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当代成人教育转轨

　　21世纪初，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就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属性而言，它并不是经济基础为了摆脱上层建筑的桎梏而产生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性变革，而是上层建筑为了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而进行的有序调整与改革。具体表象也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形态变更，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经济管理形态变迁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与机制转变，即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这个视野上看“三大转变”是其最明显特征。一是就业结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就业结构，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工业社会就业结构，实现了就业结构质的飞跃，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表征出一些新趋势。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取代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就业结构中处于主流地位;农业就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工在就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等行业中，农民工占63.6%;总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以上,就业岗位稀缺。二是城乡结构转变。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城市化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1.8%,在5.4283亿人城市人口中，约有1.4亿人是进城半年以上的农业人口和外地城镇人口，其中约1.2亿农民工。三是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如果我们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转型重要特征进行深度分析，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是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还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究其本质而言，归根结底是“人”的变化与发展。这些特征不是突出“人”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就是强调“人”在社会结构中角色的变换，或是肯定“人”在社会结构中生存环境的变迁，演绎了“人”作为在社会主体发展的行进脉络与思辩历程。而如何使“人”尽快地适应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换、生存环境的变迁，承担起新的社会责任，发挥新的社会作用，就成为社会转型对中国教育未来发展提出的一个重大现实命题。

　　2.社会转型彰显成人教育价值

　　综上所述，透过中国社会转型绚丽缤纷的表象“人”的群体与个体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主旋律，纵观古今中外社会变革的行进脉络，无不是由变化的“人”的推动与倡导而兴起，最后由于“人”的整体转变而实现社会变革与进步。不可否认“人”的转变离不开教育。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魅力与价值集中体现在催化“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蜕变，这也是西方学者关于“社会的改造要靠教育的改革”观点的实践依据，从这个视角上看，社会转型将进一步彰显中国成人教育价值。

　　成人教育价值在整体上表现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将积极回应社会转型的需求，审时度势、加快实现教育体制与管理机制的转变，卓有成效地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推动教育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同步发展。良好体现成人教育以促进“人”个体发展为逻辑起点，以推进“人”的整体发展为演进空间，从而实现以“人”的转变推进社会改革终极目标。

　　成人教育价值在具体形态上表象为，顺应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建立以市场引导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社会公益职能，以培养造就一代社会新人为己任，以开展持续不断、有的放矢、卓有成效的社会教育服务为平台，加快推进“人”的不同群体与个体社会位置、角色、环境的转变，为社会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人力资源支撑。

　　3.社会转型凸显成人教育缺憾

　　社会转型在彰显成人教育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凸显出成人教育的种种缺憾,涉及办学体制、办学定位、办学行为等诸多方面。尽管这些缺憾生成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现实因素，表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这些缺憾正是社会转型迫切要求教育改造的部分。

　　一是办学体制与改革要求相脱离。社会转型要求成人教育突破计划性体制与机制的藩篱，建立符合社会转型要求的办学体制与机制。然而，由于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必要的制度产品政府供给不足，成人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引导、推动和保障体系缺失，导致办学体制与机制的计划经济性质迄今没有得到有效变革，计划制度体系依然就着惯性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制度体制的闭锁效应，导致中国成人教育体制与机制体系难以适应社会转型要求。

　　二是办学定位与办学实践相差异。在1987年国务院转批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教育事业中，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但在成人教育办学实践中，并没有真正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推向社会，只是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成为政府对受文革影响而耽误了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所进行的学历补偿，尽管成人教育举办了函授、夜大学、业余制、全日制脱产等多种办学形式，但始终没有摆脱“学历补偿教育”的窠臼。而办学定位与办学实践相差异,必然导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人教育所应有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难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

　　三是办学行为与办学目标相径庭。成人教育办学目标就是要通过提供广泛的教育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一些办学机构偏面或断章取义地理解社会转型和成人教育改革的要义，浮躁的功利意识抹杀了社会公益意识，追求经济利益的力量超过了社会服务的力量，严重污染了成人教育办学环境,导致业内的无序竞争和“低层次的生源大战”屡禁不止，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办学行为与办学目标相径庭，不仅与成人教育在社会转型中所肩负的使命背道而驰，而且必然严重削弱中国成人教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职能作用与社会责任。

　　二、当代成人教育转轨概念认知

　　1.教育转轨概念基本内涵阐述

　　教育转轨是指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教育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革命性变革与发展，它是教育创新理念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个层面上的集中表现。在教育理论层面上，凸显教育理念与学术观点的“创新”突出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创新的重要性、先导性、基础性作用，要求以现代教育前沿理论、最新教育科研成果作为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在理论上界定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为实现教育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在教育实践层面上，则认为社会转型必然促进教育深度变革，加快由“现行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进程。这种转变不是若千年前教育现代化热点话题的惯性前冲，而是在冲破旧体制、建立新机制的基础上，中国教育发展取向的重新定位、改革目标的重新确立、教育模式的重新设置、教育行为的重新选择。因此，在整体上,强调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两个层面融洽，注重两个层面发展轨迹的重合,形成“理论一实践一理论”良性发展机制，彰显“现行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科学性、现实性、可操作性。

　　2.教育转轨基本问题辩析

　　廓清转轨教育本质属性是当代教育转轨的基本问题。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教育转轨时总是把“现行教育”笼统归结为“传统教育”并就着所谓“传统教育”转轨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多种转轨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文化转轨论、历史形态转轨论、知识转轨论等。这些理论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对教育转轨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深层透视，各有一定的理论特色，但都存有一个共同的重大缺憾，就是未能从理论的视角廓清当代转轨教育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教育转轨问题的整体认识模糊，但只要对中国教育发展之追根溯源，对中国现代教育进程稍加辩析,就不难发现，必须转轨的教育既不是“历史形态转轨论”认定的近代型学校，也不是“文化转轨论”认定的“儒家教育文化”更不是“知认转轨论”提出的“尚属我们希望建立的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教育”，而是新中国建立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迄今仍主导中国教育领域发展取向的“计划教育”，从哲学认识上看，这种“计划教育”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尽管有着某些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与表象，但决不等同于以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为底蕴，以传承和推进先进文化发展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

　　无庸置疑，当前我国现行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被重重计划包裹着的“计划教育”，教育发展有计划、学生入学有计划、教育投入有计划，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甚至大学的教学活动无不围绕计划波动，更由于受“人口多、底子薄”国情的制约，各类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适龄人口的入学问题，国家只能通过招生计划指标控制入学率，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符合国情，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升学率为核心的“应试教育”现象的蔓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普遍效应和长效闭锁效应，以致应试教育成为当今中国现行教育的主流形态。而这种带有强大历史惯性和浓烈计划经济色彩、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现行教育”则正是社会转型迫切要求被转轨的教育。而转轨后的教育形态必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重合，与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相融合的现代教育体系。

　　3.中国成人教育转轨的特殊性

　　中国成人教育源远流长，但被正式确立为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并以“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为标识，成为中国“现行教育”重要构成只有短短二十余年的历史。从某个方面上可以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同时，更由于成人教育社会属性的多元性、教育目标的多样性、教育结构的多维性，使成人教育无可避免地成为当代中国“现行教育”的特殊形态。与此相适应，特殊教育形态转轨必然具有其特殊性。

　　第一，多元性社会属性决定成人教育转轨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多元性社会属性是成人教育基本特征，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成人教育不仅具有“有教无类”的社会公益性，而且更凸显“成本分摊、拉动经济”的产业属性，在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属性此消彼长，始终处于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两难困境，对成人教育发展取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面向未来、面向市场的中国成人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理顺两种属性的逻辑关系，把握两者的行进脉络,掌控两者的矛盾焦点，界定两者的和谐节点，就成为实现教育科学转轨的关键,并由此实现转轨过程中的“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与强力互动，以理论实践的高度统一推进成人教育的革命性变革。

　　第二，多样性教育目标决定成人教育转轨是灵活性与实效性的刚性链接。多样性教育目标是成人教育的基本生态。与多元性社会属性相适应,成人教育既承担了为社会转型培养开发人才，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历史使命，又肩负着传播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任务，还赋予了促进产业调整、拉动经济发展的重大责任。教育目标的多样性意味着成人教育转轨的模式、标准、内涵的多样性，切不可以一概全、生搬硬套。既要注重方式的多样性，又要注重结果的实质;既要注重内涵的现实性，又要注重内容的科学性，既要注重标准的同一性，又要注重实施的可操作性，是行为方式灵活性与目的结果实效性的刚性链接，两者不可或缺。

　　第三，多维性教育结构决定成人教育转轨是艰巨性与长期性的深度重合。多维性教育结构是成人教育的基本形式。多元性社会属性和多样性教育目标必然生成多维性教育结构,在办学机构性质上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民营、外资、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教育层次上有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等类型,在教育形式上有学历教育、农村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岗位职业技能教育、农民工教育等形式。成人教育转轨就必然要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触动不同群体和不同机构的切实利益，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看，方方面面复杂关系的梳理与协调，决不可能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必将有一个相对漫长的磨合阶段。同样，解决盘根错节的多头利益间的相互矛盾，谋求一个最佳利益平衡点，也决非举手之劳，利益平衡将贯穿于成人教育转轨的全过程。而以上两个方面又是如此紧密地交织与叠加在一起，更决定了成人教育转轨必然是艰巨性与长期性的深度重合。

　　三、当代成人教育转轨路径构想

　　1.以“人”的转型为核心

　　人的转型是指通过教育促使“人”更新人生观、价值观,冲破旧的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扬弃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树立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世界观、确立新的人生发展目标、改变世俗的价值观、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实现由“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的转化。

　　人的转型是社会转型、教育转轨中最为深层的课题，蕴含着多层意义，一是人的转型是社会转型、教育转轨难度最大的转轨，不仅是“人”原有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转型，更是“人”思想观念、道德评价、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二是人的转型是社会转型、教育转轨最为重要的转型，社会转型与教育转轨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需要以人的转型为前提与基础，否则，新型制度的制订、出台、实行、坚持就因新型主体的缺失而夭折。三是人的转型体现了社会转型、教育转轨的本质属性，社会转型、教育转轨既对人的转型提出了要求，而“以人为本”又是社会转型、教育转轨的逻辑起点、行进空间和终极落脚点。

　　综上所述，尽管人的转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但人的转型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潮流，更是成人教育转轨不可跨越的途径。成人教育转轨必须以“人”的转型为核心,在全面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育人理念、目标、模式、方式的现代转轨,把由计划经济惯性而派生的应试教育、功利教育、文凭教育、闭锁教育等现象，转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要求的素质教育、主体教育、创新教育、开放教育。从而把带有传统计划经济印记的不思进取的人，转变为思想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把那些封闭的、扭曲的人，转变为开放的人和人格健全的人;把那些崇尚“官本位”和庸俗关系本位的人,转变为以能力素质为本位的人;把那些重德轻能、重道轻器的人，转变为德能俱备、广揽博收的知识型的人;把那些趋于保守怀旧的人，转变为敢于冒险与竞争、勇于实践与创造的人;把那些整齐划一的标准式“工具人”，转变为个性鲜明的具有科学理性的主体人;把那些目光短浅、醉心功利的“物化人”转变为富有理想、不计得失的社会主义新人。

　　2.以“物”的转换为基础

　　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上看，教育转轨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变革的重要部分，教育转轨需要以物质基础转换为前提和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转换不可能有教育的转轨。同理，既然成人教育转轨是由“现行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历史性变革，那么，承载成人教育转轨的物质基础的形态与关系就必须有实质性的转换，否则，成人教育转轨必然由于其物质基础的陈旧与欠缺，或流于形式或纸上谈兵，难以达到转轨的目标和社会转型的要求。

　　成人教育转轨所强调的“物”，是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的有机融合,有形之“物”是指教育设施、育人环境、教育科研、教学手段、师资队伍、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社会品牌等固态物质形式，无形之“物”则是由教育资源融资投入方式、教育成本分摊与回收方式、教育效益分配形式运作而形成的复杂市场经济关系，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的有机组合，不仅构成了成人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决定了成人教育“物”的转换与其他类型教育迥然不同，它既是固态物质内涵与形态的转换，又是复杂物质关系的转换，且固态物质转换促进物质关系转换，同时物质关系的演进又推动固态物质发生新的变化。

　　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较而言“物”的转换对成人教育转轨起着基础性作用，这种状况是成人教育物质基础原生态的必然产物。成人教育作为我国与市场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自建立伊始,它的物质基础建设不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更不是利用社会集团捐赠，而主要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通过成本分摊市场机制，以发展社会教育服务，收取合理的社会回报，再用于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方式，进行物质基础积累和物质资源更新。这种物质基础沉淀方式凸显了“物”的因素在成人教育转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在转轨过程中更应注重“物”的转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固态物质内涵与形态的转换，在增添教育设施、优化育人环境、发展教育科研、更新教育手段、加快师资建设等方面有所突破，推进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文化、教育品牌的根本性转换。进而为成人教育转轨奠定雄厚的现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融资投入机制、成本分摊市场机制、教育效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推动各类物质关系的和谐发展与科学延伸，并通过经济关系的拓展加速物质基础内涵与形态的转换，加快成人教育的无形物质向有形物质的转化，从而推进成人教育物质基础“质”的提升。

　　3.以“制”的转变为前导

　　“十一五”规划中有关“发展成人教育”的表述，终结了关于成人教育存在问题的争论，争论虽然停止了，但问题却还存在。尽管近年来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创新社会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受历史惯性影响，把成人教育当作补偿教育或另类教育的观念，无论在社会或学校甚至政府中还大有市场，而这种非主流观念形成的社会惰性作用又具有不可低估的“软杀伤力”，对成人教育改革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因而，教育转轨作为成人教育根本性变革，迫切需要政府充分发挥成人教育职能作用，通过“建法立制”，以法律制度形式明确成人教育的社会地位，肯定成人教育的社会价值，巩固成人教育的改革成果，确定成人教育发展取向,为成人教育转轨提供必要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保障。

　　在以往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所提供的法律制度产品严重不足，目前政府有关成人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与制度还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品，计划经济的色彩浓厚，明显陈旧和过时;而成人教育基本法律体系更是长期缺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尽管广大成教工作者千呼万唤，我国成人教育的基本大法《成人教育法》却始终没有出台,只是在《高等教育法》与《职业教育法》中“点题”而已。而政策制度陈旧和法律法规空白，直接导致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总显得底气不足、信心不足、千劲不足，不仅不能有效驳斥“替代论”“覆盖论”“萎缩论”“淡化论”等奇谈怪论的诘难与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