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的策略探讨

 1920年代，国内大学课程常常偏重文法科而忽视农工医各科，高等教育形成农工科萎缩过度，文法科发展过甚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掌控了全国教育的决策权，并由此开始了各个层面的改革。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教育方针的决议指出，过去教育的弊端在于“各级教育偏注于高玄无当之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生产之发展，以裕国民之生计”，而今后大学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抑文重实”成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的一贯主张，而高等教育是否应该“抑文重实”成为当时教育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①。
    浙江大学成立之初，虽设有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但偏重农工等应用科目，以培养“专家”为育人目标：从一年级起即按科系设置专业课程，而对于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国文等基础课，则无教授讲课②。1930年起，将文理学院下属中国文学系改为学门，又因经济问题，将心理、史学与政治、经济三学系停办。郭任远长校期间，“对学校行政及教育方面，颇多改进”，首要为“注意理工农各系之发展，俾符政府提倡自然及应用科学之旨趣，理科各系，除作纯科学之研究外，并负责训练农工两院学生之基本科学”③。或可说，1930年代初，浙江大学是国民政府“抑文重实”教育的典范。然而，1936年，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调整浙江大学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转变学术风气。针对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为倡导科学人文化、培育通才的教育理念铺平道路。本文拟以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落实竺可桢对“求是”精神的实践，以此阐释浙江大学“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进而为今日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些许启示。
    一、浙江大学与浙省学风
    1936年，浙江大学发生“人事异动”，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继任校长一职者三人：吴雷川、周炳琳及竺可桢。各方几乎一致看好没有从政经验的竺可桢，竺可桢当时虽颇为犹豫，但心中已经对浙大的办学宗旨有所思考，特别是对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的办学方式与理念大为不满：
    大致郭任内重要政绩在于增加军训，使学生生活军队化；于杭城太平门外购地千亩为新址基础；改变内部组织，如农学院之分系不以畜牧、农艺等名称，而用农业动物、农业植物等等。此三者自以第一着为最重要，但因此连带及于大学之目标。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则根本郭之做法即违反本意。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④
    批评郭氏的焦点即在“物质主义”，“以实用为依归”。而竺可桢表示大学精神应该“以和平相号召”，会通中西文明，此虽办学之难点，但仍需提倡。在第一次对浙江大学学生训话时，竺可桢即提出要“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竺可桢特别强调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并以黄宗羲、朱舜水为典范，号召学生“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行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⑤竺可桢格外强调浙省往昔的文化之盛，意在激发学生的自豪感，亦在针砭时弊。
    陈训慈鼓励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重要缘由即“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⑥。若以学者籍贯而言，浙籍学人当时遍布全国，在各个学科中均属主流与中坚，而陈训慈所言文化退化，当特指本省文化风气的衰落，本省学术机构的质量令人堪忧。陈训慈1932年1月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在他看来，“省立图书馆在一国之学术教育上，实占极重要之地位，不但保存图籍文物，抑且辅益各种教育与社会事业，负提高学术领导风气之使命”⑦。同时，陈训慈对浙江大学寄予厚望，“浙江大学为本省惟一之大学，本馆则为本省公共之书库；大学为陶铸学者之重心，图书馆则为供应学者研究之所”，但二者指归则同为“昌明学术，发扬文化”⑧。1936年1月，由陈训慈发起，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大会，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⑨。郑晓沧亦认为：“大学非仅为教育的，亦为文化的，大学教育与文化学术盈虚消长有关。”⑩可以说，陈训慈等人期望竺可桢执掌浙大，使浙大成为能振兴浙省文化的中流砥柱。竺可桢也打算将浙江大学办为全省文化重心，扭转郭任远倡导的“物质主义”风气，同时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11)。反之，“浙大尚有数点应改良”，第一项即“课程上外国语文系有七个副教授，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12)，“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13)。因此，竺可桢上任伊始最为重要者，即四处招揽人才，浙江大学学科结构、人员组成为之一变，学术研究的风气也随之转型。
    二、东南旧人
    “五四”前后，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一时间人才济济，与北大南北称雄，后发生内讧，教授星散。中央大学组建后，因种种缘由，尚难恢复昔日盛况。竺可桢接手浙大，在人事上颇有更张，“教授方面，全部改组者，计有文理学院之物理系及工学院之机械系，大部更动者，则有文理学院之外国语文系及工学院之土木系，农学院畜牧、森林两组 被裁撤，农业社会系则缩小范围”，而新聘之教职员，多系前东南大学出身(14)。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等原东南教授纷纷聚集而来，形成核心力量，其中，胡刚复任理学院院长，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则是新开办的史地系主任。竺可桢正是依靠一批东南旧人革新浙江大学“以实用为依归”的办学理念，而对文理学科的态度牵涉的是整个的大学教育理念，大体来说对大学教育宗旨的认识决定着对文理学科的态度。
    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主要是为学生开辟治学的门径，尤其不能因知识培养，而忽略思想训练，大学不仅要培养“专家”，更要培育“通才”。郑晓沧称，大学应培养能引领社会风气的“士”，大学毕业生当能以演绎与归纳整理思想，“竺校长屡屡言及思想训练，应为大学教育重要目标之一，凡具有此种修养者，始可谓之士与学者。然中国向重人本主义，故向来士之涵义，除学识外，亦必注重其人格之修养”，“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15)。李絜非则撰文指出：“此与研究的精神，不但是并行而不悖，抑且是相得而益彰，我们都知道科学的发明与应用，都是经过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家们之研究的阶段，有目的的创造，倒是很少，今日视为无补实用的学问，明日往往能引为关系民生大计的法门。”并且强调“求是”的内涵，“即是以科学的研究的精神，无所为而为的精神，穷天地之奥蕴，辨学术之真伪，训练博学，锻炼心智，以造就智慧上和道德上的完全人格”(16)。
    若要实现这一转变，学校课程乃至院系设置的改革势在必行。1932年12月，国民政府便颁布了《改革大学文法等科设置办法》，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之文法等科，“办理不善者，限令停止招生或取销立案，分年结束”，而“嗣后遇有请设文法等科者，除边远省份为养成法官及教师，准设文法等科外，一律饬令暂不设置”(17)。1935年，教育部公布整理大学院系的结果，共裁撤、归并或停止招生33个学系，其中属于文法科的有30个系，新增院系却多为实科。至此，全国高等教育文实学科比例大体持平，而浙江大学文科愈发停滞不前。竺可桢认为，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在1936年5月9日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竺可桢就提出大学不宜过早分系设课，主张应由有学问、经验丰富的教师为一年级新生开设基础课，尤其要加强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国文等课程，同时决定设立中国文学系与史地系。会议通过了竺可桢的提议。后听取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意见，“因国文系成立则诗、词章、中国文学史等科目均须成立”，改中国文学系为暂时筹备(18)，史地系则于1936年8月正式成立。
    史地系刚成立，即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东南日报》称：“历史地理一科在民族复兴上居重要地位，而浙省先贤于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尤多光耀”，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内分历史地理两组，俾通识与专精双方兼重，预料该系当在中国史地学界树一新帜”(19)；蒋介石对此也格外嘉奖：“史地学系之添设于我浙学术之继承与发扬，实为必要，今后并望对于中国文学及中国哲学方面多聘良师，充实学程以立学术之基础为要。”(20)当时文理学院增聘的国文教员，特别是史地教员大多有东南大学背景。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榖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苏毓棻、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等10人(21)，其中顾榖宜、费巩、苏毓棻在竺可桢长校之前已经是浙大公共科目教员(22)，而其余7人均为新引进人员，其中除朱庭祜为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与东南大学没有直接的学缘关系外，其他6人中张其昀、景昌极、陈训慈皆毕业于东南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后皆任教过东南大学或中央大学，而3名助教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则皆为中央大学毕业生。另外，新聘的国文教员王焕镳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史地学系成立之初，即“鉴于浙大所处地位，有宣扬浙省文化之任务”，便与浙江省立图书馆合作，发起浙江学术演讲会，“预定每二星期举行一次”，并参加浙江省文献展览会(23)。1936年12月27日，浙江中华史地学会在浙大文理学院召开第二届大会，改名为浙江史地学会，改选的9位理事中，浙大史地学系张其昀、陈训慈、顾榖宜、苏毓棻均入选。
    学科结构的变动，新聘人员的增加，本来就对浙大原有教员的利益有所侵害(24)，大量“东大旧人”的引入正好给人以批评的口实。竺可桢上任一年之际，校内便出现所谓“国立浙江大学驱竺团”，张贴《宣言》称：“竺可憎，阳假学者之美名，阴行植党行私之丑计，查有实据者计有九大罪状”，如“第求目的，不择手段”，“任职一年，未成半事”，“广植私人，把持校务”，“哈佛为经，东大为纬”，“浪费过巨，入不敷出”等等，甚至称陈训慈实为“太上校长”云云。竺可桢断定乃农学院被免职教员所为，“阅后一笑置之，视若狂吠而已”(25)。不可否认，竺可桢引入东南旧人，的确有旧交私谊的成分，如聘请景昌极教哲学：“哲学非浙大所需，不免有为人谋事之嫌，但晓峰过于顾情谊，屡为之言，余最后拟定以幼南代缪赞虞之办法。”(26)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恐怕在于，1930年代全国文史学科的学术格局大体形成，浙大新设国文、史地，作为后起之秀，想广泛聘请心仪的教员并非易事。竺可桢曾言：“浙大如要余往，余之第一要着，乃在为浙大觅得在可能范围内最适当之人。”(27)不过，竺可桢也相当清楚：“校长之最要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而良好之教员老者已为各方所罗致，一时不能脱身，而欲养成新者则非短时间所能为力也。”(28)史地学系成立之初即拟聘请钱穆、张荫麟，但二者皆因种种原因暂时不能任教浙大(29)。相反，依靠原有东南大学的学缘在短期内聘请教员则相对容易。另外，更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竺可桢的学术主张、办学理念与东南大学一脉相承，其长校之初以“东南旧人”奠定学术风气会相对得心应手。
    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 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竺可桢也是当时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最为重要的两位导师之一。1920年5月至1922年12月间，就五次在史地研究会讲演地学、气象与时事。1925年1月，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离校。在这期间，郭秉文主持东南大学，崇尚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张其昀总结郭秉文治校的特点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和“国内与国际的平衡”(30)。“通才与专才的平衡”即要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使专与通有效的结合，以培养学生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敏锐的科研能力。既注重本科的通才教育，又要注意专科的专才教育，基础与应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调和中西文化之争。1920年代初，东大与北大并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当时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可是东大学人如柳诒徵、刘伯明等，创办《学衡》杂志，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31)。竺可桢在浙大所追求的办学理念，以及文理学院的改革与此若合符节。
    在文理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大会即讨论，“专精与博通，为吾国大学教育当前的一大问题，皆从专精及系别二点出发，学生往往感觉常识不足，又因所有课程几全为规定，对于本门功课以外，任何问题，毫无兴趣，亦非良好现象，”因此，课程委员会通过决议，“比较的加重选课精神，即希望矫正此点，俾专精与博通，得一适中之调剂”，同时以“本大学规定学生在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中以至少各选九学分为原则”，商讨如何规定选课标准(32)。而在竺可桢出席的文理学院茶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一致认为应当增加学生研究国学之兴趣，“国文系之成立，既可正人观听，尤宜亟谋促成”。至于本国历史，“应劝同学注意一切基本知识。无论学理学工农，均不宜偏废，吾人读书不仅为衣食之谋，使能学有所成，衣食自亦可以迎刃而解”(33)。胡刚复更是明确提出大学的两个目标：“专精兼谋博通，求知更重修养。”而“浙大较重理工，对文史注意较少，吾人为中国人，中国文字的运用，为一基本问题，其他科学固然愈专愈好，但基本修养不可不蓄之有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校过去对国文只开八小时四级，实太不像话。社会科学科目亦感缺乏，学生出外任事，殊感不足应付”。正因如此，“近来已开课程，加以纠正，则此为原则，将来改正至如何程度，虽不敢必，惟对于本国文化，应多一点认识，则为必不可少之事”(34)。在文理学院第一次茶会上，胡刚复称：“外人不察，动谓本校内部之组织与课程，多所重复，近顷已与昔异。惟院系间精神的与物质的密接无间，尚待进一步之努力。”(35)国文课程的设置即成为工、农、文理各学院间争论的焦点。
    当时，国文教学改革的最低限度为：一能表达意思及无重大错误，此关系应用方面；二是对本国文化之轮廓有相当了解与同情；三为文艺的欣赏。要实现这一目标，国文课程增加钟点与文理学院文组国文教学延长为两年一事，下年度即当实施。文理学院已经正式通过，且“接洽添聘国文教授以资提倡”，但农、工学院意见并未一致，在文理学院第三次茶会上“唇枪舌剑，谈话几或成辩论”。束星北、陈建功强调区分应用与欣赏的层次，工学院院长李寿恒则认为工学院学生课程本来就特别繁重，不赞成再增加国文课程的学时(36)。农学院教授周明祥则在文理学院第四次茶会上提出：“去年新增人文课程学分，于是本系基本课程，势必减少，人文功课固为必要，然以一年不能读竣，乃延长至于二三年级，驯至四年级时之研究论文，无法从事。”提议能否将人文学科移至四年级教学(37)。“国文课程”的争论，工、农、文理学院三方相持不下，工、农学院所提反对意见，确有道理，不过，根源仍在于“以应用为依归”的教育理念。竺可桢在随后的毕业生典礼上就再次申明，“人才供求，不能限于工业，尝有多人文史甚美，为求高格，勉学机工，殊为可惜，实则为国驰驱，应尽力之所能及，如但群鹜于有出路之学科，要非尽善尽美”，若要实现国家复兴，“其人凡具特别天才，可无庸改入工业”(38)。
    可见，竺可桢扭转物质主义学风的努力，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驱竺事件，使得“宗派”、“门户”问题，成为竺可桢以及诸多东大旧人所不容回避，甚至有所顾忌的难题。竺可桢自己早就意识到在此问题上需更加审慎：“余以引用至浙大之人，从东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范围内不欲再加东大之人。”(39)张其昀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道者何？永久使命之连系是，浙大无具体之道以言。”在张氏看来，各院系间的分歧，以及驱竺事件，无不说明浙大并没有鲜明的办学理念，而调和各方矛盾，明晰办学思路，遂成为深入改革的当务之急，“求是”校训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呼之欲出。
    三、“求是”校训
    “驱竺事件”发生不久，张其昀即在浙江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上，代表教职员致词时，系统阐发了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传统。张其昀认为，求是精神起于至诚，“是非二字，通贯于求学做人以及政治各端，明辨是非，就尽了万世万变”。以求学而论，若要成就大学问，必须“兼收并蓄，绝无党同伐异之见”，而“雷同附和与挟私立异均为求学之大蔽，必去此二蔽，方能据事论事，而终得是非之实”。以做人而言，“学者最可宝贵的精神，全在知行合一，分黑白，明是非”，“趋向理想标准之行，即可断之为是。凡与理想标准冲突的情绪与冲动，即可斥之为非”。以政治而言，“政治的方针全要是非明白，学术为国家之命脉，公论为民族之元气，主张国是者必归于此”，“亡国之大苦莫甚于善恶是非之相反”。最后，张其昀总结道：“求是精神是一切读书做人的根本， 对学术，求真是真非，对国事当求公是公非，古来宝贵文化之产生，其原因即在于此。”(40)
    张其昀的致辞从求学、做人、政治三方面概括了求是精神的内涵，及其在国难时期的应用。文实之争，一直是困扰近代高等教育的难题，但张其昀指出，“在求是这一点上，文学与科学完全一致”，“史学宗旨亦不外乎察真求是”，“实录二字为史家所悬的正鹄”。这无疑为竺可桢确定以“求是”为校训奠定理论与现实基础。李絜非即认为：“大学的责任在保全祖国的精神和发扬高深的文化，浙大所当疚心的，是对此除掉稍所成就外，尚未能尽其最大的能力，以求最大的致用。”而在战时西迁过程中，“求是”两字，乃由竺可桢体认，“制定而为浙大校内师生立身治学最高的准绳”(41)。1938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致开学训辞，主讲《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明确提出：“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书院)，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竺可桢所言王阳明的话，即是：“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竺可桢强调王阳明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而最后落脚于“惟其是而已”一语，其用意正在于“我们治学行己固要有宗旨，决不要立门户”，他所针对的正是“目前一般智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42)。陈训慈亦曾指出，“求是”为浙大之历史名称，或即有取此义，“浙江学者体先哲大公之精神，应打破今日教育界之颓习，而树立公正之学风”(43)。因此，在1938年11月19日第19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议，郑晓沧、郭斌龢附议，校务会全场通过，正式“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44)。
    “求是”乃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长校后制定的校训，这“表明其一线相承的意思”(45)。诚如有学者所言，竺可桢认为“求是”二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欲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的内容、科学的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改换，但科学的精神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46)。次年，竺可桢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后又作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专论。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竺可桢解释道：“求是”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他认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47)。不过，竺可桢确定“求是”为校训的语境与现实针对，当包括如上所言的“门户之见”与“利害关系”，从宏观上而言是调和中西文化之争，而从浙大当时格局而言，则是平衡文实冲突，倡导“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学风。
    从文本上分析，定“求是”为校训的同时，决定由马一浮制定校歌，“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也就是说，校歌与校训精神内涵相辅相成。1937年初，浙大即征求校歌，其宗旨为：“(一)时代性，促进民族之复兴；(二)教育精神，养成博达君子与专门学者；(三)地方性，发扬本省历来学风士气之特色。”(48)直到1938年11月，决议“校歌请马一浮先生制定”，马一浮随即贯通此宗旨，完成校歌歌词(49)。校歌开首几句是：“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这正体现了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大学为学问之海洋，应兼容并蓄，无论纯粹科学或应用科学都应包罗万有。校歌还特别强调：“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在竺可桢的授意下，郭斌龢将此解释为，“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发挥校训求是二字之真谛”，以及“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地位，及其将来之使命”。其引申到浙大文理工农师五院“实为一整个之有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宜自分畛域”，“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中华民族之文化，决非狭隘的国家主义，而为广大的修齐治平之理想主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这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所负之使命，而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50)。马一浮在得知浙大已取“求是”二字为校训后，特意指出：“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凡物有个是当处，乃是天地自然之序。物物皆是当，交相为，不相陵夺，即是天地自然之和。”也就是说，“求是”所言之“是”，乃是指“当于理之谓是，理即是真”，而“理”乃是自然之序，自然之序又以“和”为本。这样，“求是”之基础便落脚于“和”。就中西文化而言，西洋哲学所谓真善美所对应中国文化即“礼是善，乐是美，兼善与美斯真矣”，“求是”为中西文化之通义。“求是”不当各守其“宗”，“私系不忘则畛域自封”，学术之门户皆因此而起。就学术与教学而言，要以通天下之志，“须令心量广大，绝诸偏曲之见，将来造就人才，见诸事业，气象必迥乎不同”(51)。
    郭斌龢与马一浮二人可谓互相呼应，解释校歌的同时，也高屋建瓴为“求是”校训有所定位，皆主张“求是”的前提为超越学科 乃至文化上的门户之见。然而，当时浙大工、农学院的部分教授对于竺可桢大力倡导文史学科颇有意见。以购书经费而言，1937年8月至1939年11月，文科为9021元，理科为13064元，工科为5490元，农科为6821元(52)。为此，有教授提出“复兴工学院”，因“史地购书多而工院购书少，因此提及预算独立问题”。竺可桢立即反对，“谓浙大已由分而合，再不能由合而分”，并解释“文学院书籍势必多于工、农二学院，以除书籍无其他设备也”(53)。1939年初，当梅光迪、贺昌群提议改变会议议程，改为讨论成立文学院议案时，校务会虽然“依原案通过”，但与会32人“赞成者十五票”，可见，当时许多院系对此仍多有保留。竺可桢为此还特意说明其到校后，于文理学院较前校更为重视之缘由(54)。郭氏对校歌的解释，主张文理、文实会通，无疑也是回应了这种学科门户。致远即称：“西洋人的理解，求是底精神，是培育出灿烂光辉现代文化底源泉。可是国内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往往太短视，单单看到了实科技术的重要，却忽略了这根本性的纯粹科学，这一种见解，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凡是理学院的同学们，都有一种伟大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研究科学、宣扬科学。”(55)竺可桢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在浙江创办英士大学，“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何能望其办好”。1940年在江西创办中正大学，竺可桢又说：“余以为办工、农而无文理，实大不合理。”就学术研究的范围而言，竺可桢认为：“研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即人文科学亦应提倡，凡所以有利于苍生，无一不在大学范围之内也。”(56)在谈及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前途时，竺可桢便称：“大学教育的内容是通才教育，还是技术教育”，这一问题如解决，“则重文抑重实，重质抑重量等等纷争，不致再起”。实际上，“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57)。
    四、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以“求是”为校训，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缓和学科间的门户之见，促进了浙大文史学科的迅速发展。1938年，浙大添设中国文学系，同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10月于广西宜山文庙，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发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1939年1月，郑晓沧、梅光迪提议，本校文理学院应改组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文学院包括现文理学院所属之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史地学系与教育学系，理学院包括现文理学院所属之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校务会议通过此议，并决定于秋季实行。8月，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同时，“求是”精神也成为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方向。浙大文科教员多认为，中国大学的文科未成为科学，不能与理工科比拟。中国文科所以衰退，实由于教育者没有彻底明了文科意义，“而没有把文科成为科学的缘故”，“长此以往，文科会被淘汰，所以我们学习文科，应当以学习科学的精神从事，俾其成为科学”(58)。竺可桢等人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这一主张落实在学生选课上，文科要选理科科目，理科也要选文史科目，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因此，浙大发展人文学科的目标即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实现科学人文化与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1930年代，中国史学界群雄并起，百家争鸣，旗帜鲜明、自成一派的学会组织与刊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史学后劲推波助澜，史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史料”与“史观”之争弥烈，“作考据者常诋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讯考据为琐碎”。浙大史地系同仁则联合西南史学精英号称成立中国史学会，贯通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认为如今治史“必将以科学方法整理之，以哲学方法观察之，为之作综合之解释与系统之叙述，使过去一切活动咸得重现于前，指归可识”(59)。浙大史地学系的特点就是史地合系，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史地分系不同，其优点正如张其昀所指出，旨在体现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相综合，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相结合，使学史的和学地的学生能从两方面的综合或结合中取思想和方法之长。顾榖宜即认为史地学在民族国家危急时之重要关系，且认为史地已属科学之列(60)。钱穆在悼念张荫麟时特别指明“今日吾国人所需之新史学”，“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瞭者”，“其人必有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61)。钱穆、张荫麟战时皆曾为浙大史地学系教员，二人所期许并实践的新史学也正是后起之浙大史地学系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史地学系志在实践“今日吾国人所需之新史学”，那么中国文学院特别是中国文学系则肩负着“天下来同”的使命感，实现中西并蓄，发扬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院的办学精神与学风更是以“求是”为核心。张其昀早就指出在“求是”这一点上，文学与科学无异。当时学界研治中国学术，三个问题“最为切要”，“一曰专与通，二曰新与旧，三曰中与西”，三者皆似相反而实相成。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讲授研究之宗旨，“即在于此相反相成之中，求一适当之标准”(62)。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龢在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以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求多方面之发展，“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晚清以降，“世变之烈，振古未有。吾国文章学术，皆在蜕故变新之中。惟将循何种之方式途径，则不得不借资欧西。采人之长，以益吾之短”(63)。
    1941年创刊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19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该刊编撰以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 为核心，其一方面强调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同时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思想资源，努力融汇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即“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张其昀所言即为：“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地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64)落实“求是”精神，实现科学人文化也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办学理念，浙江大学文史学科作为后起之秀，也因此在国内学界独具一格。诚如《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发刊词所言：“近二十年来，新旧蜕嬗，群言并兴”，浙大文学院同仁，“不愿立异，亦未敢苟同。阐明故学，而运以清新之见解，发挥通义，而基于精覈之考证”，“学术文章，影响国运，乃天下之公器，非数人所得私，应求千载之是非，不争一时之显晦。”(65)
    “求是”精神，作为浙江大学办学理念，指导与见证了浙江大学发展历程，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一精神“内纯致治”。即一种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理论内核的纯洁和深化，并不断地提高功能的实用性。竺可桢所言“求是”的核心即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66)。要做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首先是破除门户之见，即王阳明所言“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然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之争，特别是1930年代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论争、教育界的文实之辨，无不落入门户、利益之争的窠臼。竺可桢长校之初，其改革所遇到的重重困境便是这种门户、利益之争在浙江大学的体现。竺可桢等人确定以“求是”为校训，即以“科学精神”为纲要，所针对的便是门户之见。“求是”校训提出后，确定了浙江大学办学的“具体之道”，使得浙江大学人文学科迅速发展。
    自从实行分科教育以来，文实之争在近代教育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民族待兴之际，农工实科实为富国强兵的保障，而文史学科则是弘扬民族精神、维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不仅要扭转郭任远倡导的“物质主义”风气，更要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浙江大学由一个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师从70人增至二百余人，学生人数由七百余名增至二千余名(67)。浙江大学的腾飞应是到达遵义和湄潭以后的六年时间里，而实践“求是”校训，主张摈弃门户，以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为基础，倡导“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理念，无疑是浙江大学实现此一转折的精神支柱。
    收稿日期：2011-04-07
    注释：
    ①关于民国时期文实之争的研究，可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②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③《浙大今后发展注重人才教育》，《东南日报》1935年12月21日，第7版。
    ④(12)《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3月9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⑤(11)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2—334页。
    ⑥《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3月6日，第35页。
    ⑦陈训慈：《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5年6月。
    ⑧陈训慈：《浙江学风与浙江大学》，《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6月。
    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图书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
    ⑩郑晓沧：《章太炎先生追悼会》，《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64号，1936年11月16日。
    (13)《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3月10日，第36页。
    (14)《浙大教职员人事上颇有更张》，《东南日报》1936年7月17日，第7版。
    (15)郑晓沧：《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6、27期，1936年9月30日、10月1日。
    (16)李絜非：《大学学生与研究精神》，《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期，1936年9月2日。
    (17)教育部参事处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2页。
    (18)《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5月27日，第81页。
    (19)《浙大增设史地学系》，《东南日报》1936年8月31日，第7版。
    (20)《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44期，1936年11月6日。
    (21)《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12月，第19—20页。
    (22)《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5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3月，第35—36页。
    (23)《史地学系之新工作》，《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1期，1936年9月1日。
    (24)教育部批准增设史地学系时，并未增加经费，而是希望由浙大就原有经费内整饬支出，这无疑会影响其他学科的经费。
    (25)《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7年5月11日，第299页。
    (26)《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5月26日，第81页。
    (27)《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3月29日，第46页。
    (28)《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3月1日，第32页。
    (29)钱穆：《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4页。
    (30)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收入“国立中央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北：七十年特刊委员会，1985年，第75—76页。
    (31)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2)《文理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记录》，《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98期，1936年12月25 日。
    (33)《文理学院举行茶会感志》，《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143期，1937年3月19日。
    (34)胡刚复：《大学教育》，《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125—126期，1937年2月25日—26日。
    (35)《文理学院举行第二次茶会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160期，1937年4月13日。
    (36)《文理学院举行第三次茶会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17期，1937年6月19日。
    (37)《文理学院举行第四次茶会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25期，1937年6月29日。
    (38)《昨日毕业典礼盛况》，《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24期，1937年6月28日。
    (39)《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6年5月26日，第81页。
    (40)张其昀：《求是精神》(1937年7月本校第十届毕业典礼代表教职员致辞)，《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
    (41)李絜非：《今日之浙江大学》，《战时中学生》第1卷第6期，1939年6月。
    (42)竺可桢：《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
    (43)陈训慈：《浙江学风与浙江大学》，《浙江省立国书馆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6月。
    (44)《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8年11月19日，第615页。《浙江大学校务会记录》(1938年11月—1940年6月)，第109页。国立浙江大学档案53—1—1168，浙江省档案馆藏。
    (45)张其昀：《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国立浙江大学》上，第1页。
    (46)张彬、付东升、林辉：《论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求是”精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张彬、龚大华：《竺可桢的大学理念》，《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7)吴星义：《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8)《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112期，1937年1月13日。
    (49)在1938年12月8日第20次校务会议上，决议将马一浮所作之校歌请国内音乐家制谱。但因战火。迟至1941年6月14日第100次浙江大学行政谈话会才请应尚能先生作歌谱。
    (50)郭斌龢：《本校校歌释义》，《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02期，1941年12月。
    (51)马一浮：《拟浙江大学校歌附说明》，《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
    (52)《近两年来各系购书数目》，《浙江大学行政谈话记录》(1938年10月—1940年1月)，第135—136页。国立浙江大学档案53—1—1173—1，浙江省档案馆藏。
    (53)《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1939年10月29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54)《第21次校务会议记录》，第131—133页。国立浙江大学档案53—1—1168，浙江省图书馆藏。
    (55)致远：《化学系近况》，《浙大学生》复刊第1期，1941年6月。
    (56)《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册，1946年4月1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57)竺可桢：《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38—640页。
    (58)倪士毅：《龙泉日记摘录》，《西溪集》，《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2008年，第614页。
    (59)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史学季刊》第1期，1940年3月。
    (60)《史地系谈话会纪盛》，《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39期，1936年10月16日。
    (61)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62)刘操南：《中国文学系概况》，《浙大学生》复刊第1期，1941年6月。
    (63)郭斌龢：《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转引自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7—61页。
    (64)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1月。相关研究可参见何方昱：《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之路——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科学言说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
    (65)《发刊词》，《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6月。
    (66)竺可桢：《利害与是非》，《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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