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研究

　　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以下简称就业训导班)是行政院依照1936年6月23日第268次会议决议，临时设立的专科以上学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训练和推介机构。教育部在发给各专科以上学校的训令中说：“为尽量登用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以辅助行政及经济建设起见，除兹由考试院于本年九月举行临时高等考试外，特于首都举办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招收最近三年度(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度)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尚未就业者)一千名，施以短期训练及实习，考验合格，按照成绩分配工作。”[1]就业训导班的开设表面上是政府为解决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事实上其设立十分被动，效果亦很有限。

　　一、就业训导班设立缘由

　　1.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十分严重。20世纪30年代前期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学校及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工商业的不发达，使得就业成为十分头疼的社会问题。1933年出版的《中国教育问题之讨论》一书中写道:“十数年前，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五六年前，专科以上学校学士也没有出路;近一二年来，连吃了面包回来的外国留学博士硕士也几乎没有出路了。” [2]即便是中央大学这样的一流院校，学生就业也大成问题。据1934年8月《申报》报道，“中央大学本届毕业生400余人，有300余人未得工作” [3]。个别较为落后的省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失业率更是高得惊人。1934年9月《大公报》报道，山西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人数“以最近四五年内为最高，今年(1934年)更打破纪录，人数达到480人，目下正式找得职业者，仅1/10。”[4]教育部1936年曾对国内84所专科以上学校1933年、1934年两年度毕业生就业进行过统计，84校两年度的毕业生共为15 216人，其中未就业者共2 00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3.1%[5]。

　　2.爆发了第一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职业运动。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毕业生职业运动的爆发。1934年，在专科以上学校较为集中、毕业生人数多而就业环境又相对恶劣的北平，首先爆发了毕业生的职业运动。职业运动大同盟盟员联名发表宣言称：“三十年来，政府及社会人士，但知广设学校，造就人材，而如何安插统计，则无人过问，任其自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则情势日益严重”，“同人等为时势之需要，为自身职业之企求，不能不有大同盟之组织，以公开之方式，求职业问题之解决”[6]，并推派代表分别赴南京、江西等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北平学生掀起的职业运动，得到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声援，一时间毕业生职业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国民政府的就业措施无济于事。1934年毕业生职业运动爆发之后，为平复学生情绪，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措施。(1)加强控制文科招生数，降低文科学生比例，纠正文法科教育畸形之发展。文法人才过剩不合社会需要，而农工医人才缺乏不能推进建设事业之认识，早在国民政府初立时即已产生。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之后，教育部的对文科招生的限制愈益加强。从1931—1936年，文科类(文、法、商、教育、艺术)招生比从74.58%降至55.23% [7]。(2)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及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职业介绍机关。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成立于1934年10月，负责对高端人才进行调查、登记，并介绍其就业。为配合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的工作，教育部还下令各省与全国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设立职业介绍机关。截至1937年4月，全国共有58所专科以上学校设立了职业介绍机构，其中公立(包括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33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25所[8]。此外，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还尝试与银行合作实行小工业贷款，扶助有志于从事工业建设的工科学生。(3)着力增加各种招录考试。1934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考试院决定，自1934年起由政府主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考试，与任用考试相联系。在“定期考试外，扩大各种临时考试，只须各机关需要何种人材，通知考试院，即可随时以简便之方法，迅速举行……务使考取数日以增多，借广学校毕业者之出路。”[9]然而到1936年，除高校文、实科结构得以显著调整外，其他措施施行效果极其有限。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自成立到1936年4月底，在该处经审查合格予以登记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共有1 565人，介绍成功者仅195人[10]。此外，1935年10月起，在南京、西安、广州三地同时举行的抗战前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等考试(第三届)，参加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统计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会计审计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建设人员等9类考试的3 941人，被录取者仅有251人(其中3名为女性)11]。

　　4.爆发了第二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职业运动。在政府就业措施不力的情形下，1936年5月北平再度发生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服务运动。在服务运动大同盟散发的《告毕业同学书》中，学生对政府的就业措施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虽然在一九三四年，也曾有过类似服务运动的所谓职业同盟，而他们所努力的结果，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工作咨询处、介绍所的设立，这种问题的本身，有何禆益?”学生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求解决的，不是口头允诺、咨询处和介绍所的成立，而是分发任用。”[12]

　　5.成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为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解决就业问题，1936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提议对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进行短期训练后加以任用。当月23日行政院即通过该提议。不久，训导班筹备委员会奉命成立。7月初，北平服务运动同盟的请愿代表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这种情况下，就业训导班加快了筹备进程。18日训导班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训导班简章，决定由教育部主持学员的招收，学员数额定1 000名，分两期训练，每期训练4个月，实习3~4个月。学员在入学前经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体检合格后，即可办理入学手续。

　　二、就业训导班的突出特点

　　就业训导班计划招生1 000名，实际上各校各处保送学员共有4 222人，后经考核，分两期录取了1 500人[13]。1936年10月15日训导班正式开学，一期学员456人。就业训导班被国民政府赋予了解决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大使命，正如就业训导班班主任丁惟汾在开学典礼报告中所言，“训导班之设立是一种新的事业，他的使命非常重大，它的性质与普通专科以上学校不同，教训设施，均无成例成法可沿。”[14]从就业训导班第一期来看它的确与普通专科以上学校不同。

　　1.以未就业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为训导对象，学员来源十分广泛。训导班以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1933—1935年度未就业毕业生为训导对象。从毕业院校来看，第一期学员毕业于国内外83所专科以上学校。456名学员中422名毕业于国内76所专科以上学校，占学员总数的96.93%;14名毕业于国外7所专科以上学校，占学员总数的3.07%。422名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中，136名毕业于国立院校，占32.3%;66名毕业于省立院校，占 15.6%;240名毕业于私立院校，占52.1%。14名国外院校毕业生中12名毕业于日本院校，占85.7%。学员毕业科系共有45个之多，但分布非常集中。从科别来看，法科最多，占学员总数的51.75%;文科其次，占28.73%。工、理、商、农各科则相对较少，分别为5.04%、3.95%、 3.95%和1.1%。从系别来看，毕业于法科法律系学员居第一，占学员总数的13.68%;其次是文科中国文学系，占11.18%;再次是法科政治系和法科经济系，分别占10.96%和9.87%。从学员籍贯来看，学员共来自23个省份。其中江苏籍最多，占全部学员的18.86%，其次是河北籍学员，占11.18%。其他学员较多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山东、湖南、山西、福建和辽宁，此9省之和占学员总数的76.96%。

　　2.以政府为后盾，规模大、力量强、师资雄厚。就业训导班每期正取500人，备取250人。第一期实训学员456人(含9名自行退学者)，以学员人数计，规模与正规专科以上学校无异。而一次培养如此多的毕业生，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可比肩者极少。以上海为例，上海专科以上学校中毕业生最多的复旦大学1931年也仅有毕业生441名[15]。此外，就业训导班由行政院主办，附设于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亲任就业训导班委员会会长，以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丁惟汾(兼班主任)为常务委员，委员包括蒋作宾、张群、何应钦、陈绍宽、孔祥熙、俞飞鹏、张嘉璈、吴忠信、陈树人、刘瑞恒、何廉等，均为政界、商界、教育界名流，办学声势可见一斑。

　　就业训导班有很强的教职员阵容。其教职员之强，一是在于人数多。训导班一期有职员60名、讲师75名和军训教官8名，教职员总数达143名，其教职员与学员数之比约为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与在校生人数之比的2倍。1931年，在校学生达1 344名、毕业生数达441名的复旦大学，教职员总共只有144名。二是在于资历非凡。训导班各门课程均由中央政府各对应部门派员讲授，讲师数目达75 名。这些讲师不仅是各科专家而且是中央各部高级长官，75人中有68人具有专科以上学校学历，51人曾留学海外，其中获硕士学位者18人，获博士学位者5 人。不仅讲师如此，就连训练班训育处和军事训练部职员也资历不凡。

　　就业训导班的办学资金，正规专科以上学校也望尘莫及。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办学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1934年政府预算虽规定年支出的15%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实际上这是个从未达到过的目标。1936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过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16]。办学如此拮据，学生“在训练期间得月给津贴30元(包括膳宿、零用);实习期间，每人得酌给津贴四十元(包括膳宿)”，只有办学声势大、力量强的就业训导班能够做到。

　　3.以行政就业为指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明确。 就业训导班以培养学员辅助行政为目标，训练4个月，实习3~4个月，理论培训与实习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明确。其训练要旨有四项：一为精神训练，注重人格之修养;二为体格训练，注重体育与军事;三为法令概要，注重机关之组织及文书程式;四为各科概要及现有各种事业之概况。这四项要旨充分地体现在其训练期间的课程设置上。从讲授课程来看，训导班为学员设置了36门课程，这36门课程包括政府组织、法制运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种建设事业之概况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所有方面，授课时间长达242小时。此外，就业训导班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还开设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事课程。 第一期训练到1937年1月结束后，就业训导班根据学员所学的专业与培训期间的成绩，委派其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实习。其中到实业部的99人，到铁道部的 50人，到财政部40人，司法行政部15人[17]。就业训导班也向各银行推介实习生，如中国实业银行、国华银行、四明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上海商业领储蓄银行等。

　　三、就业训导班折射出的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1.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非常普遍。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反映在就业训导班的学员数量和来源范围上。从数量来看，1933— 1935年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26 959人，保送就业训导班者即达4 222人之多，占15.67%;从范围来看，456名学员来源于83所专科以上学校、23个省份。尽管数据显示，国外毕业生就业好于国内毕业生;国外毕业生中欧美毕业生又好于日本毕业生;国内毕业生中国立院校毕业生又好于私立院校毕业生。但毕业生就业之难，就连以往就业有优势的留学生、名校毕业生、热门专业毕业生也不例外。据就业训导班第一期学员校别人数统计表，12 名毕业于日本院校学员中，6名毕业于东京大学、两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两名毕业于明治大学、1名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1名毕业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 76所国内院校中，参加就业训导班人数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国立北平大学(30人)、私立大夏大学(21人)、私立复旦大学(17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6人)和国立中央大学(14人)。就连地理位置优越、专业应用性强、毕业生人数少的上海商学院，其毕业生就业也成问题。1933—1935年该校会计、银行、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系毕业生总数不过166人，据该校所呈请求参加就业训导班名单来看，到1936年申报之时1933—1935年度毕业生中未就业者达26人，其中仅有3人曾担任过教职，其余则从未有过工作 。

　　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首先是社会动荡和经济不景气的必然结果。1931年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新设工厂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1930 年全国新设工厂119家，1931年降为113家，1932年降为87家。更为严重的是，新设的工厂数远远低于歇业的工厂数。以上海1934年为例，这一年新设工厂28家，改组291家，歇业的有70家[2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武装走私，使得本已处于衰退之中的经济雪上加霜，造成企业的大量停业。社会动荡不宁、东北地区沦丧及经济衰退使得社会总体就业压力大增。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935年中国失业人口总数估计达5 893 196人[21]。在这样的局势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势必大大减少。

　　2.高等教育仿效欧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结构性失业严重。就业训导班学员毕业科系结构表明，法、文两科毕业生就业较工、理、商、农各科艰难，其中法律、政治、中国文学专业最甚。这与教育部1936年对国内84所专科以上学校1933年、1934年两年度毕业生就业统计结果一致。该统计表明：两个年度，文科(文、法、商、教育)未就业者占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16.6%，实科(理、农、工、医)为5.7%。文、实科就业率之悬殊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关系甚紧。

　　高等教育发展之盲目重点不在于专科以上学校数目的增长及在校和毕业学生数目的增加，因为自民国设立以来至1935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总数不到8万人 [22]。人口以4亿计，每万人中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不过二人。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在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滥设以及科系和课程设置的不符国情。

　　滥设专科以上学校，私立最盛。据统计，1928—1933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在短短的五年内上由74所升为108所，其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这一时期，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仅由48所上升到57所，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则由26所增加到51所[23]。以上海为例，1931年上海33所专科以上学校中私立学校达23所。然而就学生数目而言，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平均每所不过433人，其中学生数在300以下的共16所(私立9所)，200 人以下的13所，100人以下的有4所，最少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只有28人。每校学生平均数如此之少，加上经费常常不足，因此大多数专科以上学校办学因陋就简，喜设简单易行的文科，这成为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文实科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文实科比例失调的程度，据统计，1932年、1933年、1934年三个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育)毕业生分别占到72%、70%和71%[24]。当然，文实比例失调在根本上却是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因袭美日诸国，教育设计不适国情所致。教育设计不合理不仅表现在文实科比例与国家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上。

　　高等教育办学的粗糙、教育体制的抄袭、课程设置的不切实际，使得专科学校以上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有眼高手低之嫌，有的甚至被工人讥讽为“饭桶”[25]。至于粗制滥造之学校，胡适曾经断言，“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到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26]专科以上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得在社会政治经济困顿时期原本困难的就业局势更加恶化。

　　3.用人机制不良，就业渠道狭窄。 就业训导班学员从训导到实习到分配工作，概由行政院支配，即行政院为学员打通了学用的通道，避免了社会用人机制的弊端和无效率。

　　近代中国专科以上学校生的就业，向来听任双方自由抉择，并没有加以统制。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选取人才更多的是采用引荐制，而不是公开地选拔，社会上大多数企业机关用人都是靠相互援引、熟人介绍，并且需要中人作担保，对于人选问题采取合理制度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加之国内没有一个足以取得社会绝对信任的人才介绍机关，使得在职业机会并不充足的20世纪30年代，往往出现有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人才的矛盾现象，这种供求不相为谋的现象也是常见的事。这样更加深了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谋业的困难。时人指出，“吾人痛叹自十七年统一以还，至今已七八年，而官吏任用迄未入轨，试一查中央地方各机关之用人，要之多由请托推荐而来，其登庸者，大抵各有后援，非亲即友。即专以中央论之，官署之多，为全国冠，然试问各级官吏，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占几分之几?”[27]

　　以上海商学院为例。1932年该年毕业生不过只有35名，而1931年冬和1932年夏，校方分函至政府各部、各大银行及苏、浙、皖、鲁、川、粤政府各厅推荐毕业生达23次之多。非应届毕业生遇有失业也往往返求母校举荐以求谋得职业。此外，单位公开招录信息也往往通过私人渠道转达学校，校方为争取此类机会不遗余力，拳拳之心跃于纸上。1931年5月20日，校友中国国货银行熊菊龄来函，谓该月24日该行举行办事员考试， “此种机会不可多得……敢烦先生转告母校同学”。1931年11月，接沈达时消息知盐务稽核总所招考职员;16日，校方具函朱所长：“敝院尚有毕业生多名，拟前来投考，即祈赐报名单，以便分发填送，届时并请优加拔擢曲予成全”;21日，致函沈达时：“日前接读……无如同学前往报名时，业已停止报名，以致诸同学咸抱向隅之憾，筹思再三，惟有商恳台端从中设法，准予报名，以便应考”;想来该所托辞考场狭小，因为24日校方致盐务稽核总所的函中说：“此次贵所招考，因考场狭小，有不再容纳之说，敝院同学闻之，殊为怅惘，兹特专函请求，务乞先生垂念该生等向慕之殷，格外通融，准予一体考试，俾资成全。”如此可见当时寻求职业途径之狭窄及对私人介绍和通融的依赖。

　　4.毕业生学非所用，政界和教育界成为就业的最大流向。就业训导班学员以辅助行政和经济建设为训导指向，不管原毕业科系如何，训导结束大多被委派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服务。一则反映了政府成为容纳毕业生的主要和最终处所之一，二则反映了那个时代学非所用的普遍和无奈。

　　20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工商业不发达，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的弊病，加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使得“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除了绝少部分往生产机关服务外，其余的都在政教两界”[28]。就连开设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等经贸应用类专业、身处全国经济最发达之地的上海商学院，其毕业生从政和从教者也占有很高的比例。上海商学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载有1933年、1934年度毕业生职业类别比较图。表中数据表明，1933年和1934年上海商学院毕业生在教育和军政界就职者占毕业生总数的70%以上，其中从教者最多，两个年度均达到60%以上[29]。上海商学院尚且如此，其他综合类专科以上学校更可想而知。实际上，较之教育界，广大的毕业生更愿意进入政界，“各校毕业生初入社会，往往以能在政府机关为荣，家庭父兄希望如此，青年本身之希望如此”[30]，但毕竟政府机关的位置有限，这样就使得政界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在进不了政界的情况下，许多毕业生退而求其次，把从教作为自己的出路，未受过师范专业教育的教师人数迅速增加，出现了大批毕业生挤教育界独木桥的现象。

　　四、就业训导班是国民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又一项权宜之计 不仅如此，就业训导班学员受训结束后，也未必都得到了政府委派的工作。政府部门原本人浮于事，拥塞不堪，因此训导班一期学员并未能全部被政府和相关单位吸纳。全面抗战开始后，就业训练班未派学员50余人，与其他政府各部裁撤人员一起，被组织进了战地服务团[31]。

　　2.国民政府就业措施并没有触及到就业问题的根本。造成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就业机会难以创造。要解决专科以上学校生就业难问题，舍发展经济外别无他途。然而，近代的政治环境又极大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良政治。当时的社会和政府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1934年4月出版、何清儒所著之《中国青年职业问题》就把就业难的原因归结为政治的不良、社会的不安、教育的不合、经济的不足和心理的不足。他认为这些原因导致了机会缺乏、选才不公和人才不适用[32]。蒋介石也在1936年10月15日就业训导班开学训词中说：“吾国知识分子失业者之所以独多，其故原非一端。如经济贫困、百业不兴;如政轨未修、贤能失任;如社会纷乱，才愚莫辩，皆使学无所用之客观原因，国家诚当竭力设法以排除之”。然而在内忧外患之下，国民政府一则对于毕业生就业工作无暇顾及，二则对专科以上学校生就业问题无能为力，在面对就业问题时，总强调“教育上之缺陷与青年本身修养之不健全”等主观原因，“所以我们只见到口是心非的高调政策”[33]和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措施，设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即是其中之一。

　　就业训导班之设立，诚如1937年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期学员受训期满训词中所言，“延聘各科专家暨中央机关高级长官，为诸生讲授各科之要义及其应用，并泛涉政府组织、法制运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种建设事业之概况，诸生对于以前所学，条贯整理，得一明确之自信。对于准备就业之常识资以应付。益以精神体格之锻炼，使一般生活散漫之习惯，为之整饬约束，树立正确之信仰而自纳于有纪律有秩序之行动。时期虽短，而所造于诸生者，当非浅鲜也。”然而不管国民政府赋予就业训导班多么重大的使命，其作用也仅限于此，并不能达到使“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能各就适当之业务、克尽最大之贡献”的目的。具体而言，就业训导班的设立不仅受训人数有限、流向渠道不畅，而且并未触及就业问题的根本，因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效果十分有限，只是国民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又一项权宜之计。

　　1.就业训导班受训人数有限，就业渠道不畅。就业训导班学员由各专科以上学校就1933—1935年度未就业毕业生，及教育部就 1933—1935年度国外专科以上学校未就业毕业生进行保送。各处保送的学员，共计4 222人，后经考核，分两期录取了1 500人。所录取者只占保送的1933—1935年未就业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1/3强。其中上海商学院上报请求参加就业训导班毕业生共计26人，后来被录取者11人，11人中参加第一期训导学员仅有3名。因此，就业训导班解决1933—1935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力度非常有限，更不用说还存在其他年度失业的毕业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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