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关联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一脉相承的封建帝制，是一场改变国体政体和国人灵魂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从酝酿准备到起义爆发，再到民国建立、共和肇始，都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得助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
    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是救亡图强的时代产物，与辛亥革命具有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中后叶，生逢“天朝上国”内忧外患之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形式和规模如何不同，其基本宗旨莫不定位于救亡和图强。早期的洋务学堂，虽然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但它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表明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不满，也表明了自己与旧教育的区别。天津中西学堂创办于甲午战败之际，旨在寻求“自强之道”、“求才之道”。京师大学堂诞生于戊戌运动，孕育之初就植有变法、革命的基因，不仅注重“西艺”，而且强调“西政”，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1](P547)。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在性质和宗旨上因时因地而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救亡图存的产物，都代表着革旧图新的一种力量，代表着新的、进步的一面。这正是它们在思想上、目标上与辛亥革命的相通之处。
    辛亥革命的许多先驱，正是出自这些新型的高等学堂以及其他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都是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黄兴曾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1904年任教务长，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起华兴会并任会长[2](P35)。蔡元培于1903年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次年他在这里筹组光复会并任会长，不久又任总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2](P328)。钟荣光就学于岭南格致书院，1896年加入兴中会，后任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在那里他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参与并领导了各种革命活动[3]。
    另外，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留学运动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也非同一般。大批留学生到国外，不仅接触到救国救民的先进理论，而且对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劣有了更深切的比较。尤其是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到1905年间，在日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两万人[4]。其中的许多人，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宋教仁、马君武、杨毓麟、任鸿隽等，都是在留日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共进会等革命组织，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与会者几乎都是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西方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5]。
    二、高等教育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从事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对于革命的作用，他们以高等学堂为阵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1.在高等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营造革命舆论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号召“革命之教育”，呼吁“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6]。这一点是革命党人的共识。孙中山多次流亡海外，每到欧美、日本、香港等地，均在中国留学生和学人中宣传革命，策划反清。1906年12月，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表演讲，孙中山系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黄兴则号召学生“莫要说是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要尽那革命的责任”[7]。就在武昌起义前夕，黄兴还到上海的秘密地点，向南洋公学等校师生演讲，并当众血书“驱逐鞑虏”。另据记载，杨毓麟任北京译学馆国文教员期间，为激励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每当批阅学生课卷时，“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8]。
    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之下，许多高等学堂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革命师生通过演讲会、出版书刊、办学等形式，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向社会底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营造革命舆论。湖南明德学堂、安徽公学、浙江大通师范学堂、中国公学、云南讲武堂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沪上的大学生定期举办的“张园演讲会”，常州籍大中学生的假期连续演说会，南汇籍学生的“南汇讲学会”，对“唤起国民思想”发挥了重要影响。新型学堂里的师生，更是争相传阅《警世钟》、《革命军》、《民报》、《苏报》等革命书刊，并充当革命书刊的发行人。安徽大学堂的学生，曾每人订一份《安徽俗话报》寄回家乡，向家人乡人宣传[9](P123－124)
    2.建立革命性质的高等学堂，培养革命人才，开展革命斗争
    孙中山于1903年在东京创办青山军事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徐锡麟和陶成章1905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设体操专修科，培养教师，暗中也是为了培养反清军事人才。秋瑾1907年任大通师范学堂监督，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光复军。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10]。校长开除特科学生的举动，引起全校师生反对和抗议，特科学生于16日上午集体自动退学。为收留这批学生，在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召集下，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于1903年初创办了新校“爱国学社”，同年还创办了姐妹校“爱国女学”。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专收各地进步学生入学，教师亦多为倾向革命者。“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许多革命志士，都曾以学社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邹容曾借居爱国学社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也曾借居于此编辑《苏报》。更惊奇的是，杨笃生、章士钊、钟宪鬯、俞子夷等教员，都曾在蔡元培召集下，秘密组织暗杀团，试制炸药，为反清武装斗争做准备[11](P288)。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请求，由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之学校规程》，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约3000多名留学生愤然退学从日本回国，其中一部分学生，由姚洪业、孙镜清等人发起，于1906年在吴淞自行创办中国公学。胡适就在当年考入中国公学，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学生时光。胡适后来回忆说，&l dquo;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而“教员之中，宋躍如、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12]。
    这些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在革命党人主导下建立的。它们或者是出于直接的革命目的，或者是出于对清廷的不满和反抗，都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实际可以看做是广义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辛亥起义的前奏曲。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复辟势力篡夺后，革命者又开始发动新的革命。在后继的革命行动中，他们依然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又陆续创办了一些具有革命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创办私立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中国大学），黄兴任第一、二任校长。1913年夏至1916年春，孙中山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浩然学舍、东京法政学校、近江飞行学校。1913年黄兴在长沙创办明德大学。1916年黄兴与鲁荡平等同盟会成员，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1920年蔡元培、吴稚晖等创办孔德学校、中法大学，等等。他们创办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培养新的革命人才，积蓄新的革命力量。
    3.革命师生直接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封建统治冲锋陷阵、浴血奋战
    在武昌起义前的历次反清武装斗争中，都不乏革命师生的身影。1907年安庆起义，由安徽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发动，他先刺杀安徽巡抚，然后率学堂的学生军与清军激战。1911年3月广州起义，起义军首领中有中国公学学生饶可权、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也有专程回国参战的留日学生林觉民、林尹民，他们中有多人英勇就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陆军测绘学堂、武昌矿业学堂、中等工业学堂等校的大中学生组成的学生军，直接加入战斗。汉阳失守后，守护军政府的，主要也是学生军，他们冒着清军的猛烈炮火，英勇作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整个战役中，起义军的后勤也主要由学生军负责，工科学堂的学生负责运输供给，医科学生组织赤十字救护队到前线救护伤员，女学堂学生做女工赶制被服，如此等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高等学堂的革命师生投笔从戎，群起响应，以各种方式参与革命。南洋公学学生，在教员许奇松（同盟会员）率领下拿起武器，联合其他学堂学生，与上海商团一起攻克制造局[13]。随后，由上海大中学生组建的“中华民国学生军团”成立，在上海附近地区的光复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岭南学堂学生组织筹饷队，在广州设总办事所，港澳设分所，遍及省港澳进行募款，支援起义军。还有的学堂师生就地策应起义，谋划地方独立；有的师生则回乡联络同志，组织义军[9](P380)。
    三、辛亥革命确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雏形，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导致国体政体和国人灵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初期的北洋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从1912年10月至次年1月，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等多项高等教育的法规，随后，又有《私立大学规程》（1913）、《修正大学令》（1917）、《国立大学条例》（1924）等法规陆续出台。这些法规的颁布，对确立新型的民国高等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学令》颁布于1912年10月24日，与十年前的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相比，变化巨大而又鲜明。第一，《大学令》摒弃了“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旧纲领，确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第二，废除原先居八科之首的经学科，规范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教学，强调以文、理二科为主。第三，改“大学堂”为“大学”，分科“大学”为“科”；废“总监督”、“监督”名，分别改称“校长”、“学长”，同时废“教务提调”、“庶务提调”、“斋务提调”、“监学官”、“图书馆经理官”等官名。第四，改“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改“通儒院”为“大学院”。第五，改“正教员”、“副教员”为“教授”、“助教授”。第六，废除“大学总监督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规定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学长主持一科事务”。第七，废止奖励科举出身办法，明确毕业证书、学位制度，承认“同等学力”。第八，改“会议所”、“教员监学会议所”，确立校“评议会”、科“教授会”制度，规定“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第九，废除学生“须觅同乡京官为保人”的具保制度。第十，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①。从《大学令》与《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这些简单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宗旨、性质、内容、制度等方面的重大区别，这些区别显然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当然，民国初始，政局动荡。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新与旧，仍然处于激烈的较量之中。即使是在民国政府势力范围之内，各项高等教育法规颁布后，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实施，更遑论民国政府势力范围之外了。严复是京师大学堂末代总监督、国立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如何废止“经学科”，他内心其实很纠结：传统要保存，“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最后他将经学科与文科“合并”，名“文科”，自兼学长，可谓煞费苦心。严复卸任北大校长后不久，就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这是否是对取消经学科的一种弥补，实在耐人寻味[1](P602)。评议会、教授会，是“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重要制度，其职权在《大学令》中有明文规定，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其实都大打折扣。直到蔡元培长北大、梅贻琦 长清华之后，这些制度才算是基本落到实处，而这已经是数年、十数年以后的事情了。
    然而，民国初期的这些高等教育法规，尽管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这些高等教育法规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辛亥革命的教育理想，寄托了新型资产阶级教育家的教育诉求；它们一反清末学制的封建特性，确立了高等教育的新宗旨，构建了高等教育的新体制，规范了高等教育的新体系。一言以蔽之，民国初年的这些高等教育法规及其实施，建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雏形，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范了路径。
    辛亥革命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也深刻地发生在高等教育的观念和思想方面。辛亥革命的先驱们，秉持“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高举“自由”、“民主”、“共和”的大旗，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动员民众，所向披靡。由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状况所决定，也由高等教育的本质所决定，再也没有哪一种口号，能够像“复兴中华”一样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生那样强烈的共鸣和呼应；再也没有什么观念，能够像“自由”、“民主”、“共和”一样在高等教育领域找到那么多的同道和知音，那样地深入人心，成为众多师生崇高而坚定的信仰，指引着他们投身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
    具体而言，辛亥革命对高等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服务于个人发展的观念。教育“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保有他种目的的人去使用的”[14](P337)。二是大学服务于国家的观念。大学传授高深学术，要服务于“国家需要”，但这个国家不是“莫非王土”的国家，而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国家，是以民为本、民族共和的国家。三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观念。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因此，“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15]。四是大学自治的观念。大学应独立于党派、宗教、团体之外，其办学行为不受任何党派、教会、政府之掣肘。五是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观念，将治校权力合理分布，发挥教授群体在治校中的主体作用，“无论任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则校长不至为众矢之的，亦不至为野心家争夺之目标”[14](P373)。
    辛亥革命理想在高等教育领 文档下载域的一次全面试验，当属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赴任时途经上海，众多友人出于爱护的目的，奉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孙中山却力主蔡北上，认为这将有助于革命思想在北方的传播[11](P629)。蔡元培上任之后，“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终于将一个充塞着封建文化气息的旧学府，脱胎换骨改造成为一个体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的全新大学，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全新样板。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从具体事项上看，是将《大学令》中的许多规定，付诸实践，落实到了实处；而从意义上看，恰恰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继续，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教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从此，辛亥革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胜利果实，得以切实的巩固；现代性质的高等教育制度和观念体系，得以切实的加强。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为中国高等教育奠定了现代体系的雏形。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辛亥革命先驱之高等教育理想的许多方面，当今仍然是我们上下求索的时代命题。对于这样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严肃地加以总结，以史为鉴，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途。
    ［收稿日期］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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