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15-04

　　高校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并存，多方利益主体并重的事业单位。当前正值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高等教育的“去精英化”趋势以及高校对外事务的日益增长，使得高校事务从过往的“象牙塔”模式逐步进入社会公共视角，但与之伴随的是一系列复杂多元的法律纠纷。高校涉法事务的产生往往意味着高校在形象、经济利益、招生等方面存在诸多风险。

　　一、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视角

　　长期以来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立足于处理高校的法律风险，而涉法事务自身产生的次生风险涵盖了声誉、经济利益等多个方面，一旦没能及时处理完善，经社会加工放大，将对高校本身产生长期且灾难性的影响。当前，我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职能主要在于解决涉法事务，至于期间污名化风险等次生危害大多由校内党委会决定处置。这种做法保留了高校现有决策层的应急决策权力，但亦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决策层法律专业能力缺失，缺乏完整有序的处理机制，容易出现法律顾问制度与决策层互相干扰的情形等。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ARF）”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机制：关于风险或风险事件的信息传递（信息机制），以及社会的反应机制。社会的反应机制很大程度上由信息机制决定。可以说，抑制社会对风险事件本身的过度负面反应，处理好每一环节，减少信号价值，是一个重要的思路。所以，将社会风险放大理论与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相结合来看，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立足于解决高校涉法事件，并要对学校的正常运营做出法律上的保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不能只对涉法事件本身做出反应，也应在事件传播的过程中予以专业化的处理。一来可以抑制事后次生危害，减少学校损失；二来传播环节决定了社会舆论的风向，把握好社会风向，对于涉法事件得到良性解决有所帮助。也就是说，有必要充分发挥高校法律顾问在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控制以及事后风险救济与控制处理上的应有效能，来应付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的法律困境。

　　二、广东高校法律制度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其所面对法律纠纷复杂多元且极具代表性，由于与之配套的法律顾问制度设计及实施仍停滞在对传统法律纠纷的救济（即事后的纠纷解决）上，未能在风险的源头和传播过程中及时予以抑制，由此给广东高校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研究广东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我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战略与借鉴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广东省为切入点，采取案例分析、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形式，借助案例实证研究和数据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广东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相应给出解决方案。

　　（一）案例分析

　　本文统计并整理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12所高校在2014至2016年的60个案件①并进行了分析总结。

　　从统计结果来看，高校涉案法律纠纷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从纠纷类型来看，以合同纠纷（占28.3%）、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占18.3%）、劳动争议纠纷（占23.3%）居多，尤其是知识产权侵权等新型法律纠纷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第二，从涉案数量来看，高校讼累状况较为严重，2014至2016年3年间12个高校便涉案60起，平均每个高校涉案5起且有逐年涉案数量递增的趋势。

　　第三，从高校参与案件的诉讼情况来看，高校胜诉率仅41.67%，而败诉率达到58.33%。总体观之，败诉案件居多，且高校作为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诉人案件占绝大部分，在诉讼案件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并由此招致较多经济损失。

　　下文从占据涉案纠纷较大比例的合同纠纷及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各挑出一个典型案例予以分析。

　　1.广东宇斯科技有限公司诉华南师范大学买卖合同纠纷案情②

　　2006年10月30日，宇斯公司和华南师范大学签订《合同书》并约定宇斯公司向华南师范大学提供门禁安防系统工程（硬件设备及安装部分和软件系统开发部分）采购项目的供货及相关服务合同，如华南师范大学不能按合同约定协助履约和支付货款，则宇斯公司有权延期交货并要求华南师范大学赔偿违约金。其后，宇斯公司多次要求华师音乐学院提供系统软件二次开发的需求内容，但华师至今未能提供，致使软件系统开发合同一直无法签署，华南师范大学已构成违约。

　　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软件系统开发的细则双方另行合同约定”，结合合同签订后双方一直没有签订软件系统开发合同和相关事实，由于华南师范大学怠于履行与宇斯公司签订软件系统开发合同而致使双方在涉案合同中所约定的付款条件未能达成，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判令华南师范大学应按合同约定向宇斯公司支付余款和迟延付款违约金。

　　2.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广东金融学院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情③

　　广东金融学院在校园网络上提供《赵氏孤儿》等影视资源的下载链接，被多家媒体公司因侵权等理由起诉至法院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最初，广东金融学院提供视频资源是为了教学目的，其范围也仅局限于校园网内，但是广东金融学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网站内提供涉案电影的点播链接已经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其行为显然已构成对媒体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法院认为，广东金融学院提交的《校园ftp站免责声明》、ftp站点首页下载公告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提供涉案电影的下载服务仅限于提供给需要学习或研究该电影的师生使用，而实际上是任何可以连接上该校内ftp站的人员包括不以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为目的而使用该电影的人员，均可下载该电影，故其提供该电影的下载服务并不构成合理使用。基于此，法院最后判决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3.案例分析

　　在对上述两个案件分析后，笔者发现其中存在很多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1）如果在事前决策阶段就能处理好各种法律关系并做好法律预防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诸如违约、侵权等法律纠纷的发生。

　　（2）这两个案件充分暴露出当前高校在日常活动中对于法律风险的规避意识不足。无论是华南师范大学在履行合同中对于条款性质的认定与审核，还是广东金融学院学校在提供ftp链接前是否取得著作权所有人许可的审核，都未见到高校法律顾问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足见法律顾问的事前参与度较低。

　　（3）高校普遍对于法律纠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就上述两个案件来看，虽然最后的赔偿数额不算太高，但是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高校的特殊社会地位使得其在各种法律问题中遭到污名化，由此导致学校声誉遭到严重打击；打官司对于学院各项资源的消耗以及时间机会成本等种种隐性的负面影响无论在决策前还是在事中事后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提高高校的法律意识水平成为高校法律顾问不可或缺的一项责任。

　　（二）实地访谈

　　在2016年3月至8月期间，笔者先后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实地访谈，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并进行了归纳总结。

　　历时为期五个多月的实地访谈与考察工作，综合各大高校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笔者从特点、存在问题、建议对策三方面出发，对实地访谈调查研究的分析结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特点

　　2.存在问题

　　3.建议对策

　　（三）问卷调查

　　1.调查对象的构成

　　基于对广东高校法律顾问制度更专业化、更深层次研究的考虑，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具有20年以上丰富工作经验的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具有20年以上丰富教学经验的法学院教师，平均年龄45周岁，合计45人。

　　法律人士作为以法律为职业的群体，由于其对相关制度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和专业性，所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能?^为全面客观地为广东高校甚或是全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参照，因此我们的问卷设置主要是以询问意见与建议为主。

　　2.问卷统计结果

　　（1）针对广东高校法律顾问制度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93.33%的受访者认为是“高校风险防范意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84.44%的受访者认为是“相关制度规范不明确，可行性不高”；73.33%的受访者认为是“缺乏相应的法律顾问工作监督制度，忽视了教职工和学生对法律事务的意见和监督作用”。由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高校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相关制度规范不完善、缺少相应监督机制为目前广东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主要阻碍。

　　（2）针对上述问题，受访者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是在法律顾问的职能上，有九成受访者认为法律顾问的职能体现在事前审查和风险性评估学校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和代理学校参与诉讼以及为高校师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另有91.11%的受访者认为高校法律顾问应有对高校重大事项的事前审查权，97.78%的受访者支持设置高校总法律顾问制度。由调查结果可知：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高校法律顾问应在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控制、事后法律救济上发挥应有作用，并且由于高校法律事务纠纷具有专业性，由专业人士来解决问题，能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其次是在法律顾问聘用方式和待遇标准上，有57.78%的受访者认为应采用校外法律人士与校内具备法学知识的教师混合聘用制，有77.78%的受访者认为应采用支付固定底薪并结合委托事项情况参照社会同类事务收费标准协商确定报酬的方式。受访者所给理由是：在聘用方式上采取校外法律人士与校内教师混合聘用既能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指导，又能考虑到学校的实情，最大限度利用了人才资源，同时又减少了权力的干扰；在待遇标准上采取固定报酬作为基本保障能给予顾问责任感，协商方式能鼓励顾问积极参与工作。由此可知，大部分受访者着眼点在于提高高校法律顾问工作效率。

　　再次是在高校法律顾问应对谁负责、受谁监督问题上，有51.11%受访者选择了校党委会；有48.89%选择了校教职工大会；有37.78%选择了校长办公室。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校党委会、教职工大会代表了最大限度的民主决策，体现了人民民主，该调查结果也与前述实地访谈结果相契合。

　　（3）针对如何改进和推动我国高校法律顾问的制度建设，有91.11%的受访者认为应“加快推进高校法律顾问制度在教育领域的立法层次”；有88.89%认为应“制定相关学校规章制度，细化现有的高校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有68.89%的认为应“借鉴企业和外国高校总法律顾问制度”。由调查结果可知，加快推进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及借鉴相关制度经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均是推动高校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有力措施。

　　三、总结与展望

　　为了更好防范广东以及其他地区高校所存在的法律风险，结合上述近几个月实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的论证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先在立法层面上进一步明确规范高校法律顾问的职权和责任，然后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总结经验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且具备广东特色的高校法律顾问制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最先试点（按985、211/普通本科/专科三个层面有针对性地设置高校法律顾问），最后在全国其他高校逐一推广，进而有层次、有战略地推动我国高校法律顾问建设。

　　不可否认，高校法律顾问制度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其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只要我们严格依照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去逐步构建并完善该项制度，使其适应高校本土的管理环境，就能使其在高校法律风险的防范上发挥有效作用，从而推动中国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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