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下的交通大学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攻城掠地的同时，日军对我文化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的摧残，妄图毁灭而后快。为免遭破坏，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大中学陆续内迁。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不屈的爱国精神，在祖国的大西南再续弦歌，演绎了一部辛酸而又昂扬的奋斗史。

　　作者：章玲苓

　　一

　　早在抗战爆发不久，交通大学校方为保存学校，曾一再要求内迁，但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西迁路线完全被切断，学校失去内迁可能。11月30日，日本宪兵队侵占交大校舍。在学校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校舍和未迁出的设备、家具、图书、仪器等校产，悉数落人敌手，学校不得不暂时借居到法租界内维持上课。

　　因为找不到大容量的校舍，学校只得分为两个部分：借原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址)一部分房屋为一、二年级教室和各院系办公室、校图书馆，借原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踟中华学艺社作为三、四年级上课及学生住宿之用。后来由于教室紧张，学校又将中华学艺社内供住宿用的房屋改为教室，而把大礼堂改作宿舍，专供外地学生居住。宿舍内，百余人济济一堂，颇有点像北方的大车店，学生的床铺和书桌一个紧挨一个。因容量有限，除本地学生全部走读外，有些住不进校内的外地学生只能租赁附近民房居住。

　　学校迁入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但学生仍保持了朴素的作风。大多数同学，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生活艰难。为谋求自力更生，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学业。每逢开学，校内墙上到处贴着“让售翻版课本”或“出售K、E计算尺”的小条，同学间进行“自由贸易”，这些都是现在的大学生想象不到的。那时校内没有食堂，一日三餐由学生自行解决，加之伙食昂贵，学生营养条件很差。

　　老交大一向重视体育及实验、实习，即使处于“孤岛”，校方仍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各项球类运动，并因陋就简，开出各门课的实验和安排必要的实习。

　　1938年4月17日，原在虹桥路的日本同文书院亦侵占交大校舍，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布招。日方对交大“内部房屋任意拆卸改造，器用杂物均被运走，或被烧毁”。身为交大学生，却不能踏进挛大门，看看自己美丽的校园只能是萦绕在心的一个梦。无畔抗战胜利后，许多校友忙不迭地前往母校参观。然而，一些旅居海外的校友，直至几十年以后的耄耋之年，才有机会回到母校。当他们第一次踏进母校校园，回想起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不禁老泪纵横。

　　二

　　在后方，交大同学会发起了迁校运动，重庆的交大校友鉴于后方抗战和建设急需大交交通工程人才，致函母校，希望母校迁渝。校友遍布大后方交通机关，对于母校内迁之事，都四处联络准备，尽协助之能事。在校友的推动下，1940年秋，交通大学分校在重庆小龙坎成立并招生。

　　抗战期间，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以及西北等省和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电讯等方面亟待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此，交通工程界迫切希望在重庆小龙坎分校的基础上扩建和发展交通大学。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上海总校朝不保夕，扩大交大分校的规模显得日益迫切。但当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费短缺，无力发展教育。此时，在后方交通部门工作的校友对扩建重庆交通大学莫不积极支持。时任交大分校主任的吴保丰①又任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所副所长。该所计划由壁山迁往九龙坡，在九龙坡建造房屋。吴保丰遂请交通部拨款扩大建筑面积，作为交大的校舍。这一建议得到交通部财务司司长、交大校友徐承焕的支持，很快获得批准。

　　在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9月，学校为避免给日伪接管正式改名为私立南洋大学。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次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学校，不甘受奴化教育的师生员工纷纷愤而离校。

　　与此同时，九龙坡校舍正式落成，规模比小龙坎大得多，计有：礼堂和办公室1幢，教室2幢，男生宿舍2幢，女生宿舍6间，教职员宿舍13座，以及操场、饭厅等。1942年8月8日，教育部下令：“交通大学即行由沪迁渝，该分校并入办理，迁渝后设土木、电机、机械、航空、管理五系，改为交通大学本部。”

　　交通大学重庆总校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离校的同学。不久，有条件的学生纷纷背起行囊，奔赴大西南。途中，有的染上了流行痢疾，当地没有治痢疾药，也没有补液的静脉注剂，只得把盐水强注入骨瘦如柴的肌肉里，大腿膨胀得像一纸晶亮的灯笼，痛不欲生；有的由于缺少路费，几个月的艰难行途，每天只靠几两烤山芋维持生命；住的旅店又破又脏，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身体各部；有的女同学为躲避到处寻找花姑娘的日本败兵，只得闷在船壳夹层里，不敢外出……

　　1943届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国志曾作诗一首，描述了这一段路程：

　　崎岖七日似登天，几见骷髅倚道边。

　　小店鸡鸣凉共被，酒家虎咽饱加鞭。

　　南来北往多商贾，东云西输半帛烟。

　　堪笑书生身瘦弱，行囊犹得假人肩。

　　同学们千里迢迢，途经多个省份，穿过日军封锁线，克服重重困难，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和辗转，终于到达了重庆九龙坡。

　　三

　　九龙坡是个小镇，位于嘉陵江畔，青山之上，远离闹市，环境幽美。和其他内迁学校一样，九龙坡的交大校园由于物资奇缺，只能因陋就简。

　　教室里，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作成简单的木架，搭上木板，就成了桌凳。

　　宿舍是篱笆墙抹白灰。一个班级挤在一大间，嘈杂拥挤，空气混浊。床铺上下两层，仅有的少量桌椅供放置脸盆及招待来客之用。由于没有供自习用的桌椅，同学们就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将床铺当座椅；睡上铺者则把悬挂在屋梁上的用绳索吊着的木板当作书桌，伏板自习。

　　教授的住宿条件也好不了多少。麻省归来的青年博士张钟俊②住的是一间刚满10平方米的小屋，室内仅有一抽斗桌、一椅一凳、一竹架和一张床。房间的窗户朝西，正对着的是仅隔两米远的大厨房，里面的油味和烟味，一日三次飘人他室内。张教授风趣地说道：“我是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

　　战时，很多学生白天读书，夜晚去当家庭教师。笔记簿买不起，就将写过的页子翻个面，再用一次。学生的用书，也是代代相传的。上届前辈用过的书，大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因有书源，离校后大家遇到了，结成深交的例子，还为数不少。

　　因阮囊如洗，学生的伙食也是差之又差。晚上肚子空空，大家一起到校外草棚店里吃平板铁锅烘烤出来的山东大饼成了偶尔的奢侈享受。一些老校友说，虽离校后，未曾再尝，但大饼的松、软、香、甘仍长留记忆中，每次思之，都不觉垂涎。校区四周田野里虽有师生亲手种植的蔬菜、蚕豆、花生等，但基本都是用来招待学校来宾的。当然，同学们也有改善伙食的机会，那就是到老师家中打牙祭。

　　在大后方几年，学校面临的最困难问题，即为经费的筹措。为维持并逐渐扩展母校，热心的校友们多次发起献金运动，为母校踊跃捐款。特别是老校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每次集会，无不拨冗参加。1944年春，吴老先生拟将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庆祝其八十寿诞而发动募集的敬恒奖学金(纪念其对于科学工艺教育的提倡)移作补助交大之用。当时校友们不想以母校困难而影响先生素志，未予以移用，但老辈爱校精神，实在令人钦佩。随着战争的进行，学校经费逐日减少，机构只得尽量压缩，教师的工资也都不能保证。到了1945年，一个教授的月薪，已不能维持全家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校方却节俭各种费用，省下钱来购买灯油，发给愿开夜车的学生。学生们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是两人合点一盏灯，自习未结束，鼻孔已被烟熏得黑黑的。而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一批学者，仍以乐观的情绪，在颠沛流离中出色办学，他们在给学校的教学、教材建设带来新气象的同时，更传承着老交大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重庆是当时达官贵人聚集之地，交大在教育界又素负盛名，一些权贵人士就常为其子女亲友说情进入或转入交大就读。为保证学生质量和教学质量，校长吴保丰一律不给人情，照章办事。

　　渝校实验设备简陋，甚至欠缺。实验课因限于条件，不能按时进行。学校就利用暑假间商借其他大学或企业的实验室补足。而实习，则利用重庆地区工厂企业集中，其中交大校友甚多的优势，组织学生参加暑假工厂实习。课业之外，学校也很注意课外活动，如体育比赛、歌咏、戏剧比赛等，参加者颇为踊跃，中英论文会试、中英文演讲比赛等，也都按期举行。

　　重大的民族灾难，无法使学生完全沉溺于书本。师生们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以及重庆进步势力影响下，校方曾邀请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邓颖超以及进步学者马寅初先生等来校演讲，学生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43年，当政府招募美军志愿翻译官时，交大学生踊跃报名，弃笔从戎，其中就涌现了一位革命烈士――杨大雄③。

　　恶劣的环境，磨砺了大家的意志。国破家亡之痛，化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同学们和老师们怀着中兴之志，为民族振兴而学习，为祖国富强而教书育人。这种昂奋的爱国精神，战胜了各种物质条件上的艰难困苦，终于结出了教学、科研的丰硕果实。1942年年度开学时，学校共有学生493人，教职员112人。抗战胜利时，重庆交大已发展到9个系、3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学生达到1700多人，教职员有280余人。这为交大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1945年8月15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校内奔走相告，爆竹齐鸣，大家热泪盈眶，快乐得跳了起来。是呀，绝大多数同学是从沦陷区逃难到大后方来的，数年的背井离乡，五日不盼望抗战胜利，早回故园。现在马上就要回到上海，回到故乡，怎能不欢欣鼓舞。同学们兴奋若狂，奔出门外，在校长吴保丰的带头下，结队参加游行，融入了鞭炮及欢庆声中。

　　9月间，学校就积极争取复员东返，校长和总务长不断从九龙坡进城到重庆联系。好在交大在交通部门的校友比较多，特别是造船系和船运公司更有联系，所以在10月、11月就有两批先后乘船东下了。

　　第一批以三四年级学生为主，于10月乘船离渝，11月底抵沪。第二批主要为教职员，家属和部分二年级学生。由于交通工具极度紧张，经师生们和校方共同努力，才设法借来一艘自己不能开动的旧军舰“法库”号，由一条小火轮并肩捆在一起拖着走。“法库”号很小，只有一间不大的客舱，根本不能容纳200余人，所以只有妇女和小孩住在舱内，而教授、学生全都只能睡在甲板上。

　　小火轮很小，拖着比它大的“法库”号走，很难灵活驾驭。走平直的航道还可以，可是要通过三峡，暗礁多，险滩多，弯多水急，艰险得很，弄不好就会船破身亡葬鱼腹。因此，什么三峡风光白帝城，什么武汉三镇安庆城，谁都没有心思欣赏。好在大家同舟共济、甘苦共尝，才克Ⅱ睡重困难，未发生不幸事件。“法库”号拖拖拉拉，总算拖到了南京。听说从南京拖到上海，还要拖三天，不少人早已归心似箭，于是实在忍不住了，就登岸换火车回到了上海。

　　1946年3月，剩下的一二年级同学则由陆路经大西北返回上海。据老校友回忆，那几天的川陕公路似乎成了交大的专用线，车来车往，一片欢腾。沿途旅馆、饭店、公房，更都是交大人的影子。西安到潼关，乘的是火车。由于路面不好，马力不足，火车开开停停，行进缓慢，同学们经常下车沿两旁土路慢慢行走，要上就上，要下就下。其中有一段爬坡，火车开不动了，全体只能下车帮助推火车，数百名同学、乘客，两边各排成一行，双手用力推着车皮，犹如无数只蚂蚁，咬着一条长龙，哼哼哈哈，匍匐前进，居然配合司机将这一列庞然大物推了近一百米，然后大家再迅速爬上车，火车逐渐加速前进……

　　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总算回到了上海。出火车站后，同学们步行穿过南京路，至八仙桥，一路无暇欣赏繁华街景，而是坐上有轨电车直接到了徐家汇。一踏进交大大门，看到图书馆、体育馆等那些庄严而古老的学府建筑，看到修剪整齐、绿茵茵的大草坪，这些流亡在外的学子们再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欢呼：“啊！这就是交大，我的母校，我的母亲!”

　　①吴保丰，192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后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管理局局长等职。1941年起，任重庆交大分校主任、代理校长、校长。抗战胜利复员上海后，仍任交大校长。1947年交大学生运动中，因掩护进步学生，被蒋介石逼迫离开上海。1950年重返上海，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顾问。1963年病逝。

　　②张钟俊，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后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一直任教于交通大学。著名的自动控制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5年去世。

　　③杨大雄，1940年入交通大学，1944年应征到国民党79军任美军翻译宫，先后参加了衡阳、邵阳、独山、柳州诸战役。1945年6月21日，在偕同中美双方官兵在柳州郊外视察时，遇敌殉国。1997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竖有其纪念碑。本文来自《兰州交通大学学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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