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资助与博士生培养的关系分析

 一、引言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跨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博士生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培养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生源质量、导师水平、课程体系、指导方式、学科差异、资助模式、科研体制等方面研究了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在这些探讨中，常常涉及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但是，人们对此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存在“有关说”与“无关说”两类代表性观点。“有关说”认为，博士生教育经费与资助不足是造成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博士生培养要保持高质量，一方面需要提供有吸引力的博士生待遇，另一方面需要科研环境和科研经费的保障。“无关说”认为，攻读博士学位关键要有献身科学、淡泊名利、甘于清贫的精神，不能太在意经济利益，更不应以功利主义去引导他们获取学位，博士生教育质量危机更多是生源质量、导师水平等“人”的因素。
    出现上述争议，本文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细致的理性分析不够，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理论上的突破较为困难。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教育资源在教育成果中的作用，既是教育研究长期关注的基本理论课题，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领域[1]。二是缺乏科学有力的实证研究基础，难以找到有力的实证依据。艾伦伯克(Ehrenberg)曾指出，美国“为防止未来博士短缺，在许多政策中增加了对研究生的联邦基金和社团资助，但是，实际上财政资助对博士生教育影响的经验证据相当不足。”[2]事实上，任何科学问题都需经受理性和实证的检验，况且，实证分析是政策研究的重要阶段和必要条件，缺乏这一环节往往会导致政策失误或政策失灵。面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以及“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的发展任务要求，为了制定有针对性的博士生资助政策，有必要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并予以实证检验。
    博士生资助实践虽然已有较长历史，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西方出现了较丰富的文献，但研究更多关注资助与完成率、修业时间的关系，并未深入到此议题当中。国内相关研究是从研究生成本分担的讨论开始的，目前研究重点逐渐聚焦到资助问题上，但研究大多处于定性描述和调查分析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资助到底是否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影响？是如何发挥影响的？为此，本文试图探讨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以便实证地对博士生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财政手段的潜在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估。
    二、分析框架
    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虽然在整个学校教育投入中的份额并不大，但相关研究表明，资助对教育有多重影响，发挥着保障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改善学生学习条件、调动学习积极性以及实现调控、调整规模与优化结构等作用[3-6]。从博士生角度看，资助可能对博士生入学动机、降低私人教育成本、激励科研创新、促进学业完成等方面产生影响。为了考察资助与教育产出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教育生产理论为主线，以激励理论、选择理论为两翼，构建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粗略分析框架。图1说明，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对博士生教育的入口(生源)、过程(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出口(人才质量与科研产出)产生多重影响。
    生源吸引　博士生资助　时间保障　科研激励　促进产出　投入　导师——博士生的互动　产出　入口　过程　出口
    博士生产单位：学科
    
    图1　博士生资助作用的“入口—过程—出口”分析框架
    资助与培养质量间的关系，可借助相关理论来理解。首先，教育生产理论把教育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描述了教育资源(投入)如何转变成教育产出(成果)，即学校是如何生产教育成果的。博士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有较低级的需要即生存性需要和较高级的需要即发展性需要，建立在博士生需要之上的激励，有利于促进博士生的发展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实际上，上述理论从不同侧面反应了资助的作用。但是，资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孤立地看待各个部分都是不恰当的。教育生产理论的本质是将不同规模的资源组合与同质单位的成果相比较，但更多是一个形式化的表述，较少关注这些成果是如何产生的[8]74，难以深入揭示教育过程的复杂关系。激励理论与入学选择理论虽然关照了资助对教育入口与过程的解释，但前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需求和激励方式，后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入学意愿。只有将几种理论有机结合，才可能深刻地理解两者关系。在这一基本框架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带来博士生学术产出的差异？不同资助类型博士生的学位完成时间是否有差异？资助是否对生源吸引产生影响，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对吸引不同质量生源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10～12月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的总体是全国大学全日制在读博士生。考虑到调查总体特征和抽样的代表性，本调查在学校类型上进行了分类抽样，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总共抽取12所大学1200名博士生，回收有效问卷913份，有效回收率为76.1%。样本数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选择高校所在区域、高校类型、学科、年级等对博士生资助可能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特征分类，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使得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第二，调查的信息比较全面，不仅包含博士生的收入、支出、资助等信息，还涉及博士生的背景信息、学习训练过程、时间分配、学术 成果等，这有效弥补了当前博士生资助研究数据准备不足的问题。
    2.概念及其操作化
    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生源吸引、学位完成时间、资助类型等变量，需要借助相应的指标实现。为此，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理论指导，将上述变量转化为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1。
    
    不可否认，上述操作指标在反映理论模型时，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即便如此，这些指标依然可以成为重要的测量工具。在实证研究中有些指标难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因此，在保证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操作的可行性，本文筛选出一些重要指标。
    (1)资助类型及其测量。“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向学生提供最有效和更公平的资助”是资助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10]。资助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要追求使用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为了能通过计量方法体现资助的特征，本文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说①，以资助水平与资助价值取向两个最能体现资助特征的两个维度，划分博士生资助类型。资助水平指的是资助额度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博士生的生活状况与科研环境；价值取向反映的是博士生资助的理念与目标追求。因此，依据上述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四种理想类型。
    对资助水平高低的衡量，可以通过对比资助额满足博士生需要的程度来实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对于缴费博士生，还是不缴费博士生，其基本开支都不低于12000元/年[11]。可见，假如资助额为12000元/年，那只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假如资助额达到15000元/年，那么博士生将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和学习环境中，因此，我们以12000元、15000元为基准，把博士生资助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而对资助价值取向测量的思路是，首先对各种资助方式进行定性分析并进行归类②；然后分析效率型资助额占全部资助额的比例，以60%与30%为节点③，把资助划分为效率型、公平型、混合型三个类别。
    (2)博士生学术产出的界定与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在博士生身上的核心体现。博士生学术产出包括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著作、专利等。其中，学位论文是体现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综合性成果，是反映和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重要指标，但其局限是只能在论文答辩后才能给出质量评价。而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专利、学术著作、学术获奖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博士生培养质量，在操作上也易行，因此，我们以这些指标来衡量其学术产出。这些指标既有数量方面的信息，又有质量方面的信息。数量越大，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越多；级别越高，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质量越高。显然，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博士生取得更多的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那么表明其培养是高质量的。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以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知识产品的数量与层次的加权得分来衡量博士生教育产出，综合反映质和量两方面信息。
    由于不同指标在学术产出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计算每个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总分，首先要对它们分别赋值。其次，学科间存在差异，人文社会学科更注重学术论文发表与出版著作，而理工科更注重科技论文发表与发明专利等，因此，应对人文社会学科、理工科分别进行统计。最后，为使学科间具有可比性，把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学术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的学术成果得分，即学术成果标准分。科研成果得分计算公式如下④：
    人文社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5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5+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300+编著和译著×150+参著×50+获得国家级学术成果奖×3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理工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0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3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0+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80+编著和译著×40+参著×20+发明专利×70+实用新型专利×30+外观设计专利×30+获得国家级学术成果奖×4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3)统计方法。在建立计量模型的时候，分别以学术产出、本科毕业学校层次、硕士毕业学校层次、预期毕业时间作为因变量，以资助类型作为解释变量。资助类型是定类变量，博士生学术成果标准分是定距变量，因此，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两者关系；而其他几类被解释变量为定类变量，所以选用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的统计方法。
    四、结果分析
    1.资助类型的归纳
    如前所述，按两个维度三个层次，两两组合可得到九种资助类型，最后归并为以下五大类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中间型(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其他类型的统称)。
    
    图2　博士生资助类型的比例
    通过频数分析(见图2)，发现我国高校博士生资助类型的分布情况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占总数的34.7%；排在第二位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占28.7%；排在第三位的是中间型，占27.4%；排在第四位的是高水平效率主导型，占9.0%；排在最后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占0.2%。从资助水平看，我国绝大部分博士生属于低水平资助(4.7%+28.7%=33.4%)，而高水平资助很少(0.2%+9.0%=9.2%)；从价值取向来看，公平型与效率型资助比例差别不大，效率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7.7%(28.7%+9.0%)，公平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4.9%(34.7%+0.2%)。可见，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且效率取向不明显。其原因是，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以至于大部分都属于低水平资助类型；此外，虽然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方向是要突出效率取向，改变原来的公平取向，但结果显示并没有真正跳出原来的“老范式”。
    需提及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样本量很小，仅有2个统计量，只占样本的0.2%，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把这类予以剔除。以下分 析基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三种类型的比较基础之上。
    2.资助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以资助类型为自变量，以学术产出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得到F(2，N=598)=6.46，Sig.=0.002。这表明，组间方差大于组内方差，不同资助类型的学术产出得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资助类型带来博士生的不同学术产出得分。为了分析哪种资助类型对学术产出有最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资助类型会带来学术产出的显著差异。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显著高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和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但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与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带来的学术产出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对于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学术产出。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资助类型反应了资助水平与价值取向，这也说明：如果博士生资助处于低水平，那么，无论是通过效率手段还是公平手段，博士生得到的资助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科研创新积极性无法得到激励，博士生的学术产出都处于低水平；只有当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时，博士生才能有效地进行科研创新，促进博士生的学术产出。
    3.资助对优秀生源的影响
    
    资助对博士生生源的吸引作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议2008年年会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待遇过低，导致优秀生源缺失，吸引优秀生源就应提高研究生待遇[12]。有好的生源，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有好的教育成果，这也是各国大力资助博士生的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动因。由于我国博士生待遇较低和科研条件较差，使国内博士生教育吸引力下降，优秀生源外流现象严重，众多优秀人才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给一般性人才进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机会。
    我们用博士生入学前的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学校层次来测量其生源质量，假定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就读大学层次越高，其生源质量越高。考察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在吸引不同质量的生源方面起作用，结果见表3、表4。
    从表3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0.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2%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2%在本科阶段就 第一论文网读于一般本科院校，百分比依次从高到低。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8.3%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8.9%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本科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的博士生获得三类资助的比例也呈现出从低到高的基本趋势。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接受不同资助类型的博士生其在本科阶段的就读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Likelihood Ratio)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
    从表4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4.0%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5%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6%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依次从高到低。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4%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9%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0.8%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就读“211工程”大学的博士生接受三种类型资助的比例变化趋势不明显。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其硕士阶段就读的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这又一次验证了同一假设。
    4.资助对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影响
    攻读博士学位需耗费大量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包括大量的时间投入(至少需3～4年时间)，因此，理性的博士生会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科研当中，以尽可能早地取得学位。如果博士生为解决经费的不足，到校外从事兼职工作，虽也可能对博士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毕竟是以牺牲博士生学习科研的时间为代价的；相反，如果博士生在校期间能获得足够资助以满足基本需要，那么博士生就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而安心学习。
    调查发现，有近40%的博士生预期要推迟毕业，学位完成时间不确定的原因有科研条件、时间分配以及导师指导等多方面。预期不能按时毕业⑤的博士生当中，25.9%的博士生认为首要原因是科研条件跟不上，25.5%的博士生认为是自己科研能力有限，16.7%的博士生认为是导师想留着帮助做课题；13.1%的博士生认为是在校外兼职耽搁了时间；还有18.7%博士生选择了“其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资助额度低，导致部分博士生在校外兼职，难以安心科研，从而分散了学习时间；此外，科研条件跟不上也阻碍了博士生达到毕业要求。
    从表5可知，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占74.3%，获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为70.2%，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只有51.8%。通过卡方检验，Pearson Chi-Square值为23.07，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检验结果说明接受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的毕业预期有显著差异。
    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 资助的博士生，生活条件得到了保障，科研环境较好，能激励他们的科研创新和学习积极性，因此，他们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较高；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难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通过兼职等途径缓解经济压力，这影响他们的学业进展，因此，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也较为悲观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考察博士生资助与博士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关系，应深入到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当中。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入口—过程—产出”分析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博士生资助与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概括如下：第一，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和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只占很小比例，而高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几乎不存在。说明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资助处于低水平，且效率取向不明显。第二，高水平效率主导型比其他类型，能带来更高的博士生教育产出。这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学术产出和人才培养，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资助类型。第三，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模式，相对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优秀生源的吸引，最终有利于教育产出。第四，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能较快地完成博士学业，获得学位。也就是说，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博士生安心科研，减少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有利于学业完成。总之，实证结果证实了不同的资助类型影响不同的教育生活经历，带来不同的教育质量；揭示了资助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重要影响且资助是通过教育经历这一机制转化为学业成果的。
    针对人们对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争议，有必要对博士生资助的保障与激励作用展开进一步讨论。博士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又是“准科研人员”。作为“高年级学生”，博士生经济上独立于父母，大部分已成家且家庭需要其承担经济责任；作为“准科研人员”，博士生有着强烈的被社会承认的精神需要。因此，他们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自身生计是其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这是追求精神需要的基础；同时，他们对金钱、物质的需要通常又处于次要位置，相反，解决问题、科研成就、学术创新常常被排在较高的位置。在讨论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时，人们往往沉浸在学科水平、导师水平、博士生科研素质等因素里，而忘记了大多数博士生从事科研的重要条件是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不可否认，如前所述，制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然而，提供一个有益于博士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外部环境极其重要⑥。也就是说，博士生即使有了创新机会，具备将其完成的内部动力和能力，创新活动也并不必然产生，还要求创造促进激发博士生创新潜能的释放。只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安心科研，在此基础上，好奇、怀疑、实证、理性等科研素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教育资源是有效教育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而基于科研业绩基础上的资助制度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这里并不是强调“钱”作为“唯一”的因素，而只是阐述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钱”这种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被取消，那么博士生就可能无法安心学习科研，但是取消其他都不会导致这种情况。“钱”能保证博士生静心科研、安心生活，这种状态是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科研创新的。
    鉴于目前我国大学博士生资助不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现实，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加大资助力度，提高资助水平。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直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另一方面，要改变科研项目中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间接提高博士生待遇。第二，改善资助结构，提高资助效益，使一般性的生活补助 第一论文网与科研报酬、科研成果奖励相互配合。具体来说，一是强化工资性质，二是突出激励性质，三是弱化补贴性质。第三，构建“绩效+公平”导向的资助体系。即资助分为基本生活资助和激励资助两大块，基本生活资助体现公平原则，定位于满足博士生基本生活所需，保障博士生公平入学、维持生计和安心科研；激励资助体现效率原则，定位于发展的需要，激励博士生科研创新，体现博士生的劳动价值，让博士生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注释：
    ①理想类型说旨在给出关于研究对象的特定方面(过程、要素和联系等)的“纯逻辑范型”，以便把握其准确的特征和属性，同时也为研究对象规定一种特殊形式的“标准”，据此对对象作比较、分类和判断。
    ②定性分析资助方式是公平型还是效率型的，目的是对之合并归类。所谓效率型资助方式，指资助的目标以效率为取向，体现功利性目标，把资助看作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财政性手段。所谓公平型资助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入学、平均地分配资源，让每一个博士生都有相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导师的科研补助归为效率性资助，把固定生活补助、国家助学贷款归为公平性资助。
    ③如果一个事物占总体的2/3，则认为该事物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效率型资助；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30%时，为公平型资助；当30%＜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混合型资助。
    ④权重赋值与计算方法借鉴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术十杰”、“科技十佳”活动对研究生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
    ⑤本文所说的按时毕业，是指博士生在就读高校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
    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曾经在1970年总结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大必要条件是：好奇/敏感/辛勤/懒惰，优秀老师/伟大同事，出色学生/读名著/运气，环境因素不可忽视。参见：什么人最易获得诺贝尔奖[N].新民晚报，2004-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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