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陕西高等教育及高校校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1-0114-02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966年 6月1日，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6月2日,西安高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陕西“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1966年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因“文化大革命”，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1966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1966年 8月中、下旬以后，红卫兵运动在陕西迅猛兴起。高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造反和大串连活动。在“破四旧”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活动中，学校完全停课，图书馆藏书被焚烧，老领导、老专家被公开点名批判，学者、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批斗和迫害，师资队伍受到很大冲击。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停顿，教育教学秩序陷于混乱状态。在这一时期，全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经历了造反、夺权、清队等种种磨难，有些高校还被迫搬迁、改制、合并、撤销，包括人民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停办。在陕西，西北政法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大学被也迫停办。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1970年开始，“七•一二”工人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及经过洗礼改进后的各类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一批批来自农村、厂矿、部队的工农兵学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继续革命的新战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由于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学秩序又难以保证，教育质量大幅下降。

　　长时期“停课闹革命”和所谓“教育革命”，使中国教育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文化断层”、“人才断层”，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据统计，文革期间我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大专毕业生和200多万中专毕业生，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当时的教育体系，包括学校的招生制度、基本学制、教育内容来说是一次大的颠覆。 “文化大革命” 使大学理念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学的独立性受到了削弱，大学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与灵性，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作为舆论主阵地，高校校报在文革中彻底成为斗争和革命的传声筒。

　　在陕西，许多高校校报或停办，或时办时停，或更改报名。不仅如此，为了紧密配合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这时期的高校校报，不再由校（院）党委主办， 各院校文革筹委会或革命委员会成为校报的主办单位，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高校校报的指导思想，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忠实地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校校报首要任务是热情颂扬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同时要配合院校文化革命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斗争经验，为夺取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努力奋斗。

　　在文革前，校报是以新闻价值大小来排版的，文革中，校报的报道早已背离了新闻规律，完全按照当时的错误指示前行。这个时期的校报没有明确的内容和体裁的分工，版式设计千篇一律。每期一版都是配合“文革”形势发展选登的主席语录、诗词，毛泽东主席的活动照片或画像最多。与全国报纸“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一样，毛主席活动的照片越登越大，有时，第一版就是一张照片和一条语录。新闻稿件的数量较少，一般都是反映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贯彻“五•七”指示、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及全国各种运动开展情况的报道。有时一期报纸没有一篇消息，通版都是转载的“两报一刊社论”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或大批判文章。这些大批判文章既有批全国的、省内的和校内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也有造反派内部不同派系互相攻击的。但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均出自“两报一刊”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等等…… 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可以说，文革十年，校报虽在，但灵魂已亡。

　　校报偶尔也有文艺版或文艺专刊，但内容也多是歌颂毛泽东主席、反映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造反夺权、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改造世界观的感想。

　　这一时期，各高校校报的期数有增无减，增版和专刊是校报的家常便饭，内容多是配合当时运动的形势需要。文革时期，西北农学院校报更名为《新西农》，1967年10月出版的第31期，是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专刊。这期报纸用对开4版的篇幅，报道了西北农学院召开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大会的消息。在这片报道中，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被造反派扣上“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干将”、“野心勃勃的‘西北王’”等大帽子，“揪到”西北农学院，接受到武功及周边县三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四千余名“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挂牌批斗，“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斗三反分子习仲勋大会”勒令他于“9月29日前向西农革命派交出一份认罪书，老实交待三反罪行”，消息之外，一版还配发了照片和短评，其他版面还同时刊载了师生撰写的大批判文章，四版的“文艺作品”则是批判习仲勋的“对口词”和“顺口溜”。“文革”中，高校校报如此“高规”报道的一次批斗会，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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