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人物简介：潘懋元，男，1920年8月4日生，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1951年-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曾任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顾问、海外函授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主任。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顾问，兼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数十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兼任或名誉教授、研究员及顾问。

　　潘懋元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倡议建立高等教育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提高，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三中全会后，他的倡议得到全国高等教育界的热烈响应与支持。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该学科正式颁定为独立的二级学科。1978年他创办并主持了全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1981年招收第一批硕士生;1984年教育部批准该室改所，并下达编制;1986年该所被评为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授予点，他被评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导师;1988年该所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点;1998 年该学科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0年在该所基础上成立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被评为全国文科重点科研基地;2003年10月，经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厦门大学设立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年以该所为基础，建立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该院目前拥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2007年12月，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设立全国首家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研究生访学基地。

　　潘懋元教授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并注重在教育实践中探索人才培养的规律，目前已培养了高等教育学科硕士、博士100余名。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高等教育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著作10余部。2010年，《潘懋元文集》(八卷)出版。潘懋元教授的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公认，多项成果获奖，他个人也获得多项荣誉，如国内第一部高等教育专著——《高等教育学》于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教育学优秀奖，于 1988年获国家教委第一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1989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1991年，潘懋元教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获得国务院特别津贴待遇;1995年，被评为优秀博士生导师;1999年，英国Hull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2009年，他被选为“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10年，在从教75周年之际，教育部也发来贺信;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特别贡献奖”;2011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终身成就奖。潘懋元教授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挪威学者Arild Tjeldvoll的著作Pan Maoyun: 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 Education Research(2005)、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的著作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2006)等全面或专章记述了其非常成就。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责任;使命

　　一、大学在履行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传统使命时，也负有引领社会文化的使命

　　《世界教育信息》：人们一般认为大学肩负着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大学在履行传统使命和职能的同时，还应肩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吹响了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人们对大学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中肩负的使命更是寄予深切的厚望。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您如何看待现阶段的大学使命?

　　潘懋元：大学肩负的使命，也就是全面地、卓越地实现大学的社会职能。你所说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中外教育史上所形成的大学社会职能，也就是大学应当完成的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大学三个职能的强化和发展。尤其是，讲话中特别提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我的理解，一方面它揭示了大学使命的本质含义，因为教学(培养人才)的本质意义就是文化传承，而研究(发展科学)的本质意义就是文化创新;另一方面它又昭示了大学负有引领社会文化的使命，大学是社会的学术文化中心，应当负起引领社会文化的职责任务，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虽然是在清华大学说的，我认为对所有高等学校都有普适性。即使是高职院校，也具有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使命，只不过具体的任务有所不同。高职院校的教学，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也要进行人文素质教育;高职院校的研究，以应用性、开发性为主;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更讲求密切与具体。当然，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上，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对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特殊战略意义。

　　二、大学按人才培养类型可分为

　　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职业技术院校三类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不同类型的大学来说，比如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应用型/实践型大学、职业技术/技能型大学，您认为前面提到的这些使命和职能能够合理并存、整合为一体吗?您觉得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到底孰先孰后，在实践操作中是否可以有所侧重，或者区分对待?请结合您正在研究的“做强地方本科院校”的课题进展谈一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潘懋元：现在大家流行将大学进行分类，比如卡内基分类方法按学位授予的层次和多少将大学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等。我是不太同意这种分类的。它实际应用起来非常勉强，也易生歧义，使人误以为有的高校只需搞教学、不必搞研究。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是所有大学都应具备的。地方大学要不要搞研究?高职院校要不要搞研究?我认为地方大学如果只顾教学不搞研究，是错误的;认为高职院校只要搞教学不要搞研究，也是错误的。人们往往有如下误解：地方大学不是研究型大学，搞好教学就行了，不用搞研究;不是应用型大学就不用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能。其实不然，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别不同，所做的科学研究也不同。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搞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应用型大学则要培养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人才，主要搞应用研究;高职也要做研究，主要做技术开发和改革的研究。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曾带一批研究生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调研了一个多星期。文理学院的教师都是北大、人大派去的年轻教师，生源和办学条件没有办法跟北大和人大比。一开始学校照搬北大和人大的那套科研体系，后来很多教师认识上发生转变，认为应该培养为北京市服务的应用型人才。比如单单一个北京市的交通问题，就需要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北京市有很多文化古迹，随之附设了很多博物馆和展览馆，需要相关方面的管理人才。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进行调研之后，我发现应用型大学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归类，高等学校大致分成两大类：5A类和5B类。5A类相当于普通高等学校，5B类相当于高职院校。5A类又可以分为两类，我们称之为5A1和5A2，5A1指研究型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5A2也是开展理论性教育，但是它主要从事理论应用研究，研究如何将理论转化为生产实践和生活实际，培养应用型人才。我认为高等学校可以根据其人才培养的类型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即我们所说的985高校及大部分的211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一类是应用型大学，大部分的地方高校及一些211高校应归为此类，主要从事应用型研究，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律师、教师和管理干部等;第三类是职业技术院校，相当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5B，主要以学习各行各业职业技能为主，培养不同层次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一般的地方性高等学校要定位为应用型大学，面向地方，培养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开展为地方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更好地为地方服务，更好地在地方文化上起引领作用。这是我开展“做强地方本科院校”课题的重要原因。

　　三、要办好一所大学，领导必须善于“沉思”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之大，非在大楼也，在乎大师也。当今时代是呼唤大师的时代，钱学森关于拔尖创新人才之问更是激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您是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的?您认为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潘懋元：的确是这样，有很多知名大学并没有什么大楼，许多世界著名大学都只有一些不太起眼的两层楼或三层楼，但学术型大学需要大师。“钱学森之问”主要是讲国家创新人才。我很赞成有些人的解读，“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他的答案，不是他不懂，而是懂得的，彼此心照不宣而已。既然他不说，我们也就不说。如果用两三句话说清楚的答案，他为什么不说?因此我们应该学习钱老，将这一现象作为问题来思考。

　　我最近给一位大学校长写的《大学运筹沉思录》作序，这本书对大学办学的问题，从理念到很多实际问题，包括科学管理怎么搞、学生管理怎么搞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我在序中说，我所重视的并不只是校长所讲的一些经验、方法，而是他当校长的“沉思”。现在能够沉思的校长太少，很多校长只靠经验办事，没有沉思。经验当然很可贵，但经验有局限性，只有实际与理论结合，局部跟全面结合，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根本性的要害。还有不少的学校领导连经验都没有，只凭文件规定办事，上面怎么规定，我就按照这个办，或者只是按照职能部门的行政人员或秘书意见办理。通过那本《沉思录》我最重要的受益是，理解了要办好一所大学，领导必须善于“沉思”。

　　四、精英教育理念与大众教育路线并不相悖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上述有关大师、杰出人才培养等精英教育理念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走的大众化、普及化路线相悖。比如，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进入国内重点大学的贫寒家庭的大学生比过去减少了。在兼涉教育质量效率与教育公平公正面前，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客观、理性看待并处理好大学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为更多贫寒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您更倾向于哪一点?

　　潘懋元：我们大学现在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乃至于将来还要走向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的理念跟我们高校的大众化理念好像越来越远，跟大众化、普及化道路相悖。社会上有这个担忧，我们一提大众化、普及化发展，都不敢提精英教育了，这两个关系感觉上好像有矛盾，事实上应该是一体的。

　　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教育阶段以至普及教育阶段，这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在大众化以及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中国在走向大众化阶段初期，的确存在削弱了精英教育的现象，许多研究型大学也大量扩招，除了扩招前已办的成人高教、自学考试之外，又增办高职学院、网络学院、二级学院，以致优质资源稀释，质量下降。我在2003年一次重点大学规划会议上，就提出“必须保护精英教育”，这篇发言后来以《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为题刊于《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后来虽有所控制，但现在许多研究型大学仍然过于庞杂。如果分类正确、措施得当，发展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路线并非相悖，而是相得益彰。

　　至于国内重点大学的贫寒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少，这个是事实，而且减少得厉害。过去像清华大学这类重点大学，一半的学生来自城市，其中许多是低收入家庭的，一半学生来自农村，现在恐怕不到10%。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农村青年比较少，过去农村人口是总人口的70%以上，现在只有50%;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现在这种招生制度不利于录取农村青年。教育机会的公平，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入学的公平，培养过程的公平，以及毕业后的公平。入学的公平，应该说目前基本上已经实现，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率相当高，高中阶段的普及率也达到80%以上，高招在统一考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些公平不能够代表教育过程的公平，大部分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很差，进清华北大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就是因为教育过程不公平。

　　“精英”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研究型的科学家，一直以来，社会上把培养精英人才看得很高，把培养应用型人才看得很低，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提倡行行出状元，哪一个部门都能够有拔尖人才。科学家是拔尖人才，工程师也是拔尖人才。我们中国出了个袁隆平，他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工程师?恐怕不能完全说他是科学家，他为人类作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是还拿不到诺贝尔奖;现在我们中国十几亿人口，从一个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国家，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应用人才的贡献不一定比科学家小，社会需要大量的而且是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就像袁隆平这样。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技能型人才也能出状元，应该说不同类型的人才只是分工不同，而不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同。

　　五、教育的均衡发展，千万不能搞平均主义

　　《世界教育信息》：针对上述这种现象，您有何改进的建议?

　　潘懋元：我认为不要再搞重点中学、重点小学了，这并不是否定历史上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正确性。“文革”后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太大，所以邓小平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发展的策略。我认为当时搞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同时也兼顾公平是正确的。以当时的经济建设来说，邓小平时代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当时没有重点，所有资源都平均分配，就很难有效率。原来我们主要搞三线建设，建设西部，如果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把投资都集中到西部，西部底子薄，搞到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人家?后来邓小平把建设重点放在东部，先是搞特区，搞特区还是觉得不够，作用有限，后来又转到上海去，强调先把上海建设起来。到今天东部发展起来了，才有力量支持西部，即优先发展起来的地方支持相对落后的地方。

　　现在来说，对于教育要如何均衡发展要有正确的理解。教育的均衡发展，千万不能搞平均主义，现在有的地方就搞平均主义，搞一步到位的均衡。把城市的好校长调到农村去，好教师调到农村去，把农村的调过来，这个不是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不是把先发展的拉下来，而是把后发展的推上去。如果把优秀的学校拉下来，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平均主义。要考虑在不影响学校总体水平之下，如何把质量低一些的学校推上来。就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而言，要在保持原来的投资之下，今后要多对那些弱势学校增加投资。

　　至于大学，目前还不敢把重点大学拉下来，因为影响太大了，于是先将重点大学改叫“985”、“211”。现在来说，有985和211是可以的，但是对非 985和211的院校也应该大力扶持。尤其对高职，现在高职是拨款少，收费高，念高职比念清华北大花钱多，这是有历史原因的。1999年大扩招后就不得不办高职了，但经费有限，就只好出台高收费的政策。当时作为权宜之计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存在高职收费高、本科收费低的现象，这个就不公平了。现在许多地方学校拼命要专升本，一升本，拨款就随之增加。当前怎么办?也不是说把本科的拉下来去投到高职，而是要将新增加的经费尽可能扶助弱势群体。要加强对高职院校、地方院校的经费投入。另一个需要提及的弱势群体是民办高校，它是弱势群体之中的弱势群体，民办高校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它的学生数量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21%左右，政策不应该歧视，而应该大力扶持。

　　六、终身教育包括所有教育形式，

　　而不仅仅是继续教育或非正规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概念，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整个世界教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您怎么看待我国目前终身教育发展的情况?在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走向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您认为正规教育应如何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潘懋元：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研究在终身教育平台上各种教育如何发展，也就说在终身教育理念和策略之下，对各种各样的教育进行反思。

　　目前对终身教育体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终身教育体系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一种认为终身教育体系只是指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非正规教育，同国民教育体系是并列两个体系。后一种认识是错误的，国民教育体系应该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把终身教育体系只看作非正规的成人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的教育战略目标提出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也就是说，在战略目标里终身教育是包括所有教育形式的。但是在后面具体规划的时候，终身教育变成继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只在继续教育中谈终身教育，把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都排除在终身教育之外，就是对终身教育的理解不全面，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位拟稿者，他说当时也考虑到把正规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的范围内，但不知如何操作，所以只把“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摆在继续教育这一章，具体列举了非正规教育的许多办学形式。那么正规教育怎么体现终身教育呢?跟大学不同，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不能去打工，只能念书，这个阶段也是学生最好的念书时间，是绝不能打破的。那怎么把中小学教育跟终身教育联系在一起呢?那就要把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就是终身学习的理念跟能力融入中小学，使得中小学生从小就具备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能力。大学生则跟中小学生不同，他们可以进入社会工作，也可以念书，因此大学学习阶段应该打破这个门槛，允许条件适合的大学生进进出出，至少原则上应该允许，这也是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所提出的大学融入终身学习体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时期，要让大学生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不是大学毕业就“毕业”了，即使已经念到博士，也要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自己不断地寻求知识，不断地学习技能，以及学习他们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不断地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要在终身学习的理念、能力、修养等方面培养他们。

　　世界各国都有终身教育，也很强调终身教育，根据收集的材料来看，有许多国家只在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网络教育上做文章。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有美国、英国、瑞典、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其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明确包括正规教育的。在我国大陆，福建省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终身教育法》，现在上海也有个《终身教育法》，不过所制定的终身教育法都是指非正规教育，即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教育。

　　我最近正在审核有关教育学名词的词典，其中有一条说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潮，这样理解是不够的。终身教育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潮，早已是各国具体的教育改革实践，而且已经成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七、教师既要重视学习知识，

　　又要重视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的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践行大学使命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他们也因此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但如今社会上对部分大学教师出现了诸如“砖家”、“叫兽”之类的戏称，大学教师及大学自身的声望较之以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大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思想启蒙与文化理解的作用?

　　潘懋元：大学教师因其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使命，因而赢得社会的尊重，往往也招来某些社会人士的指责甚至贬损。但作为其基本使命与核心价值来说，是贬损不了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授成为被打击、打倒、冷嘲热讽的“臭老九”之首，社会上正直的群众、追求进步的青年，内心里对教授还是敬佩的。如今社会上出现的戏称，应该看作是对大学教师的鞭策与期望。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扩招太快，优质教育资源准备不足。在人、财、物中，特别是人的资源准备不足。现在全国普通高校的教师130多万，是扩招前1998年的3倍多。许多教师在入职时，当教师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准备都不足。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其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是“为人师表”，如何为人师表，许多教师缺乏必要的培养与修炼。虽然许多大学对教师队伍建设很重视，但所重视的只是提高学术水平，疏忽了提高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学要更好地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承担引领社会文化的作用，必须像中小学教师的培养那样，既重视学习知识，又重视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

　　八、高等教育研究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

　　促进高等教育及其学科的发展和成熟

　　《世界教育信息》：随着社会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大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大学里出现的各种现象也逐渐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比如自主招生问题、大学排名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等等。那么，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上述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发挥作用?您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和研究在新时期，特别是为《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各项任务和目标方面，可以有何作为?我们应如何促进新时期高等教育学科发展?

　　潘懋元：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与以往的政策文件不同的特点之一，是在制订的过程中，曾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意见;在规划中，提出十大改革试点，分别由各地组织有关人士包括教育研究工作者进行探索。全国和许多地方教育部门也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拟出研究课题，自上而下下达任务或自下而上申请承担改革研究。应该说，研究工作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仍沿着过去凭文件、凭经验办事的老轨道，不经研究就下达文件，以“紧跟”和大跃进的姿态，提前实现《教育规划纲要》中2015甚至2020年的发展目标，比如幼儿园的入园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有的做法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甚至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其二是有些理论工作者，只凭理论、凭“教条”，提建议、定方案，不顾中国实情。例如，把民办教育简单地一分为二，即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凡投资办学而要取得合理回报的，都要作为营利性企业对待，否则都应将所投资金、资产改为捐资。这不但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而且引起投资办学者的不安。我最近和邬大光、别敦荣教授合写的论文《民办高校发展需要有更多的路径》，就是针对这种不顾国情，照搬教条和美国经验的现象而写的。

　　大学走出象牙塔，走进经济社会中心，是必然的趋势;进入社会之后，为大众所关心，大家就会提出许多问题。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发展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就是要在不断地解决现实问题中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促进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和成熟。

　　九、高校去行政化要看领导的决心、

　　行政人员的自觉和学术人员的争取

　　《世界教育信息》：近年来对于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理解这两种权力的关系?这种冲突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潘懋元：高等学校是一个社会机构，任何社会机构运行都需要一定的行政权力，尤其是高等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内外部关系越来越复杂，科层制与行政权力的出现与加强是必然的趋势;高等学校又是一个学术机构，它的任务是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术机构必须具有学术权力，对学术活动起领导、引导和协调的作用。因而，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双元并存是合理的，也是近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双元权力结构，如果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可以起到相辅相承、相互支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行政地位高居于学术地位之上，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甚至代替学术权力，高等学校中学术权力似有若无，学术组织形同虚设，在行政化的管理下，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精神，严重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创新。但在中国，行政对文化的管理根深蒂固，去行政化，远不是取消行政级别而已，而是要看领导的决心，行政人员的自觉，以及学术人员的争取。把它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去行政化将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过程，但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做到，也能够做到。

　　十、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教育信息》：英国高等教育家纽曼曾强调，大学最好设在城市，因为这里是文化活动、文化场所和文化名人的聚集处，是无法取代的知识媒介。但是现实情况中，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往城市的边缘甚至是完全的郊区转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大学创建分校、很多大学汇集在大学城等现象对人才培养和大学发展有什么影响?

　　潘懋元：现在已不是纽曼时代，城郊交通的便利和信息网络的发达，大学的学术活动、文化交流没有必要像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众多大学那样，聚集在繁华的闹市中;但也不应像中国“文革”中那样，把许多大学赶往边远的地方。由于高等学校扩招，许多大学在郊区设置新校区或分校，在管理上增加了困难。汇集在一起建成大学城，有利于合作办学。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期以及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还将向外、向下延伸，中小城市和社区也将出现更多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培训机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十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要引进来，

　　更要走出去

　　《世界教育信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我国近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共建上海纽约大学，以及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您如何看待这些尝试在实现国内高校建成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上的作用?您对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是怎么看待的?

　　潘懋元：现在全国大概有5所与国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学合作办学的大学。最早的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最近的是上海纽约大学。这仅仅是国际化合作办学的一种，更多的是国内外院校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发展很快，形势很好，起着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但这些基本上属于“引进来”的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真正的国际化应当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拿经济的全球化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强调“招商引资”，现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招商引资”了，经济力量增强了，就可以而且应当“走出去”，向国外投资、收购、参与控股，等等，在国际经济论坛上有中国的话语权，参与讨论国际上的重大经济问题，对推动世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作用。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来”的阶段。5所合作办学的大学和许多合作办学的项目是着眼于“引进来”的，我们主持的所谓国际化论坛基本上也是“引进来”的。例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国际论坛，讨论的差不多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热门话题，请了几位外国教育家来谈经验、提意见，在国内颇有影响。但因讨论的不是世界上的共同问题，很难体现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

　　世界和中国所共同面临的高等教育问题很多。例如，世界高等教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每10年大学生数量差不多就翻一番，到2008年已达1.6亿。学生数量剧增导致优质资源严重不足，进而又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这是世界和中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因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与保障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而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建设，因而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问题。当然，国际上的共性问题还有很多，如合作办学、学位与学历互认、弱势群体教育、妇女教育，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等等。我们应当在这些国际化论坛上有中国的话语权，才能体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引进来”，而且也能“走出去”。

　　我们的合作办学有没有走出去的?有!孔子学院就是走出去的，而且这一步很成功。但孔子学院现在只是教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还没有到国外去合作开办工科、医科、理科，也就是让中国的工、医、理也能“走出去”。厦门大学正在准备去国外办一所“分校”，预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许多学科也可以推到国际讲台上。总之，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该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不仅是“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不仅是中国的语言、传统文化要走出去，而且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国际论坛上也应有话语权。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对外开放，教育是先声;教育对外开放，信息是基础。伴随着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教育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世界教育信息》自上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至今已经走过25年的历程。25年来，杂志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追踪国外教育发展最新动态，报道国际比较教育前沿研究成果，为国人开眼看世界、促进本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服务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服务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服务于国家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最后，请您对杂志的未来发展提一提宝贵看法和建议。

　　潘懋元：25年来，《世界教育信息》作为我们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动态、世界教育研究成果的窗口，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希望今后更好地为中国教育如何“走出去”提供信息和建议，也把中国的教育信息输出去。

　　《世界教育信息》：是的，在兼顾可读性和针对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在思考和探索将杂志分成上下半月刊，一本聚焦学术研究，一本聚焦新闻资讯，同时也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办英文版，专门聚焦中国教育，把中国教育经验输出去，真正走向世界。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实现。

　　潘懋元：是的，我们不能自大，但也不要自卑。我们应当有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眼光和胸怀，一步一步往前走。

　　作者：熊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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