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时期个人高等教育经历与收入关系的实

作为人力资本中重要形态，教育在当今社会对人们获得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为显著。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得国民素质提高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公民自身获得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其已经超越了一般纯公共产品的范畴，成为政府、家庭、个人投资未来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前高等教育强调质量提高的大背景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价值”变动轨迹、分析未来变化趋势，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2001年和1990—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在排除宏观经济等原因后(该时间段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明显增长)，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教育供给的提高是导致教育收益率轻微下降的重要原因。Tsai(2008)研究也表明，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但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两者作用相互相抵，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100万人增加到2008年招生600余万人，在校生规模从350万人增加到近3000万人，从供给端看，高学历人才从数量上已经不“金贵”。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又是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增加了大学生供给会导致高等教育回报降低，同期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会促使此类劳动力价值提升，然而，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到底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大学生贬值，还是说经济增长包含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使得大学生升值，纯粹从逻辑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结论。
    实际数据显示，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阶段，短时间内大量学生走出大学校门的同时，囿于经济发展模式落后和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没有做好吸纳突如其来、庞大的新增高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准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人数飙升，如图1，2002年 过后，应届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从每年不足40万快速增长到2008年近2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非累计数字)，年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数据来源：梁冬梅，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9. 6)
    
    图1 2000年—2008年大学毕业生当年未就业人数和增长率
    因此，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实际已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因为无论是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之大比例和规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情况，现有研究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身上，所得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极有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常规方法对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率进行验证研究，同时引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规模激增现实因素予以对比，以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设计
    明瑟方程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其中，ln w是指个人收入的对数，Sch表示教育年限，Exp表示工龄，ε为误差项。系数β就是个人教育回报率，因为方程没有涉及教育成本，所以该方程求得的回报率并没有考虑成本因素。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变LUNwen. 第一论文网量遗漏、选择偏差、异质性等问题，一般学者会加入一些代理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问题，仅采用最基本模型②。另外，公式(1)中的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β代表平均教育收益率，为更方便地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反映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并有利于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借鉴李实等(2003)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也被大量文献所采用，将公式(1)改写为：
    
    (二)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项目(CGSS2006)，该年共获得了10151个样本(家庭)相关情况，有1220个样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其中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样本有7348个，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样本为824个。
    相关变量的处理方式为：受教育年限、收入等在调查问卷中直接体现；工龄的计算方式为当前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7(默认7岁是普通公民开始接受小学教育的平均年龄)；在教育层次上，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中等教育学历和高等教育学历三种。
    本研究采用出生同期群方法来比较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情况，按照我国正常的学制年限安排(即设定23岁是个人从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个同期群分别为：第一个同期群(C1)涵盖1957年到196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情况；第二个同期群(C2)涵盖1967年到197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90年代情况；1977年后出生的公民归为第三个同期群(C3)，以研究2000年以后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三、分析与讨论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同样标准，只研究那些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并领取报酬的样本，而舍弃掉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领取固定报酬的样本，这样就有一个潜在假设：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一个长期的稳态过程，无需考虑更多因素就可以将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比较，当代大学生与10年前乃至20年前在获得职业机会上没有变化。这个假设会怎样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本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同一模型，分别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变化的常规假设前提和引入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因素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
    (一)常规处理得出的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稳态”假设前提下，为得到不同年代大学毕业生“价值”数量变化，可利用公式(2)得到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在同一时点，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就业者(参照系)，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呈先增后减，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断升高，从相对系数高137％到高158.9％，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大学生是在持续“升值”。严格来说，这个推论不能直接得出大学生本身“升值”的结论，因为这里高等教育系数只是一个相对系数，有可能不同年代出生的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工作报酬有较大差异，比较的参照系(小学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要对总体情况加以考虑。
    
    表2是根据公式(1)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区段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教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年为单位的个人教育经历含金量越来越高。
    
    结合上文分教育层次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收入要比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入要高，大学生在持续“升值”。这个结果与李实(2003)、陈晓宇(2000)等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二)考虑未就业大学生的分析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跨期或者跨区比较研究时使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是合理的，西方社会在人口、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处于平稳状态，大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比例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而综合我国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9年、2001年2006年城镇失业率分别为3.1％、3.6％、4.1％，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4.7％、2001年的6.1％上升到2006年12.6％，具有大学文凭失业者中因为“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原因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4.9％、2001年的37.2％增加到2006年的47.6％。因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有欠合理，面对不断膨胀的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现实，已有研究显然难以反映整体情况。
    CGSS2006问卷中专门设置了就业状况的调查选项，使得我们能够将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情况从其他样本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考虑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C3)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实际情况，将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含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回归模型，这样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价值变化。
    将CGSS2006数据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放入样本中进行回归，设定他们的年收入为10元(近似无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高等教育经历劳动力收入对数相对小学及以下学 历劳动力收入对数从表1的158.9％下降到121.9％，不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教育回报。表4显示，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也因为考虑了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年教育收益率大幅下降，不及前两个期间的年教育收益率。
    
    图3直观表明，用一般的教育回报率计算办法，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和个人平均收益率都在不断增长，然而，在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因素条件下，以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为参考，收益率最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次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收益率最低为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就个人平均教育回报率而言，新世纪新生劳动力(1977年以后出生)教育回报率最低，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1957—1966年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最高。三者次序之所以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仅仅把已经在寻职大潮中成功“上岸”的大学生们计算入样本中，忽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依然还在失业的苦海里艰难挣扎，如果将两者合并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新世纪大学生价值在“明升暗降”。
    
    (a)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变化
    
    (b)个人平均收益率变化
    图3　考虑就业状况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比图
    另外，明瑟估算方法并不反映和包括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仅仅对大学生“产出”部分进行考量，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学生学费成本、生活成本、求职成本在不同程度增加。如果考虑这些成本变化因素，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可能愈显低下。所以，目前“读书无用论”再次被人们频频提起，原因并不是民众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否定，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是值得的，“读书无用论”适用对象是目前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现有大量研究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2000年过后更是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CGSS2006)数据进行分析，将未就业样本数据包含到明瑟估值模型当中并将结果与传统分析结果相比较。发现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条件下，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最高，大学生“升值”明显。然而，在加入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样本状况下，2000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回报率大幅下降，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生教育回报率都要低，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发生着快速“贬值”。
    结果说明，现有的大量研究没有考虑我国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性变化，并假设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就业状况类似的研究前提，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高估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LUNwen. 第一论文网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对发达国家更高的两个研究“假象”。本文是对既有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个纠正和补充。
    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学者以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不断增高之表面现象作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学学费、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据和理由，认为普通家庭及个人教育投入回报预期明显，有意愿承担更为高昂、更高比例的大学生学费负担。且不讨论公益的、具有外部性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否应该通过民间不断投入方式来实现发展，仅从教育回报来说，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阶段还是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关注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更多投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
    ［收稿日期］2012-03-14
    注释：
    ①1个人教育回报率与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回报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而中国数据显示(李实，2003)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初等教育回报率，个人教育回报率介于中间。由于部分文献没有专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为口径对比方便，本文某些段落采用个人教育回报率数字而没有用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这种口径变化不会影响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②本文作者加入性别、民族、地域、父亲职称等控制变量得出2006年中国教育回报率为13.0％，读者如有兴趣，可联系作者获得详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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