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方案”理论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发展与规划研究:以大学教育为例

　　一、引言

　　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作为语言规划的一部分，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重大方面（胡文仲，2011）。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国家综合实力的崛起、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显而易见。国家高校外语教育（以大学英语为主）同样历经了60余载的风雨变化。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国家的外语教育建设规划，尤其是英语教学规划至关重要。如何对我国外语教育进行有效规划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社会、教育界等各个层面关注与探讨的重大问题。

　　长久以来，基于国家高校外语教育规划问题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传统研究手段和方法，如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对比研究的方法。魏芳（2015）通过回顾建国六十年来的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并总结了各个时期的规划效果和影响，同时与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大学外语教育政策作对比，丰富了我国在语言教育政策和规划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胡文仲（2009）也基于历史研究与文献法，总结了新中国60年以来的外语教育发展，并认为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已取得巨大成就和重大进展，然而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外语教育政策和整体规划的缺失，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缺失等等。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语言教育规划问题上，然而初步的分析与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层面，缺乏语言政策规划领域中相关理论框架的支撑，未能将每一时期国家高校外语教育的特点、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以科学的手段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因此，本文将在总结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发展的基础上，利用Cooper（1989）的“八问方案”（accounting scheme）理论框架，考查不同时期下，高校外语教育的实施者、受影响群体、实施行为、实施目的等，以此进行客观对比分析，并试图预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新定位。

　　二、基于“八问方案”的高校外语教育规划的问题探究

　　语言规划领域最初理论框架的建立一般都认为是挪威社会语言学家Haugen的贡献。然而实际上最先使用本?w规划（corpus planning）和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这一对概念的是德裔加拿大人类社会学家Heinz Kloss（赵守辉，2008）。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看，语言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更是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容器和身份的象征（刘海涛，2007）。在中国大陆，最早涉及的国内重大语言规划问题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普通话的推广，汉语拼音运动以及汉字简化运动。这三大语言规划问题本质上都是关于国家共同语的修订、改善与发展，而涉及外语教学方面的国家外语教育规划却较少受到关注。

　　基于在Haugen 的2*2模型，Cooper首次将“语言的教育规划”，也就是“习得规划”这一概念进入了语言规划领域，扩大了学科发展。教育因素的加入，使得国家、社会、以及受众之间的关系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得规划不仅仅包括了多语环境下的国家共同语习得和相对弱势的少数语种习得，同样也包括对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和习得进行规划。Cooper（1989）的另一重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八问方案”的理论，他用一句话来描述任何一项语言规划不可回避的八个主要问题。

　　在新中国六十年以来的外语教学成就的得失研究中，胡文仲（2009）将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5年：这一阶段外语教育形成的新格局，同时为后期的外语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1966-1977年：文革阶段是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各方面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十年，高校外语教育同样也遭到严重破坏。3）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全球化的浪潮，外语教育改革铺天盖地，全面展开。在当今，高校外语教学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姿态。

　　我国初期的高校外语教育规划在国家“权威规划机构”的领导纲要下，与国家政治外交发展密不可分，外语教育的规划形成的是自上而下的规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浪潮，外语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变革以及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交流融合而带着自发性的不断变化。社会发展这一因素逐渐代替了国家权威机构的角色，成为了引导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的隐性力量。

　　Zhao和Baldauf（2008）曾就Cooper的“八问方案”理论框架，考查了1986年前后中国语言规划实践中汉字规划的发展变化及特点。本文也将采用Cooper“八问方案”的理论框架，主要考察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发展和规划特点。

　　（一）高校外语教育制定实施者的改变

　　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外语教育是完全的自上而下，并且由权威决策机构制定，行为的实施者仅限于国家机构或政府部门，高校外语教育规划与国家政治走向、外交政策相挂钩。因此，初期的外语人才培养大多限制于国家外事干部队伍。由此可见，初期的高校外语教育受众小、纲要性以及政治性质较为强烈。而自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 外语教育包括高校外语教育的制定不再是国家权威部分“一手包办”，外语界专家学者、各级外语教师以及在校学生的声音与建议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予以采纳，国家的适度放权促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直接参与政策规划的制定。而外语教学的对象也扩大到全体中小学和高校学生，逐步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

　　（二）由工具观向资源观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的高校外语教育规划目标是单向的，培养外语人才是为了吸收其他先进国家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该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与国家对外政策紧密相连，并且外语的工具性作用占主要地位。然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作用日益突出。从个人发展需要来讨论外语学习意义的话，语言是促进人的心智发展的重要工具（丁仁仑，2013）。总结而言，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应该从两个方面出发：1）国家层面：致力于培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任务不仅在于吸收、借鉴国外知识与经验，更应该将中国国内的贡献与成就带向世界；2）个人层面：外语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构建语言形式与其所表达思想之间的桥梁。这样看来，外语教育制定的目的不仅仅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宏观层面，更应该个人发展的微观层面纳入考量。 　　三、结语

　　Cooper的“八问方案”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的分析提供了客观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发展可看出，规划主体已由最早“国家”作为唯一决策者到如今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共同作用，为规划的实施向着更全面、更科学、更实际的方向发展。第二，在外语的工具性基础上，语言的人文性，外语对个体认知发展，交际能力的提升等作用应受到重视。高校外语教育的规划不仅要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同时也需要关注外语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养更全面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尽管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规划已取得巨大的发展，仍然还有许多问题丞待解决。首先，虽然外语教育规划的实施者以扩大到教育界、学生群体等等，但如何有效平衡国家权威部门、教育界以及学生这三者的作用关系，仍然需要专门的外语教育规划部门统筹与规划。其次，外语教育不再是以知识学习为主，语言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交际能力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科学建立一套将工具性和人文性融为一体的统一的国家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则需要国家教育部、语言学界专家、外语教师等多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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