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若干问题和策略探讨

　一、教育消费的特点和功能
　　考察研究中国教育消费问题，有必要依据消费经济学一般原理，认识和把握教育消费的特点和功能。
　　1. 教育消费的特点
　　教育消费属于服务消费，但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服务消费的若干特点。
　　教育消费是人的知识、素质和才能的生产。对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 [1 ]，吃喝是为了生产人的身体。与此不同，教育消费是一种精神文化消费，它使消费主体得到教化，获取和积累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才干。
　　教育消费行为同时也是投资行为。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提高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熟练程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了劳动者的经济收入。正是基于此，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生成或增加了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它是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获取未来收入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一种对人力的投资。人们通过估算教育收入率来作出行为决策。教育收益率指教育收益的现值价值与个人获得教育的成本的现值价值之比。教育成本主要包括：教育费用，因上学而可能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教育的收益指受教育者在经济上的受益，包括个人因受教育而增加的未来收入、个人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有较多机会更换职业，以取得较多收入），或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以应对工艺过程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不致于失去就业机会。个人根据教育收益率高低、教育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的对比，来作出是否上学（或家庭是否送孩子上学）的决策。
　　教育消费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人们接受教育，是为了积累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才干和技能，我们可以将这种成果看作教育消费的效益。现实中往往有这种情况：不同的个人，接受同等的教育（如上学年限相同、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等），而其获取的知识以及素质提高和才能增长的程度却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这里有客观条件不同的问题。例如，同样接受小学或中学教育，有的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上学，有的则在边远农村上学；有的享受的是优质教育资源，有的却只能享受质量较差的教育资源。又如，同是大学本科学历，有的是国家重点高校毕业生，有的则是二本、三本高校毕业生。应当说，这种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的差别，是造成教育消费效益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即使在同一教育环境，接受同等质量的教育（如在同一学校同一班级上学），出现教育消费效益差别，也是较普遍的现象。甚至还不乏这种情况：有的从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较差学校毕业的学生，其学科知识水平、创造才能和其他素质，比从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较好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仅不逊色，还要胜出一筹。这只能从教育消费主体自身找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教育消费能力的差别。教育消费是受教育者的一种能动性活动，需要其积极参与，还要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具备接受教育和培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所有这些，可以归之为教育消费能力。教育消费能力，除个人天资因素和勤奋外，要在受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努力培养和加强。这在科技飞速发展、新事物层出不尽的新工业革命和大数据时代更显得重要。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指出的：“在这个世界里，要想脱颖而出，不仅要看你了解事物的多少，也要看你了解事物的方式。因为你今天了解的事物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其速度之快恐怕你连想都想不到。”“要想学会如何学习，你必须热爱学习——或者应当喜欢学习——因为很多学习都和自学有关。” [2 ]
　　2. 教育消费的功能
　　教育消费对个体来说，具有教化、塑造、培训的功能，使其资质得到改善、潜能得到发挥。首先，一个人，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以至接受终身教育，占住了一生相当长时间，本身就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受教育的。
　　从整个社会角度看，教育消费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兴起的条件下，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凸现。人才培养和储备成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人才培养靠教育。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与人均GDP呈显著的正相关。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实际上，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全部资本中的2/3到3/4是人力资本。” [6 ]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强，就较易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文明、和谐、公平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元素，而教育则是创造和提升这些元素的最重要手段。社会文明要求社会成员贵诚信、讲友善、守秩序、重人伦，这就要依靠教育的教化濡染，提高广大人民的文明素质。社会和谐既指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除了从经济社会体制上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外，从思想道德层面来说，也要求人们具有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同理心，正确处理利己与利人的关系，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于合作精神。而这些品格的养成，离不开教育。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 生态环境承受力的矛盾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人类进入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1}时代，绿色低碳、生态和谐是其重要内涵，要求教育担负起培养人们生物圈意识的重要使命。按照杰里米·里夫金的说法，“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同理心开始跨越国界，延伸到生物圈的界限”，“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来进行思考并身体力行”，树立“生物圈是他们的大社区这种观念”，“重获‘亲自然情结’” [7 ]。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是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其必要条件是普及和大力发展教育，让每个适龄儿童和少年都有接受一定的合格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为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向上流动提供通道，打破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固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 [8 ]
　二、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和潜力巨大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教育消费需求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
　　1. 教育消费是新时期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人民消费水平必将持续增长，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层次加快升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会有更大的增长，而教育消费则成为一个重要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64.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1.8%，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毛入学率为8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30%{2}。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4%。然而，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不能估计过高，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教育还相对落后。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低于美、法、日、韩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略高于印尼，与墨西哥相当。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改变个人及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作用愈益彰显，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并呈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性发展趋势，而教育产品供给在数量、质量、结构上都与之不相适应，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着教育的发展。
　　2. 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大为拓展
　　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而人才培养靠教育。总体上说，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还不高，致使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较低。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就业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PP）绝对数，2010年中国大陆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水平约为美国的1/6，英法的1/5，德、日、韩、中国台湾的1/4；在“金砖国家”中低于俄罗斯、巴西、南非，仅高于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低于泰国，与印尼接近 [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必须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亟需足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人才。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产业革命，它带来新兴产业的集聚、知识的共享和创造，要有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能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的综合人才与之匹配 [10 ]。这就要求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人才，特别是基础性的数字化人才、创新型的研究者、生物圈的管理者和优秀的服务人员。这必然使教育消费需求空间大大拓展。
　　3. 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对教育消费的巨大潜在需求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预计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镇转移。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在教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如何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靠教育。首先，随迁农村人口子女要有学上、上好学。要保证每一个适龄的农民工子女能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并逐步做到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后义务教育上能有与原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保证农村迁移人口中新的一代的未来发展、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前提。其次，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为了适应职业转换和知识技术更新的需要，要不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再次，作为城镇新居民的外来迁移人口，要顺应城市生活规范和节律，必须改变长期农村生活带来的一些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观念和习气，提高文明素养，增强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自觉性。这要靠长期的历练，也需要教育活动的诱导和启迪。此外，为了适应城镇各项建设的发展和文化内涵的提升，包括原有居民在内的所有城镇人口都需要提高文明素质、和谐意识、生活品位，这也离不开教育。总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的需求将愈益增长。
　　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与享有的不公平{3}
　　1.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是一个长期累积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体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教育发展决策和部署中的偏差，使历史遗留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趋严重。教育资源既指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等硬件，也包括教学管理、师资等软件，这两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经费。教育的 各个阶段都存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而尤以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最为突出，其影响也最大。
　　一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导致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严重不均衡。农村的人均教育资源，与城市相差很大，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更是十分有限。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短缺或破旧，教学设备简陋，师资人才匮乏的情况普遍存在。拿师资条件来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督导评估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报告显示，县域内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35.51%，初中最高达47.52%；骨干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20.89%，初中最高达24.64%；高级职称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44.22%，初中最高达53.17% [11 ]。
　二、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和潜力巨大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教育消费需求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
　　1. 教育消费是新时期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人民消费水平必将持续增长，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层次加快升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会有更大的增长，而教育消费则成为一个重要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64.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1.8%，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毛入学率为8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30%{2}。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4%。然而，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不能估计过高，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教育还相对落后。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低于美、法、日、韩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略高于印尼，与墨西哥相当。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改变个人及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作用愈益彰显，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并呈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性发展趋势，而教育产品供给在数量、质量、结构上都与之不相适应，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着教育的发展。
　　2. 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教育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大为拓展
　　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而人才培养靠教育。总体上说，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还不高，致使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较低。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就业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PP）绝对数，2010年中国大陆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水平约为美国的1/6，英法的1/5，德、日、韩、中国台湾的1/4；在“金砖国家”中低于俄罗斯、巴西、南非，仅高于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低于泰国，与印尼接近 [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必须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亟需足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人才。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产业革命，它带来新兴产业的集聚、知识的共享和创造，要有在互联网信息平台上能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的综合人才与之匹配 [10 ]。这就要求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人才，特别是基础性的数字化人才、创新型的研究者、生物圈的管理者和优秀的服务人员。这必然使教育消费需求空间大大拓展。
　　3. 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对教育消费的巨大潜在需求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预计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镇转移。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在教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如何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靠教育。首先，随迁农村人口子女要有学上、上好学。要保证每一个适龄的农民工子女能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并逐步做到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后义务教育上能有与原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保证农村迁移人口中新的一代的未来发展、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前提。其次，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为了适应职业转换和知识技术更新的需要，要不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再次，作为城镇新居民的外来迁移人口，要顺应城市生活规范和节律，必须改变长期农村生活带来的一些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观念和习气，提高文明素养，增强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自觉性。这要靠长期的历练，也需要教育活动的诱导和启迪。此外，为了适应城镇各项建设的发展和文化内涵的提升，包括原有居民在内的所有城镇人口都需要提高文明素质、和谐意识、生活品位，这也离不开教育。总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的需求将愈益增长。
　　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与享有的不公平{3}
　　1.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是一个长期累积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体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教育发展决策和部署中的偏差，使历史遗留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趋严重。教育资源既指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等硬件，也包括教学管理、师资等软件，这两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经费。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而尤以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最为突出，其影响也最大。
　　一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导致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严重不均衡。农村的人均教育资源，与城市相差很大，尤其是农村 贫困地区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更是十分有限。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短缺或破旧，教学设备简陋，师资人才匮乏的情况普遍存在。拿师资条件来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督导评估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报告显示，县域内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35.51%，初中最高达47.52%；骨干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20.89%，初中最高达24.64%；高级职称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小学最高达44.22%，初中最高达53.17% [11 ]。
　一是要重点解决好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决定于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等物质条件和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等非物质性条件。而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重要性。在物质性办学条件达到一定标准后，师资力量和课程资源就成为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就是因为有名师。同时，补齐薄弱学校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相对易于办到，而要加强师资力量，引进优质师资，难度较大。因此，要十分重视义务教育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在一定范围内统筹使用优质教师（如实行“区管校用”），促进优质师资合理流动，以达到优质师资共享。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发有特色高水平的精品课程、名师课程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为此，要有相应的财力保障。义务教育经费要重点保障教师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鉴于目前基础教育教师基本工资和培训经费多由区县负责，标准自定，由此带来较大差异，应加强省市统筹，以提高并保障经济落后、财力较差地区教师的基本工资和培训机会 [18 ]。有限的教育投资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设备购置重在强调达到基本标准，讲究实用，而不要攀比豪华和档次，宁可在改善教师工资待遇、促进优质师资流动和优质课程资源共享、资助家庭困难儿童和少年上多化些钱。
　　二是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教育均衡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现实中却受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设立重点学校的教育体制为何在实际上得以长期持续？为何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择校热不断升温？就是因为某些社会群体和个人能从中获利。例如，“地方政府将少数优质资源进行市场包装，并利用家长对优质学校的渴求心理，进行‘有组织’的出售和交易” [19 ]，从而赢得政绩，学校则不仅提高了声名，还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投资和特殊待遇。有的地方政府还通过迁建名校、名校办分校等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制造新的学区房，分享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广大家长却要承受房价房租大幅增长的经济负担。在“以权择校”、“以钱择校”的背景下，政府官员不愁其子女上不了好学校，对农村教育、薄弱学校没有感同身受，于是对推进教育公平的改革的紧迫感和积极性也就不足。因此，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必须突破既有利益格局，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
　　三是政府要切实覆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主体责任。义务教育是面向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的基础教育，普惠性、公平性是其显著特点，因而它的实施必然是一种政府行为。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国务院和县（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级政府要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考虑到我国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差异性较大，还要实行省级统筹，以保证经济落后地区县（区）义务教育也能达到一定水准。对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考核，要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并且要十分重视包括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满意度这一考量。
　　2. 改善教育产品供给结构，更好满足多层次多样性的教育消费需求
　　人们的教育消费需求存在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条件（学习潜质、特长、兴趣、职业目标等）的不同，对接受进一步教育的需求会有所不同。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读大学而上中职或接受某种职业训练。以接受高等教育为目标的也会有不同的选择：相当多的人选择应用性大学（包括高职院校、社区学院），只有少部分人选择研究型大学继续深造。世界上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就是如此。这种多层次多样性选择和分流，不仅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有利于使每个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准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在我国却出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扭曲现象：大多数孩子（不少是听命于家长）都将读大学、上名校作为唯一目标或首选目标，似乎只有上大学这一条出路，结果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我国后义务教育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
　　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滞后。职业教育的功能是促使人与职业相结合，帮助其实现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职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成为可以胜任工作要求的职业人。职业教育的另一种形式是面对成年人的职业培训，使其能适应职业变迁和实现终身职业发展，或者帮助失业者重新进入职场。职业教育的这种功能决定了它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在强调教育体系的高端，即大学教育的同时，加强技术学校和社区学校普及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以便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低技术水平的工人接受继续教育。” [2 ]可是，在我国，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社会职业教育培训，都未能得到应有重视，总体上处于薄弱状态，结果是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短缺。据人社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占比不到4%，与发达国家高达30%～40%的占比相距甚远{4}。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存在追求“大而全”和高端化倾向。受攀比教育GDP的影响，大多数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不顾自身的条件，争相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看齐，一味追求办学规模和学科专业的“大而全”，而忽视应用型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导致各校专业设置趋同，缺少特色，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加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基础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在一定程度 上也存在选择性需求。由于家庭背景（经济收入、父母职业和文化教育程度等）、孩子兴趣爱好不同，对基础教育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只要有可能，家长都会把孩子送进好的学校和幼儿园，有的家庭还特别重视从小就开发孩子的智力，让孩子能在课堂之外学到更多东西，并不惜为此多花费钱财和精力。诸如此类的要求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在不影响公共教育资源特别是义务教育资源公平享有的前提下，人们对基础教育的这种选择性要求，应当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