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调查分析报告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贯彻实施扎实推进的关键一年。伴随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发挥了服务决策、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报告根据有关文献，对2011年教育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述评。
    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崇高使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学者指出，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向指导、价值引领以及功能整合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正确引导、整合、统领各种社会思潮，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历史经验看，我们必须抓住目前工业化、市场化和义务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机，通过公民教育形成价值共识。[1]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德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与此同时，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涵盖了学校德育的最基本内容，具有普适性。[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要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3]
    （二）内容上要凸显系统性和层次性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4]
    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内容，学界展开了广泛研究。有学者指出，必须进一步凝练出指向更加明确、更加集中的价值观，这样可以凸显主导价值观的“核心性”，占领道德制高点，掌握话语权。[5]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是一个有机体：承载和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校园文化是“软环境”；教职员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实践起着先导和榜样作用；理论学习和实践交互平台建设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要载体。[6]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民教育序列中不同学段的青少年有着不同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其思想变化也是阶段性的。要关注不同阶段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认知规律和道德需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分层细化，突出重点，形成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德育工作体系。
    （三）途径和方法上关键是“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入情入理。学者们从多方面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途径，指出要融入课堂教学，把各门课程蕴涵的教育资源充分开发出来；要充分利用公共社会资源，把社会实践作为教育的生动形式；要融入校园文化，把校园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载体；要融入学校管理工作，既注重主题教育活动，更注重日常教育教学行为；要融入班主任工作，把班级工作中的各个工作细节都作为教育的契机。[7]
    关于“融入”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要处理好灌输与感受的关系，注重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处理好知识与方法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处理好课堂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参与意识；处理好时效和实在的关系，注重学生在日常生活和成长中价值观的升华。[8]有研究发现，电影电视始终在青少年思想、道德、价值观的形成与深化中发挥着稳定的作用。电视对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影响最为广泛。[9]在信息时代，要适应媒体格局调整的新情况，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使媒体的积极影响最大化。
    二、文化强国建设中教育的使命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和任务。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本身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和重要标志。围绕文化强国建设中教育的使命，学者们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重视教育对文化自觉的培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发展要靠教育。有学者指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对培养文化自觉有着特殊的意义，具体而言，学校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应当培养受教育者文化自识、文化对话、文化融通和文化创新的能力。[10]学校教育中文化自觉的培养要做到三个“注重”：一是要注重科学育人，发挥课堂的文化传播职能，传递学科知识中的文化元素；二是要注重主体文化人格养成，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各学科的文化特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文化素养，培育具有更高文明程度的人格；三是要注重文化自身发展传承，文化的传承不仅是文化知识的教与学，更是文化信念、文化理想的培育和提升。[11]
    （二）促进文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教育决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12]有学者指出，教育与人的发展紧密相关，教育以“使人成其为人”作为它的内在指向，意味着使人成为具有社会品格的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人”，也即成为文化意义和文明意义上的人。从“人的完成”方面看，除了知识的传授外，更注重德性的培养和个体精神的提升。[13]教育要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主要靠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的 引领。教育应成为主流文化的传承者、先进文化的创新者、社会文化的引领者。
    有学者强调，教育作为人类世代参与其中的对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不是也不可能传承思想文化的全部内容，而是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审视、选择之后，再纳入“以文化人”的教育体系中。[14]课堂以传承和创造知识为使命，同时，还承载着促进学生人格与精神发展的人文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讲授文化。课堂是文化传播的中心，而文化是知识产生的土壤，是联结知识与学生发展的纽带。[15]另有学者分析认为，课堂从本质上说是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存在，课堂文化本质上是育人的文化。[16]
    随着教育国际交流的扩大，本土传统文化价值凸显，成为构建各国教育特色的重要基础。教育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创造并培育引领时代的新型文化，也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三）繁荣教育科研，推动思想文化创新
    教育科研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国教育科研的根本性问题。学者强调，要坚持教育科研的公益性，强化社会责任，保持教育科研的质量和品位。
    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教育改革发展新趋势新任务相比，我国教育理论建设还比较薄弱，教育研究需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有学者提出了以内源式发展的实践取向建构本土化教育理论；[17]另有学者提出，应建设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术话语系统，为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达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高度自觉。[18]如今，多维度、多学科、重数据与国际参照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与教育评价的重要发展方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没有数据，你有的只是观点”，而仅凭观点是难以制定合理、有度、有效的教育政策的。[19]还有学者指出，为推动重大课题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当前要着力提高教育科研的数字化水平、实证化水平、综合化水平、普及化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推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20]
    三、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一）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是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进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关乎我国教育的深层次变革。有学者指出，变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以科学的教育观念作为重要先导，以促进内涵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以充足的投入作为重要基础，以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根本保障。[21]
    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是使我国教育发展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财力物力资源投入、时间投入、强化考试技能，转向主要依靠教育结构优化、学生培养模式改善、队伍素质提高、教育研究支持、管理方式创新的轨道上来，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方式的升级与转型，从而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22]
    （二）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根本靠改革
    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在教育思想理念、教育体制机制、人才培养规格与育人模式以及教育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应该进行改革。教育思想观念更新是前提，教育体制变革是关键，转换育人模式是核心。[23]
    教育改革涉及庞杂的因素、多种主体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世所罕见。客观、冷静地分析制约中国教育改革的各种因素，在确立坚定不移进行教育改革之决心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度，是实事求是制定教育改革的具体目标与科学推进策略的基础。[24]
    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正面临着两个关乎改革伦理的问题，即改革应该如何既要坚守公立学校机构的公共性质，又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质。有学者明确指出，只有深入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才能最终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25]
    （三）坚持先行先试，稳步推进教育改革
    基于我国教育实际，要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26]针对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学者指出，有关部门要在教育管理体制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上，把握重点，瞄准突出问题，完善政策体系。[27]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教育改革过程中，绝不能将已有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全部推倒重来。有学者针对目前在我国教改和课改中出现的争论指出，教育改革应当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探索，去粗取精、博采众长，为教育发展和改革寻求一条更为扎实的路子。[28]
    四、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与监测
    制定教育质量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我国教育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学者们在深刻认识制定教育质量标准之意义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如何制定教育质量标准以及如何进行教育质量评估与监测的问题。
    （一）制定教育质量标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国际经验表明，制定明确的发展指标和可量化的基准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2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教育监控与评价方法体系，形成了适合国情的教育评价实践模式，同时也还存在评价组织体系不够健全、标准体系不够完善、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等问题，亟须科学地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研究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解决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关键举措，是转变我国教育管理职能、提升教育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能力的现实需要。[30]
    （二）制定教育质量标准是系统工程
    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进行顶层设计，又要进行系统研究。从理 论上看，以条件标准、功能标准和效果标准作为教育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基本框架，既可从效果角度宏观地把握教育的总体目标，又能通过功能的实现来确保效果的达成，而功能实现所需要的保障条件又在条件标准中得以落实与细化。[31]从政策角度看，应明确教育质量标准政策制定的主体，形成政策体系，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综合考量宏观、中观、微观教育质量。[32]而要制定质量标准，首先涉及学制的问题。从内容和过程来看，教育质量标准必须涵盖教育的全过程和全要素。在中国教科院举办的“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建议参照发达国家目前的发展趋势，整合现有的教育行政机构，筹备成立国家教育质量标准局。通过这种机构的设置来整合、组织、协调、管理各种不同的标准机构，将更利于工作的推动。
    （三）教育质量的评估与监测要关注人才培养质量
    在研究领域，对教育质量的定义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教育产品质量定义教育质量，即学生能力或学业成就；第二种观点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从“投入—过程—产出”的系统概念考察教育质量。综合两种观点，教育质量的评估与监测并不是对学生的个体做全面精确的诊断，更多的是通过学生的个体来反映教育质量的一般状况。[33]“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学术研讨会”论坛总报告《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建立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工作机制的建议》表明，以结果为导向、以可应用为目标、以可测量为原则、以提高质量为宗旨等构成了国际社会对以标准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共识。[34]教育质量标准最终指向的是培养对象，也就是学生的质量。具体而言就是，以教育质量标准为依据，以结果为导向，对学生的质量和教育自身的质量进行督导、评价与监测，并通过教育质量现状监测数据和监测结果的发布，为政府的教育决策和学校、教师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依据和建议，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35]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教育发展如果能从注重经济效益和对学生的知识评价转变为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对学生的全面评价，对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有重要意义。[36]
    五、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这些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育人为本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的内在需要。有学者指出，育人为本就是要以为每个学习者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满足每个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出发点，以学习者为教育主体，充分挖掘和发挥每个学习者的学习潜能，为每个学习者乃至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能力、提升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的终极目标。[37]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时代，学生知识掌握扎实的优势越来越小，而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的弊端却越来越突出。有学者指出，走出“应试教育”思想束缚，必须转变非理性思维。[38]在国务院参事室和光明日报社、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举办的“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上，学者们分析指出，过度看重分数和升学率的功利主义倾向，严重背离了教育的本真。要营造全社会关心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环境，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走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认识误区。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创新人才培养
    为创新人才奠基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价值追求。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发展，尊重每个学生发展的权利，对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发展的可能性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注。[39]有学者明确指出，面向全体是一种态度、一种战略、一种价值观。失去了面向全体，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也就无从谈起。[40]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最为重要的是要明晰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课程设置的综合化、创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41]
    我们的教学中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学科为本”、“知识为本”的现象。知识点成为教学与考核的重点，本应作为人的发展基础与手段的知识被当作了最终目的。这种观念应该改变。[42]有学者通过对学习本身进行深入探讨，发现学生的学习不仅仅以书本知识为对象，多维学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习机制。[43]有学者对“有效教学”进行了反思，指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在各种因素、部分、全部内容的复合最后完成之后，结果才能降临。追求教育的短期效果，违背了育人为本的宗旨。[44]还有学者将“有效教学”置于哲学与科学两种取向的教学理论中进行了研究探讨。[45]
    （三）建立教育与社会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机制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推进小学、中学、大学的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使人才培养的体系更加开放、机制更加灵活、渠道更加畅通、选择更加多样。有学者指出，创新型人才是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使创新型人才涌现，既有赖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有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要衔接好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教育主管部门与劳动力市场主管部门的沟通对话机制。[46]还有学者指出，人才选拔应避免基于简单的名校效应的“符号”化尊重，走出隐性制度化的误区，呼唤“不拘一格选人才”，把自信和尊严还给每一所学校，把成才的权力还给每一个人。[47]
    六、积极发展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总体上看，我国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教育资源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师资队伍不健全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学前教育的性质、学前教育管理以及学前教育师资建设方面展开讨论，为发展学前教育建言献策。
    （一）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质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及基础性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学前教育不仅是个体健康发展之必需，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未来的国力储备人才的重 要途径。[48]有学者指出，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要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明确将学前教育纳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规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方针、政府责任及其与社会关系、投入与保障机制等的前提与基础。[49]也有学者指出，为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政府应找准自己的定位，限定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一般大众提供具有保育与看管功能的救济型学前教育，对于超出基准服务的学前教育要求，还是应当由学前教育市场来提供。[50]
    （二）强化学前教育管理
    “入园难、入园贵”是近几年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同时，学前教育存在着结构性失调现象，幼儿园“公弱民强”、数量失调，群众学前教育需求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失调，生源结构与幼儿园结构失调，城乡、区域之间学前教育发展失调。[51]为此，应明确规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学前教育的专门管理机构并明确其职责。[52]也有学者提出，民办园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有必要建立有利于提升民办园教育质量的管理渠道和制度，规范民办园的办园行为，以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53]
    （三）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学前教育师资不足、幼儿教师素质有待提高、幼儿教师地位待遇急需落实等，是困扰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完善农村幼儿教育的管理体制，明确农村幼儿教师的身份和待遇，重视教师培训，建立城乡幼儿教师交流机制。[54]也有学者从改善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的角度提出，应尽快研究制定专业的幼儿园教师资格标准，改革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办法，以有效保障和推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还有学者提出，应通过科学规划学前教育发展，合理配置幼儿教师编制资源，完善幼儿教师流动制度，为学前教育发展奠定基础。[55]
    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就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仍是今后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2011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以体制重构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教育政策在价值取向和目标上带有城市倾向，由此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有学者分析指出，要以体制重构和制度创新为核心，逐步纠正或改进造成教育城乡差距的体制和政策，以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和一体化为目标，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56]
    有学者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各级政府重点抓好小学的校际均衡，并注重小学和初中均衡发展的协调性；县级政府要摸清家底使投入更有针对性；有条件的地区把学业成就和生源结构纳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中等。此外，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过程中要审慎开展布局调整，大力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大对教育资源的共享力度，努力保障全体学生的受教育权。[57]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走向质量均衡。有学者总结了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经验，指出教育均衡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取向与基础，教育均衡的指向是以人为本，是让每一个教育主体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均衡的本质是教育场域内部结构的功能性调整与完善，借以实现教育作为系统的整体升级。[58]
    实现教育质量的均衡应该是促进教育公平更重要的要求。有学者指出，实现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政府首先要承担起促进教育公平的首要责任，形成公平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长效机制，加快改善薄弱地区和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59]也有学者认为，为推进我国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应该把发展的重心由“拔高”转向“兜底”，即义务教育的发展优先考虑均衡，优先考虑一切学生，优先考虑“被薄弱”群体，优先考虑国民基础素质目标。这样，实施“兜底”的合格性评价，以全面合格的标准让优秀人才发展得更充盈，以合格就是优秀的标准让优秀人才发展得更宽松。[60]
    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在学生学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教师间差异很大，教师差异是造成学生学业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缩小教师质量的差异对于实现“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这一战略目标非常关键。[61]
    （三）加强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评估
    在县域内实现均衡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义务教育的工作重点，也是实现义务教育整体均衡、解决择校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有学者指出，认定义务教育是否均衡，必须解决标准问题，而标准的建构首先应明确优先超前原则、协调统筹原则、政府为主原则、资源均享原则、重在普及原则、质量第一原则，然后从环境均衡度、城乡均衡度和结果均衡度三个维度考虑，整合三个指标的总体均衡情况为综合均衡度，通过综合均衡度指标判断一个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总体水平。[62]中国教科院科研人员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已经研制了一套评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测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方法，并初步研制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评估标准。通过测算均衡系数，可以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督导评估提供依据，可以准确把握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及时监测各省均衡发展目标达成度，为各级政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供依据。
    八、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创新是高校的重要职责。作为政府公共教育资源，高等学校要更好地将人才、科技、智力等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质与战略内涵
    高等学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重要环节，需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进行策划实施。推进协同创新特别是促成战略联盟，既是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多方联合行动的系统工程。[63]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积极推进各种形式共建和管理体制改革，把共建工作与全面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紧密结合，完善协同机制。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功能与价值导向
    产学研合作是立足于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上的一种办学模式，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高校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为导向，通过与行业和地方区域经济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深度合作，拓展学校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产生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64]产学研合作是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途径。有学者指出，校企深度合作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提高校企合作水平与产学研结合层次是高等职业院校战略规划的核心，[65]故应进一步从体制、文化、组织、政府作用发挥四个层面切入，寻求校企深度合作的路径。[66]以校企利益共同体为平台构建高职育人机制，将有效提高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67]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施策略与体制保障
    政府要树立在校企合作中的指导、协调、服务的理念，促进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整合。有学者提出，政府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加快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及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不断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68]加强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现行法律保障，规范产学研合作教育中政府、企业、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69]
    对社会的贡献率是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学者提出，要通过完善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明确高校自身定位，引导教师多元发展等措施促进高校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70]建立与大学教学组织相匹配的科研单列体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倾斜性的资源配置，强化大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71]管理部门应鼓励各地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政策，致力于打造一流的创新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有学者建议，通过组建理事会，探索校企联合办学新机制、新模式。[72]
    九、提高民办教育质量和效益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大力支持和依法管理民办教育，注重变革创新，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成为今后的努力目标。
    （一）提高民办教育质量
    建设高水平的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否拥有高水平的民办教育，是衡量一个区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应对民办高等教育予以支持。[73]可以重点选择一批发展较好的民办学校，用视同公办学校的拨款方式，在人员经费和项目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它们瞄准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水准，努力冲刺。[74]体制机制灵活是民办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制度优势。有学者指出，民办高校可以通过与企业联姻或以企业为后盾改变依赖学费收入的局面，这是我国民办高校走出办学水平不高困境的有效途径。[75]
    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用政策促进公办和民办协调发展。在区域发展方面，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存在差异。有学者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影响均呈显著正相关，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显著影响地方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且人口越多的地区民办高等教育的绝对规模越大。民办高等教育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社会事业，其资源配置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故需转变观念，多样化发展，适度强化政府职能，加强政策导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76]
    （二）促进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
    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是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广泛讨论了应如何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实行怎样的管理政策等问题。
    分类管理的目的在于促进。有学者强调，应重在保护各方办学的积极性，对于营利性民办学校要给予合法的法律地位与恰当的生存空间。[77]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有学者认为，区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标准有三：办学节余或营利是归于学校还是举办者；举办者的初始投入和追加投入所形成的学校固定资产是属于学校还是属于举办者；学校办学终止时，在财产清算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资产是归于社会公益还是举办者。[78]分类管理就是要对现行有关法规进行修改或调整，对两类民办教育机构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制定既统一又有区别的财政支持政策以及不同的财会政策。[79]
    也有学者认为，要促进民办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实行多元的管理政策，走“第三条道路”——将公益性目的和营利性目的有机地统一于一类民办高校的制度框架，这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为此，政府主管部门应不断完善政策：开放注册政策、合理的优惠政策、积极的鼓励政策、科学的支持政策。[80]
    （三）完善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设计
    政府依法管理是民办教育持续发展的前提。有学者强调，规范办学行为，保证办学质量，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监管的使命。[81]民办学校则应积极转变管理模式，主动参与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和实践，促使民办学校尽快成长为优质社会教育资源。[82]
    建立健全民办教育法人制度，扩大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有学者从法人治理和组织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的视角进行探讨，指出要通过加强对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的本土化认同、完善政策法规、成立监督机构等措施，落实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83]在学籍管理和招生考试办法方面，有学者建议，扩大民办本科院校自主招生权，改革目前多批次招生录取的形式，打破部分高校对优质生源的垄断，优化各高校竞争发展的政策环境。[84]
    十、教师学习与发展
    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而教师学习与发展依旧是2011年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注重师德建设的伦理性
    师德是教师立身之本。有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建设的发展脉络，认为在师德建设的理念、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伦理思潮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师德建设，其中尤以道义论、功利论和契约论三种伦理思潮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三种伦理思潮的碰撞、冲突和交融与国家改革步伐相结合，引发了师德建设的变化和师德建设中新问题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师德 建设的新视角。帮助教师认识、提升和凝练师德的内涵，重振道义论伦理思想的理想精神，融合多元伦理思想，是我国师德建设的选择。[85]
    制度构建及制度伦理是师德建设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完善的制度是师德建设的保障，教师的行为规范、纪律要求、考核标准、奖惩条例、升迁规定等都应该完善并严格执行，这样才能使师德建设有法可依；同时，教师加强自身修养是关键，师德建设的主体在教师个人。[86]有学者指出，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更要重视制度伦理的内化作用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伦理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才能把师德规范渗透融合到教师的内心追求中去。[87]
    （二）加强教师专业标准建设
    教师专业标准的建立决定着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教育部发布的对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强调，教师要“以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教师专业标准构建的有关问题。有学者认为，成熟专业的标准是：运用专门的知识与技能，强调服务的理念和伦理，经过长期的培养与培训，需要持续的学习与进步，享有有效的专业自治，形成坚强的专业团体。教师教育需要以教师专业化为改革取向，比照教师专业标准的要求，从理念意识、政策体制、教师个体三个层面予以整体策划。[88]有学者认为，我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需要把握和处理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标准的功能定位要为教师资格认定提供可参照的专业合格依据；二是标准的内容框架要体现专业要求的全面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89]
    具体学科标准的研制是关键。有学者认为，研制教师专业标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确定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它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以概念理解和问题解决的思想为主线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体系，包含正确的学科观，对学科发展脉络的清晰认识，对学科核心内容的准确把握，对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的深刻理解以及良好的学科能力等。[90]有学者研究了科学课教师的胜任特征，提出了包括教育理念、学生理解、知识体系、行为能力和专业成长的科学课教师五维度胜任特征模型。[91]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具体学科标准的制定问题。[92]
    （三）优化教师学习生态
    教师学习生态的优化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学者认为，优化教师学习的生态现状，应从尊重教师学习的生命本质、张扬教师学习的主体性、关心教师学习的适切性和提供多样的学习资源出发，[93]并进行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层级教师需求的多样性设计。[94]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师学习生态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网络研修是信息时代背景下教师学习的新模式。教师网络研修模式的要素框架包括网络研修平台、学习共同体、混合式学习、资源与互动、评价与管理系统。[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