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高校的悖论式生存

　　作 者 邹冬梅，南通大学讲师。（江苏南通 226019）

　　2012年，温家宝同志在《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讲话中提出，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不断深化改革。[1]近年来，大学一直处于不断的改革中，大学发展不止步，改革不止步。但是人们又会看到，大学中存在很多悖论性的现象，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大学的改革而得到解决，相反，以另外一种方式扭曲、变形和流传，成为影响高校改革的桎梏。

　　悖论一：去行政化还是再行政化

　　高校的过度行政化问题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然而，真正让行政化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既有基于柏林洪堡大学等国外大学理念在中国的误读、扭曲之辨析而带来的反省，也有来自西南联大传奇的遥祭所带来的无限的感怀，更有高校从教者在现实中感到切肤之痛的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官僚化对高校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特别是中国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踯躅不前，以及钱学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世界一流学生”的世纪之问所引发的巨大关注。削弱行政权力对学术自由的干涉，给予大学一定的自由和尊严，越来越成为关注高等教育改革的人们的共识。

　　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提出了高等学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同志也在2012年强调，“要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是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进展缓慢，高校教师几乎一边倒叫好的去行政化改革，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前几年，人们还在为这样的改革而欢呼不已，然而现在看来，这场改革几乎无疾而终，关于去行政化的讨论也日益远离公众。

　　大学去行政化牵涉的是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关涉的是大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始于建国之后的高校合并，以及其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改造，大学形成了与政治的依附关系，而大学的行政权也日益压过学术权，在大学的权力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再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以及现实利益格局中政治权力赢者通吃，导致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现象严重压制了大学正常的学术自由。

　　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就是要将大学从当前权力化、政治化、等级化的权力格局中解放出来，厘清大学的政治和学术的边界问题。这需要将大学的行政权力部门降格为学术服务的部门，破解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政治化的格局。大学的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要重新思考大学与政府、大学与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且要严格界定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双方的责权范围，真正落实教育家办学。同时，也需要从文化的土壤中改变那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不良风气对高校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制度上，要严格防范学者官员化和官员学者化带来的弊端，并真正建设大学章程，落实好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权。

　　“行政化是我国大学的痼疾，能否去行政化事关我国大学的未来。在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外在表现是行政级别化，但其根子却在于学术对于政治的依附以及行政对于学术的吸纳。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对于学术权力的压制，官僚文化以及行政文化对于学术文化的强制；在行政级别的外壳下，我国大学真正缺失的是大学自治的制度与学术自由的精神”[2]。学者的分析可谓洞若观火。显然，大学的去行政化有利于落实大学的学术本位，有利于大学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真正落实。然而在现实中，与教授们一边倒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高校乃至教育主管部门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无非是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是高校独有的现象，只有整个社会去行政化，大学才能去行政化；行政级别的提升体现了政府对大学的重视。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就认为，“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取消行政级别。在主要以行政级别衡量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又没有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受到不利影响的是孩子。由于教育的特殊性，这种损失对学生来讲是无可挽回的”。[3]

　　大学行政级别的存在有利于大学从权力格局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在大学主政者或明或暗的抵制下，一边是去行政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边是雷声大、雨点小，高校的行政级别并没有得到丝毫削弱，相反，随着国家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以及越来越多的资源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为了攫取更多的政府资源，高校的行政化越来越严重。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作为一个议题也渐渐被搁置，随着南方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的黯然隐退，被作为去行政化样本的南方科技大学改革，基本上宣告失败。

　　悖论二：公共产品还是市场产品

　　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是教育界人士，还是政府官员，提倡教育为市场服务，教育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他们看来，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扩招成为全国普遍性问题，而扩招也给高校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师资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政府对教育财政拨款增长的速度落后于教育经费增长的速度等。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政府将高校推向市场，希望通过市场的力量缓解高等教育投入缺口。二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实施阶段，正值中国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高校推向市场，试图通过扩招，靠增加普通百姓的教育投入缓解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三是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市场而不是政府，配置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可以更有利于保护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享有者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有一套完善的理论，这个理论对处于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教育市场化的辩护也主要来自这一理论。教育面向市场、面向社会，让教育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大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律，重构其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和控制体系等教育管理系统，调整和修正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调整、配置和使用高等教育资源等，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中国的事情往往过犹不及，近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表明，高等教育市场化已经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引入歧途。市场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功利化已经侵蚀了大学的人文传统，市场化将大量的寒门子弟挡在大学的大门之外，而且市场化的逻辑已经日益渗透到大学的日常管理、科研、教学中，教师整日为课题和项目奔波，学生日益沦为或精致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而高校则日益堕落为教育市场的赚钱工具。这对大学的象牙塔精神和人文传统的伤害，将是深远的。 　　事实上，即使是提倡大学服务于市场的美国学者，对这种大学的市场化也表现出了谨慎的批评。罗杰?盖格分析，市场化促进了美国大学的繁荣――通过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得到更广泛的利用，大学履行了公共服务，但也消费了资源并要求补偿，而不断涌入的商业收入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也扩大了大学的知识资源。[4]似乎市场化的改革对大学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好事情。然而，知识的商业化与教学和研究的基本使命之间并不是自洽的，市场对大学的挑战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非营利性大学从事营利活动是否恰当？第二，学术的自由本质与商业化的牟利冲动之间产生的抵牾该如何解决？第三，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推进和传播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与商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样的矛盾又该如何解决？[5]这三重挑战带来的正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大学和作为市场产品提供者的大学不同定位之间的悖论――总的来说，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推进知识的更大能力和更有经济生产力的角色，同时，它也缩小了大学活动的主权，削弱了它们服务于公众的使命，商业纠纷的增长至少削弱了它们作为知识的中立仲裁者这个特权角色的潜力。[6]事实证明，发达如美国，关于大学与市场之间的悖论问题，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大学之间的不公平和大学内部的等级制更加严重，而这正是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

　　悖论三：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新“知识无用”论

　　有学者从“知识改变命运”几乎不证自明和需要重新证明这两个维度论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合理性以及在今天的悖论性。知识改变命运有1000多年的科举致仕的传统，但是真正使得知识改变命运的是恢复高考后，一大批青年通过高考改变其命运。第一，大学生的稀缺性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含义；第二，大学生身份的制度赋予地位特权保护，使之无形中获得了其他人群不曾或不易获得的待遇；第三，知识和科学的魅力使大学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7]但是，随着社会经济走向多元化，高校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以往的精英培养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甚至终结；其二，高等教育内部，“非升即走”规则导致的唯科研化的压力，结果是教师对教学不够重视，教学质量急剧下滑，最终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下降；其三，社会的急剧变化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学人才培养的滞后性产生的不适销对路也导致人才的贬值；其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才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突出矛盾，人才的结构性过剩导致的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其五，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其自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8]并进而导致学历的贬值，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购买力水平的逐年下降，也使得人们日益相信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拿笔杆的不如拿泥瓦刀的”、“博士下岗卖猪肉”等新的知识无用论登场。

　　新“知识无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与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凝结的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同时也深受20世纪以来以知识真理观为中心的启蒙观的危机影响。

　　传统的知识论相信知识可以将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相信通过学习，“整个灵魂必须从变幻不定的世界中摆脱出来”。自启蒙运动发展以来的现代性，其核心价值概念是自由、理性和进步，实际上都只能在系统化的知识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最高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只有通过知识，才能与人的实际生活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与现代性的神话同时崛起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改变命运”，然而，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元批判主义”，乃至“怎么都行”等不同主张倾巢而出。各种各样的可能选项表明，我们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已经部分瓦解。[9]尤其是随着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的不断解构，特别是福柯通过话语理论对现代知识、道德和权力进行了无情的解构，而紧随其后的利奥塔则从知识的信息化、媒体化、技术化、符码化、商业化、全球化和政治化及其多样化进行剖析，对现代性负载在知识上的种种神话进行了去魅化的处理。[10]知识不再是确定的、凝固的，也不再是承载真理的载体，相反，知识越来越表现出任意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知识的符码化和信息化，直接后果就是知识的原本意义，即真理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具体地说，就是指当代知识论述中真理客观化标准的彻底丧失。

　　后现代的知识观冲击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传统知识真理观的服膺，更是对依附在传统知识观中的一整套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观的冲击，甚至是颠覆。这种颠覆，造成的结果便是马云、马化腾等知识英雄的崛起，及其依附在知识英雄身上的财富权力以惊人的方式膨胀，以及知识无用论的价值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丝身上的弥漫。这两种对于知识的不同价值取向观相向而行，并行不悖。这种关于知识的深刻的悖论，正是后现代知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不期而遇发生化学反应后的结果。这种判断具有深刻的片面性，但是其背后深刻的知识论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背景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虽然悖论问题是人类存在的永恒命题，但是对于中国的高校来说，当前存在的种种悖论现象均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和历史原因。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高等教育不是象牙塔，高等教育的改革需要全社会系统的支持。没有整个社会的转型和进步，也就没有高等教育的转型和进步。我们坚信，通过全面、深化、系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就一定能克服异化状态，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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