的缘由。目前，科研、企事业单位都要对应相应的行政级别。而调资时，所有的职称也要对应一定的行政级别，而且向中、低端级别倾斜（教授对正处、副教授对副处）。这必然使年轻人误认为搞创新和科研无前途、“当官”则前途远大。因此，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就是要打破残存的科研计划管理体制和“官本位”管理体制，建立“开放、流动、公平、竞争”和“重实绩”的管理体制，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
（二）把创新放在首位，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宽容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包容多元文化、鼓励自由思考、营造创新的社会环境系统，对新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实际上还未形成社会环境系统。从历史上看，国人就不大提倡创新和“怀疑精神”，而是敬奉“子曰”、“圣人言”，提倡“中庸之道”，反对拔尖、出众。否则，“木秀於林，风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也就是说拔尖、出众就很可能受到非议和打击。这种墨守成规的儒家传统，给我国现代社会遗留的阴影是十分深远的。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已有了较快发展，但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创新，旗帜鲜明地宣扬“拔尖、出众”，从而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宽容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文化氛围。在这一过程中，专业期刊、新闻媒体和科技成果转让市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对创新环境系统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三）加大创新经费投入，建立科研项目追踪评估责任制
要加大对创新经费的投入力度。时下包括会计科研在内的整个科研和创新领域经费投入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加大创新经费投入对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应加强创新经费的科学管理，使有限经费发挥更大效用。笔者建议建立新的科研项目追踪评估责任制，其主要内容包括：1.申报课题时，提高对创新内容的要求，降低职务、职称、学历等一般条件要求，减少初次资助金额，扩大资助面；2.加强研究过程中的信息反馈；3.重点加强对最终成果的评估验收。一是坚决反对评估验收、走过场；二是坚持不同项目采用不同标准，其中对自由探索项目的评估应着重看它的学术价值和对人才的培养；三是验收合格后再进行重点资助。除以上外，还应建立必要的内部控制制度，防止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不良机制；防止出现不搞科研而垄断科研项目的“科研老板”，坚决杜绝在科研和创新中出现“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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