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变化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结论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少有共识。争论不休的原因主要在于：（1）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或直觉探讨层面?，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常常囿于局部的、区域的调查数据，统计口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研究结论的推广性不尽如人意。（2)对于机会均等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例如不同的研究指标包括高校生在家庭经济、家庭文化、城乡、地区、性别等方面的构成，反映的是入学机会的不同，且常常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维度。（3)对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层次定义不尽相同，例如多数研究不能区分入学机会在数量均等和质量均等上的差别。由于规模的扩大及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不仅影响到民众是否参与高等教育，而且会成为决定他们进入何种类型和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及其变迁，既要有与数量相关的机会变化的分析角度，也要有与质量相关的机会变化的分析角度，并且两者结合才会有全面的认识。(4)对于机会均等研究的时间维度不尽相同，例如多数研究只能从某个时点提供高校生构成的特点分析。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阶层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劣势。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入学机会与人口结构的一致性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因此引入时间维度，探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随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会更加有意义。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特征和变化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通过真实的数据和合理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将探讨1990年代以来包括家庭背景、城乡和性别等多种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究竟是得到了强化还是弱化，以期增进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变化的整体和深层次的认识。本文的分析将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在不考虑高等院校质量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对有关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随时间的变化特征;第二，通过对中国学术界现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兀分析(metaanalysis)探讨不同层级的高校在校生构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一、不考虑高等教育分层时入学机会的变化

　　

　　1.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关系的变化

　　

　　本部分使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1年、2000年和2006年三年的全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11J,对年龄在23岁以下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以下简称高校生）的家庭经济背景进行了分析②。

　　

　　从图1和图2中不难看出，高校生在不同收入组中分布的变化情况。图中横轴以升序的方式表示高校生家庭经济背景状况。图1纵轴表示高校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组别中所占比例，图2纵轴表示高校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组别中的累计比例。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入学机会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十几年间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1990年代初入学机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明显上升，到了2000年这种明显的上升态势得到了抑制，而到了2006年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家庭经济背景则几乎看不出关系了。图2显示，反映均等程度的“洛伦兹曲线，’在2006年已接近绝对均等的45度线。同时反映机会均等程度的“高等教育机会基尼系数”随时间明显降低，取值在1991年、2000年和2006年分别为0.474、0.152和一0.047，表明高校生在城镇不同经济状况人群中分布的均等性明显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基本不构成影响城镇居民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因素了。

    2.农村生源在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

　　

　　本部分根据全国高考工作报名、录取实际汇总数据和同期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数据12，探讨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占整个大学新生的比例变化趋势。

　　

　　图3表明，1990年代末以来，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占整个大学新生的比例是增加的；当考虑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的因素后，辈出率（农村新生比例/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

　　

　　以上两个部分的实证数据表明，19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为城镇经济中低阶层和农村居民带来了高等教育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也就是说，当不考虑高等教育内部分层因素的时候，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均有了显着的增强。但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是一个金字塔状的，在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质量和类型的明显差异。为了进一步研究，以下实证分析部分将对现有的关于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从质量层面探索高校生入学机会的变化。

　　

　　二、考虑高等教育分层时入学机会的变化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同高校在享有资源和声誉上的分化程度是非常显着的。因此，我们的研究除关注数量差异外，还必须考虑质量的差异。质量差异是衡量中国教育系统机会均等性的更深层指标。当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质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必定会取代数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越来越成为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选择的基础。随着规模的扩大，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不仅影响到民众是否参与高等教育，而且会成为决定他们进入何种类型和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

　　

　　元分析是一种数量化的文献综述方法，是对研究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现有的考虑了高等教育分层因素后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进行再分析。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将具有不同研究结论、样本规模各异、统计功效各异的实证研究都纳入分析范围，从而可以根据众多已有的实证研究，分析它们具有的统计特征，降低只根据个别研究做出片面判断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对由于时间等因素造成的研究异质性进行统计检验。

　　

　　本研究从学生家庭社会阶层、城乡和性别差异等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质量关系的角度，采用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公平”、“调查数据”等相关的15个关键词的特定组合，使用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正文等特定的检索术语，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文献，并根据它们的参考文献，找出计算机没有检索到的文献。对于研究中数据无法满足本元分析需要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取得原始数据自行计算。由于检索所得的研究文献良莠不齐，效度各不相同，我们根据研究质量控制标准进行了“过滤”剔除不合格的文献。最后参与元分析的研究数量见表1。

　　

　　1.家庭阶层背景与分层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于个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家庭的社会阶层越高的学生，越容易接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本部分将分析这种关联性在19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后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弱势阶层子女接受较好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否发生了变化。

　　

　　对于家庭阶层的衡量，本部分采用陆学艺在研究中提出的中国十大阶层，这也是多数关于家庭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衡量，本部分只考虑了公立高等院校，一般将院校划分为“211院校”、“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通过计算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探讨家庭阶层对进入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在实际进行元分析之前，作者首先对相关系数进行FisherZr转换。计算公式为

　　

　　从图4可以看出，效应值的变异程度很大(对效应值的同质性检验拒绝了研究样本的同质性)。进一步建立如下的随机效应模型：

    

　　

　　其中，EZ〃是根据公式（1)计算的FisherZr值，yean是扩招后的年数（year,=实际年份一1999)。回归结果?显示，入学年份的系数显着为正CP=0.042)，即家庭阶层背景与子女所接受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性在扩招以后随时间增强了?，弱势阶层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更加困难了。

　　

　　2.农村学生与分层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高校学生生源地与高等教育机会相关性的研究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生源地可以划分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乡镇和农村。本研究选取高校学生的生源地类型和所在公立高等院校质量的相关系数作为研究的效应值（具体分析时进行了FisherZr转换）。

　　

　　回归模型同(2)。回归结果显示，入学年份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着(P=0.197)，即还不能完全断定来自农村的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在逐渐恶化。然而从图5可以看出，在大多数的研究中，这种相关性是正的，并且从几个较大样本获得的相关系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农村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3.性别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随着女性初等教育机会的改善，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在发生变化。对性别与高等教育机会的元分析采用女性在高等院校中的比例作为效应值。在具体分析时对此比例进行了logit转换：EZi=ln[p/(-p)J，其中p是高等院校本专科生中女性的比例。

　　

　　对效应值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其中yean是入学年份，psel,是调查样本中重点院校的比例。回归结果显示，入学年份的系数显着为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直在提高，与男性的差异已经很小(logit转换后的效应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0)另一方面，重点院校比例的系数是显着为负的，即女性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还是明显低于男性。

　　

　　三、结论

　　

　　与数量相关的机会均等是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机会均等的一个层面。一些国家的历史表明，在高等教育远没有达到普及化阶段时，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并不一定必然地带来与数量关联的机会均等程度的提高。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改善，还是农村生源在高校在校生中的比例的明显提升都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家庭经济背景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等因素对于人们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影响明显降低，这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机会均等性程度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也使我们认识到，当反映数量状况的高等教育整体的参与率的不均等程度减少的时候，质量的不均等程度依然持续，甚至有所增加。质量差异是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性更深层的指标。当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质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必定会取代数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越来越成为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选择的基础。

　　

　　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为了建立和谐发展的社会，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尽可能缩小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需要对造成差异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解决方法。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能控制和弱化代际影响的程度。随着入学规模的扩大，国家可以通过对教育资源更加合理和均衡的配置，通过财政政策的不断改革，从不同的方向影响机会均等的实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规模的扩大，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不仅影响到民众是否参与高等教育，而且会成为决定他们进入何种类型和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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