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共青团建设的理念

   2011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并将之上升到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来认识。共青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最重要的载体，能否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来推动自身发展，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推动青年参与社会管理，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为党构筑牢固青年基础。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群众工作
    社会管理是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群众工作是党领导社会的重要方式，由于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社会管理与群众工作就有着内在一致性。在党的群众工作体系中，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是政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通过推动党的群众组织发展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就成为政党有效领导社会和国家实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现实选择。
    1.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国家职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具有内、外两方面职能，其中，内部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方面职能。社会管理职能的执行取决于政治统治职能，而政治统治职能的维持又必须以社会管理职能为基础[1]。其中，所谓社会管理是指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国家内部社会事务的管理，从而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政治统治的巩固。它包括公共权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两方面的主体建构和秩序建构。另外，在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中还存在着以社会秩序建构为重点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在实践中我们也将之称为社会管理。这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前者是与国家职能实现相联系，后者是与社会建设相联系，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形势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对广义上的社会管理的具体实现方式以及狭义上的社会管理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涉及范围、干预深度和具体手段等，都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和政治状况而发生变化和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克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与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使国家社会管理职能以国家权力和政党力量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和直接的统合和管理的方式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启动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方式开始从国家一元化管理向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微观调节相结合的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单位社会体制逐渐退出，原来由单位所包办的社会事务也被抛进社会。如何使这些社会事务得到有效承接以及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得以保障，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后所面临的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社会问题。因此，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推动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在社会领域方面的创新工作，在党的十六大明确将社会建设作为重大战略提出，并将“改善民生”作为本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
    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加速等原因，导致社会结构状况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而大量出现。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网络社会从本世纪初开始在中国逐渐生成，市场力量和网络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大量社会组织以有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生成方式在中国开始大量出现，这就意味着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社会自我组织化和自我服务性的力量。能否有效化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和谐因素，以及将这些已经形成的社会组织化力量转化为社会建设的建设性要素，不仅关系到社会建设问题，而且关系到政治建设问题。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方式在社会领域的创新除了要在“改善民生”的问题上继续下功夫外，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即对狭义的社会管理工作予以创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并就这一问题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文件。
    2.新时期国家职能实现与政党群众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带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努力奋斗，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过程中创造历史。然而，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创造历史，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方式存在着差异：在革命年代，主要是通过由政党直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革命任务完成后，根据现代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马列主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内容的共和国国家的形式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的组织。
    在党建国家之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身份存在着。作为领导党，在政治结构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领导功能，通过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在国家体系内，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宪法要求进行行动，受宪法制约。在这样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就在两个逻辑内展开：
    一是作为领导党，在政治结构上，党的群众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引导和组织领导，不断创造既符合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又能有效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现实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进行有效领导，同时通过政党自身基层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对处于不同状态下的社会成员予以有效团结，以及对处于不同利益状态下的社会成员予以协调，从而实现对人民群众在组织上进行有效领导。
    二是作为执政党，在国家体系中，党的群众工作主要是通过推动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得以体现。在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基本确定 的条件下，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就成为国家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创造的重要基础。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推动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借助国家力量构建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手段，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当前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创新和发展的重点在于狭义层面的社会管理，而所谓狭义社会管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2]。这些内容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也有着极大重合之处，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具有内在一致性。由此，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创新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创新在方向上和内容上，也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3.社会管理创新与党的群众组织发展
    直接以联系人民群众为工作对象的，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虽然还有一些人民团体以及民主党派等与社会相应联系对象建立了关系，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工青妇三家是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地位最特殊的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定位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中发［1989］12号)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最基本的动力，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青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击队，是党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妇女占人口的半数，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推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时刻离不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和包括青年、妇女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就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这一切，都需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工青妇组织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当前，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创新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狭义的社会管理上，而狭义社会管理的内容与当前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有着内在一致性，因此，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组织载体的工青妇组织，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和中央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予以不断发展和创新。
    二、青年化社会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共青团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先后发生了两次根本性变革：第一次是以市场经济建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第二次是以互联网普及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前者导致单位社会解体，使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发生调整，社会力量开始增强；后者导致交往方式革命，使权力在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发生转移，青少年权力开始增强。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青少年就成为国家社会管理和党的群众工作需要面对的一项挑战性内容，作为具体联系青少年的共青团的作用因此被凸显出来。
    1.网络社会生成与青年化社会出现
    社会权力在不同人群中转移所引起的社会形态变迁，是社会形态类型划分的—个维度，而年龄群体就是其中之一。在农业社会条件下，社会权力主要掌握在自然权威的老年人手上，农业社会也可以称为老年化社会。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学校制度和退休制度的建立，使青年人和老年人被制度化区隔在社会主流空间之外，中年人掌握了社会权力，工业社会也因此被称为中年化社会。在网络社会条件下，互联网空间所具备的无边界和去中心化的特点，突破了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制度化区隔，使青年人和老年人得以有可能进入到社会主流空间之内。但是，由于网络社会条件所具有的技术和信息快速更新等特点，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和知识传播特点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前喻和并喻方式向后喻方式转变，从而使青年人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最适应者和最主动参与者，由此，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人转移。因此，网络社会也被称为青年化社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快速发展，根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十分主要的支持平台和生活空间，目前中国进入网络时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6月，30岁以下群体占网民的比例约在60％至75％之间，35岁以下群体占网民的比例约在80％至84％之间，而10岁以下的群体只占网民的1％左右。因此，从现有数据来看，目前网民主体主要由青年人组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青年化社会阶段。
    2.青年化社会与社会管理创新重点
    虽然在青年化社会条件下，青年成为社会权力运行主体之一或是其作用大为增长，但是，由于青年化社会到来是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因此，它的出现并非只是关系到青年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运行方式和政治运行方式转变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其自身社会和政治发展逻辑更使青年化社会所带来的新的变化得以进一步凸显。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经历了双重转型：一是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即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从单位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二是由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即由于互联网普及所导致的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型。前者导致了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而后者导致了社会成员通过网络再组织化。由此导致了公民社会以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方式在中国快速崛起，并以青年为主体利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型运作逻辑和互动方式，开始不断构建新的话语空间和行动组织，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间。
    正如前文所提到，狭义层面的社会管理创 新是由网络社会到来所引起的社会组织大量生成所导致，而从主体来看，青年化社会以及中国国情所导致的社会组织主要通过网络化方式生成等原因，导致大量参加社会组织的成员是以青年为主。因此，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社会协同的组织化力量中，以青年参与为主的各类青年组织就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主体性力量。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中希望通过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建设，然而，许多地方一方面找不到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以青年自组织为主的青年社会组织缺乏相应资源支持[3]。这就从反面验证了青年社会组织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协同力量。
    3.社会管理创新与共青团角色
    共青团角色是在两个逻辑维度中获得定位的：一是政党与共青团关系维度；二是共青团与青年维度。前者是共青团存在的政治理由，后者是共青团存在的社会根据。这就使共青团兼具政党的青年组织和青年的政治组织两重属性。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党和执政党两重身份，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也因此同时兼具领导党的青年组织和执政党的青年组织两重角色。前者要求共青团必须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后者要求共青团必须协助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实现社会管理任务。同时，作为青年的政治组织，共青团必须作为青年代表在国家政权中表达青年声音，并且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作为青年组织代表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不论是从党的群众工作角度，还是从国家的社会管理角度，或者是从青年的利益代表角度，共青团都必须作为联系青年和整合青年的枢纽性组织发挥作用。
    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青年化社会具有两方面规定性：一是社会交往方式和政治互动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二是社会权力向青年转移。因此，青年化社会出现并非只是关系到青年工作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和政治运作的方式和机制。同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特点，使青年化社会到来，促进了以青年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行动组织和公共话语空间以有别于西方社会的路径大量生成。这就意味着对青年重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下一代的关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下一个时代的领导的问题。
    诚然，在青年化社会背景下，青年问题以及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非需要由共青团来完全负责和应对，而是需要政党和国家进行全面回应。但是，共青团毕竟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中扮演着党和国家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是联系和整合青年的枢纽性组织，因此，在青年化社会背景下，共青团作用发挥自然更应该获得凸显。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共青团应该在联系和整合青年方面，既要在内容上加强，也要在方法上创新。
    三、建立复合型团青关系：社会管理创新中共青团的政治诉求
    任何主体之间要产生相互作用，都必须通过建立一定关系来实现。然而，不同主体的差异，决定了各类主体之间关系建构的模式也要有相应区别。对于共青团来说，不论是基于哪重身份，都要求其与青年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样共青团对青年才有可能产生相应影响。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青年的生存状态多样性，既存在于主体间，也包含在个体内。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共青团与当代青年之间所建立的模式就不能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复合的。
    1.建立密切的团青关系：国家职能实现中的共青团使命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是以关系的形式存在的，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而人的主体行为是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左右的。当代社会学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深化研究，提出了以社会关系网络和主体间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并指出社会网络可以分为个人社会网络、群体社会网络、组织社会网络和国家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也因此有了相应的类型[4]。现代政治哲学认为，宏观权力的运行需要靠微观权力支持[5]，因此，我们在研究共青团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时，也应该从微观权力运行角度对共青团运行进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从共青团与青年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并将团青关系置于学术性空间内予以审视，使抽象意义上的团青关系获得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从政党自身角度来说，其目的是为了构建政党与群众之间关系从而获得群众认同，既为党的领导奠定基础，同时也成为党的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党作为执政党来说，群众工作的目的既为政权稳固奠定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管理的一个内容。这就意味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角色，都要求党开展积极有效的群众工作。从学术角度来说，就是必须构建相应的关系，而其中关系网络和双方信任是支持这一关系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共青团与政党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共青团必须与青年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即共青团与青年之间要形成相应关系网络和彼此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获得青年支持。从本质意义上说，团青关系的建立不只是为了共青团自身，而是关系到政权稳固和国家职能的实现。
    2.青年形态多样化存在与复合型团青关系构建
    马克思社会理论认为，在不同社会结构下，社会成员与共同体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存在着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先后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所导致的两次转型，前者是制度变迁引起的，其后果是导致了单位社会衰微，社会成员由依附性的单位化状态向独立性的原子化状态转变；后者是技术革命引起的，其后果是导致网络社会生成，社会成员由独立性的原子化状态向自组织化状态转变。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扬弃，是将前一阶段内容转化为后一阶段的一个环节而被保留下来。因此，在网络社会条件下，处于单位化、原子化和自组织化三种类型生存状态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是并存着的，并且对于许多社会成员来说，在其个体中甚至同时兼具两种生存状态，或是原子化和自组织化并存，或是单位化和自组织化并存。由于网络社会具有青年化社会倾向，因此，上述社会成员生存状态多样化最集中体现在青年群众中。由此，我们根据生存状态将青年人分为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
    在单位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依附于 单位，而单位是以党组织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于团组织与党组织的特殊关系，社会成员依附于单位的逻辑就转化为青年主动并自觉接受共青团领导。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社会原则导致社会成员与职业共同体之间主要是通过契约方式建立关系，党组织由原来建构社会核心作用向社会转型支撑和整合社会基础转变，社会成员与党组织之间的依附性，在大部分职业共同体中发生了断裂或弱化，因此，青年与共青团之间关系逻辑也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到来，青年开始进入了自我组织状态，如果说原子化状态青年绝大部分还存在于职业共同体内，共青团可以通过与职业共同体建立关系来实现在组织网络上覆盖到原子化青年的话，那么对于自组织化青年来说，就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建立共青团与这种状态青年之间的关系。青年的三种形态并存，决定了共青团必须采取不同逻辑和不同方式与这些形态青年之间建立关系，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复合型团青关系。
    3.社会管理创新与复合型团青关系构建
    青年化社会特性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社会组织应该作为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社会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代中国政治逻辑决定了直接联系青年的工作主要是由共青团来负责，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有效整合青年社会组织就成为共青团的工作重点和工作前沿。由于青年社会组织是自组织化青年存在的支持性载体，因此，共青团整合青年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构建与自组织化青年的关系。同时，又由于自组织化青年是本世纪以来最新出现的青年生存形态，该形态的出现并非是对之前两种形态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超越，虽然之前两种形态也因它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不过还依然存在着。因此，为了达到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共青团不仅被要求与自组织化青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而且还被要求与发生了变化的单位化青年与原子化青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建立复合型团青关系对于共青团来说既是一种根本的政治性诉求，也是一种现实的工作性要求。
    四、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与复合型团青关系建构
    在团青关系中，青年要素是变动，要建立密切的团青关系，需要调整的应该是共青团。任何密切关系的建立都需要网络与信任作为支持，这就意味着在共青团与青年建立复合型团青关系中，共青团也必须围绕着这两个要素展开。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共青团要以不同逻辑和形态存在的青年之间建立网络和形成认同，就不是简单调整具体某一方面组织内容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组织形态再造和发展的问题。
    1.复合型团青关系与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
    社会管理作为国家职能，虽然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但是其直接目的还是为了解决社会中具体的事务性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之所以要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原因也在于传统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民众需求的手段和方式已跟不上形势要求，需要通过创新具体的方式和寻找新的资源来达到社会管理要求。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和网络社会生成，导致青年群体的生存形态和需求类型的变化，就要求作为直接从事青年工作的共青团组织也必须寻求新的服务方式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青年需求。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将整合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共青团工作重点，而青年三种生存形态同时并存，决定了共青团整合青年社会组织的目的，不仅只是将其作为整合对象，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种资源来服务其他两种形态下的青年。这就意味着共青团与不同形态青年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既包含共青团与某一种形态的青年之间关系，也包含不同形态青年之间关系。然而，不同形态青年之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一定意义上存在着将共青团边缘化的可能。因此，为了保证在青年领域中共青团既能推动不同形态青年之间和同一形态青年内部互相服务，又能做到在此过程实现主导性，就要求共青团组织形态必须创新和发展，乃至于再造。
    由于中国共青团是全国性的政党青年组织，与中国政治体系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这里所谓的组织形态就不仅仅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共青团组织职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从组织形态的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共青团基于自身所承担的职能及其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共青团权力结构形式，包括共青团自身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共青团与青年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共青团自身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共青团整合青年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共青团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共青团为了实现自身职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青年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共青团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从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组织形态随着青年形态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若干次变革，并已经初步探索出了适应单位化青年和原子化青年的组织状态。然而，如何根据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探索适应自组织化青年以及发生了变化的单位化青年和原子化青年的新的组织形态，仅仅是刚刚破题，还存在着艰巨的探索任务。
    2.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实践
    从目前来看，根据社会管理创新要求，除了许多具体活动和工作内容外，从具有整体性效果的举措来看，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主要做法存在着全国性要求和地方性探索两方面。
    在全国性方面，从近十年做法来看，主要经历了从推动青年中心建设到加大两新组织团建的转变。2003年共青团中央在一些地方开始在街镇层面试点青年中心，2005年开始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中心。青年中心建设主要是通过组织形态创新，以期重建共青团与街镇层面的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的关系。但是，由于青年自组织生成的跨区域化以及青年中心设计上的一些缺陷，导致青年中心建设被许多地方和基层团组织理解为是一种物理空间的新的基层青年活动中心，而其应有的关系空间的功能和性质未能得到实现。团的十六大之后，共青团组织形态建设开始转向加大两新组织团建上，其目的是通过组织网络嵌入职业化共同体中，从而达到共青团组织网络影响到青年个体。但是， 在职业化共同体中的青年生存状态是处于原子化状态下，因此，两新组织团建特别是在非公企业团建更多的只是与原子化青年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为此，从2010年开始团中央着手创新街镇团组织格局方式，以期通过打破体制区隔实现资源整合方式，并以此达到对整个街镇各类形态青年群体的整合。但是，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一做法更多的只是增加了乡镇层面共青团开展活动的资源与人手，对各类青年群体整合工作或将街镇团委建设成为枢纽型组织的目的较难达到。
    地方层面探索，除了按照团中央统一部署外，主要是在2005年团中央强调整合青年自组织之后，各地开始探索，目前比较成规模和成体系的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都有一些成果。以上海为例，上海团市委在2006年建立了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随后又在团市委机关成立了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从上海工作情况来看，是直接以服务和整合青年社会组织为目的，目前整合和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达到400多家。但是，从上海做法来看，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整合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自身团建之间成并行两条线发展，尚未形成较大互补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共青团目前已经开始在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但是更多的是低层次的线性的复合型团青关系，并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合型团青关系。
    3.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方向
    考察社会管理创新和党的群众工作要求的发展逻辑和本质要求，我们认为，共青团组织形态建设不仅要达到与青年建立关系，而且还应该推动不同形态青年之间互相服务的目的，同时还应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将各类青年作为整合对象，而且要将之转化成共青团加强自身建设的资源。因此，应该将目前全国性做法和地方性探索进行有机整合和改造，即应该将共青团所整合的青年社会组织转化为非公企业团建的资源，通过共青团组织实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非公企业中的青年，从而实现通过共青团推动自组织化青年服务原子化青年的目的，也在此过程中使共青团成为服务青年的枢纽性组织，为共青团与各种类型青年之间建立复合型团青关系奠定组织性基础。
    五、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身份，使国家社会管理职能与党的群众工作之间有着内在一致性。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决定了群众组织的作用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应该得到重视，而网络社会所具备的青年化社会特征，使共青团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凸显。社会双重转型导致青年生存形态存在着三种类型，而社会管理创新从本质上要求共青团必须与青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青关系应该由原来的单一的线性关系向复合的多向关系转变。因此，为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而创新共青团组织形态，就成为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推动群众工作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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