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不能回避问题

　　不知何时起，国人早已养成了只谈成绩的习惯。即使谈到点问题，也多像是点缀。在这种思维惯性主导下，加上高校思政课意识形态宣传色彩，导致高校思政课长期敌情意识浓厚并顾忌太多。一些人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曲折前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错误，是不应该讲或者不好讲的；还有人认为，我国现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整体是好的，问题就不必多讲了；更有人认为，讲我党的曲折和问题，与我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宣传方针相违背…因此，建国前30年的曲折和错误很少有人进行重点分析，而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更是从来都没成为教材和教师关注的焦点。

　　这是极端错误的。其实任何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都一直是在成绩和问题并行中前进的，只不过成绩远大于问题罢了。我党也是如此，在我党历史上，从来不乏成就，也不乏问题。即使当今时代，即使是在我党公认成效卓著的经济领域，改换视角看，也是危机当头，问题成堆。历史也证明，如果不是我党一直能够正视问题，从不回避问题，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毛泽东强调：“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的主要原因。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从来就是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路线。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永远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

　　同时，从小我们接受的哲学教育就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抓关键、 看主流的方法，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等方法，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具体体现。而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告诉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这些我们从高中以来一直教育学生必须掌握的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在思政课中，却成了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的“一边倒”。不仅与我们所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相违背，也造成了思政课内容和现实的“脱离”，这是诸多教师和学生感叹思政课“理论和现实脱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当今时代，本身就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价值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也是谣言最易传播的时代。对于各种有争议的问题和我党发展进程中的挫折，回避和掩盖解决不了问题，“鸵鸟”更是要不得。特别是对于思想活跃的当代大学生来说，理论需求巨大，现实热点问题的困惑也不少，而自身又处于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处于不确定的时期，对我党历史和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无不充满好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通过恰当的引导，帮助大学生澄清思想，弄清疑惑，就只能为各种谣言的传播留下广阔的空间。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凸显，中国崛起带来的“成长的烦恼”也越来越明显。面对激化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各种严重对立的“左”、“中”、“右”观点都开始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依据并拥有大批追随者。因而诸如“文革”、毛泽东的功过，以及当今时代的成就与问题等，无不引起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当代大学生身处这个时代，又是对各种社会信息最敏感的群体，对这些问题虽谈不上了然于胸，也多少都有耳濡目染。在思政课的课堂发言中，我们就发现，学生对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的关注度，远超我们教师的预料，而来自于网络，与我们主流舆论不相符的言论，也是屡见不鲜。这些充分说明学生对我党发展进程中的挫折和问题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谣言的传播也是比较广的。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这些问题，远比回避这些问题更能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更能战胜各种谣言。正因为此，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就曾经指出：“高校思政课要让学生爱听乐学、有用管用，关键要从学生出发，直面学生关心的问题，努力在回答‘六个为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实效。”是非常有道理的。

　　近一段时期，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建国60年历史时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实际上正是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内舆论对待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成就和问题，“左”、“中”、“右”势力激烈交锋情况下，党中央为新中国前后30年成绩与问题的一种“定调”。这正说明，建国60年不同时期的问题，包括思政课在内的社会舆论宣传早已避无可避。

　　因此，思政课不能回避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挫折，而是需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引导学生对这些挫折和问题进行思考并正确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学生中肃清谣言传播的空间，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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