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教学中的经典涵咏与精致阅读

　一、引言：“文化虚荣感”与“高贵的闲暇”
　　文本细读（Close-reading）看似一个相当陈旧的教学方法和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是正如著名莎学研究家麦克唐纳（Russ McDonald）所说，由于批评流派纷呈，“20世纪末期以来，文本细读已经变得相当难以定义，并且充满了不明确的可塑性。”[1]20世纪文学批评的理论强化更使得当下的文学、历史、哲学、法学、传播学等课堂里，诸多课程均以“概论”、“……史”面目出现在学生面前，这些“概论”、“……史”轮廓脉络清晰，看似统领全局，史论结合，纵横古今，好像课程结束之后莘莘学子都已经掌握古今中外文化心脉，实则差矣。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课程更多的是满足了我们师生的“文化虚荣感”。学生自以为学了“概论”、“史论”就是掌握了知识、真理。老师自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传道授业”。而在碎片化的新媒介时代真正深度阅读文本的学生日益减少，或者说，在我们长年累月的教学过程中，师生是否体验到了精致阅读的豁然之感？
　　不管时代如何流转，教学方法多么玲珑百变，精致阅读永远是涵咏经典的基础。笔者在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有感于文本的精致阅读在高校文学教学中的缺失，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偏重将西方经典的文本阅读作为教学内容，在与经典对话、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感悟西学经典涵咏与精致阅读的魅力。
　　二、西学经典与文化心脉
　　汉代王符《潜夫论·赞学》有云：“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声，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以遗后贤也。譬如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2]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又云：“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3]其在《文心雕龙·宗经》对经典进一步解释为：“三级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指出经典具有奠基性、恒定性和权威性等特征。而西方“经典”一词从古希腊语Kanon衍生而来，其本意是“芦苇杆”“钓竿”，后逐渐发展为“尺度”“法则”之意。经典之形成以及其价值先人早有论断，而其在时代的洪流中仍能持存其作为阅读对象，那是因为经典以某种特殊影响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并潜藏在个人或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记忆中并成为民族教养的根基。文学经典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和生存，彰显着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探究的是人的灵魂的深度，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而当下，我们的娱乐方式日益多元化，网络畅游是学生甚至教师最为常见的闲暇。经典阅读，对经典的文本沉潜细读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而滋养性情，向来是敦厚的经典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更非喧哗骚动的网络游戏和网页超链接。
　　“不学诗，无以言。”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养、教化，要守住大学的教养教化，就得回归中西方的经典。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教育和学术的基础都是古典学问。经典的文本细读，在娱乐至死的碎片化的新媒介时代弥足珍贵，称之为高贵的闲暇亦不为过。而作为世界文学从教者，如何引导莘莘学子静心研读西学经典、在循序渐进的深耕细作之后慢慢掌握文化心脉，则需要下足工夫思考到位。莎士比亚作为西学经典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具有原创性、普适性、超越性、模糊性，其恒久魅力与日月同辉。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阅读它们，我们就越来越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4]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这段话似乎就是在界定莎士比亚的作品。《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是符合了古今中外对于经典概念的界定的一部伟大作品。
　　三、《李尔王》精致阅读的实验
　　如何涵咏经典？如何细读文本？这是貌似简单实则颇费心智的教与学的锤炼过程。笔者在进行西学经典文本阅读与教学过程中坚守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中所总结出的原则：质疑我们既定的所有的文学史的建构，要重新回到历史的语境当中，然后通过文本、通过材料进行还原，建构它们之间的一种关系。[5]
　　《李尔王》虽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但一些读者视之为父爱悲剧的作品，从而导致该作品在教学过程中极容易被一笔带过。这与其内涵的丰富不匹配，甚至是有意无意的忽略，或是对《李尔王》产生误解。《李尔王》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展现封建家长制的宗法制社会衰落的写照，李尔也不是文学史教科书定论的“刚愎自用”的昏君。还原李尔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需要尊重原著、从深度研读《李尔王》开始。
　　经典涵咏与文本细读是师生合力的心智探索发现之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作为向导则需要预先设置问题，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本文以《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的教学为例，探讨师生如何在文本细读过程体验精致阅读带来的思辨快感。在课程开始，笔者设置了以下问题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和思考，并得到了超乎想象的热烈讨论。问题如下：
　　（1）如何看待李尔之女高纳里尔和里根在公众场合对父亲表白爱意的行为和言语？
　　（2）你觉得李尔王的财产分配方式是否愚蠢或饱含政治智慧？
　　（3）为什么李尔王大女儿二女儿出嫁的时候没有分配嫁妆而是要等小女儿出嫁时才分配？
　　（4）王位的继承问题是否如李尔所预想的那样顺利？他之前又有什么样的预想呢？为何要作如此安排？
　　（5）李尔把他的“世务”分配给女婿，但没有任何类似退位的征兆。他为什么要保留国王的称号？
　　（6）勃艮第和法兰西国王在李尔的宫廷逗留了很长的时间，李尔尽量推迟最终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刻。那么，他的婚姻政策是什么？如果按其计划，谁最终将获得王位的继承权？为何如此权衡？
　　政治家的才能所面临的最艰巨任务不是政治制度和文治武功的建立，而是政治制度的长存和百姓的福祉 。如果政治制度是完美的，那么使之长存在政治家的所有职责中不仅是最困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人们普遍赞成，莎士比亚视君主制为最好的政体。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李尔是莎士比亚笔下最伟大的君主。在《李尔王》的第一幕中，年老的国王君临天下，统治着强盛的大不列颠（不仅仅是英格兰），举世太平，既不需要纠缠于国内的派系斗争，也不存在外来的忧患。李尔王作为整个世界的象征，法兰西和勃艮第都想获得他小女儿考狄利娅的青睐。在莎翁的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将自己祖国的国王赋予如此卓越的威望，让其置身于政治成就的巅峰，而所有明君希图实现的成就在李尔王那里都已经实现了。
　　事实上，如果李尔是莎士比亚笔下最伟大的君主，那么如何维持这种统治确实比建立它更伟大，《李尔王》开篇描写的正是杰出的老国王面临的一生中最严峻的问题——王位继承。因此，他为王位继承所做的一切将是他最伟大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是否能像他所预想的那样顺利？他之前又有什么样的预想？
　　在这些问题的提出、讨论与反馈过程中，师生共同开启了世界文学经典《李尔王》的涵咏之路。研讨会形式（Seminar）更是使学生畅所欲言，学生间的讨论异彩纷呈。精致的文本细读必须避免浮光掠影式地跟着感觉走，问题的梳理必须有根有据。如在探讨李尔王的婚姻政策和未来王位的继承权问题上，一位学生根据勃艮第公爵的话语推断、还原文本本意，指出勃艮第公爵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陛下，照着您所已经答应的数目，我就很满足了；想来您也不会再吝惜的。” [6]这一结论得到同学们的普遍认同。其他学生在该生的启悟之下共同探讨，然后得出以下结论：关于考狄利娅的婚姻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她本应是勃艮第公爵的新娘。其一，在她被剥夺继承权之后，李尔先问勃艮第是否接受她。但是勃艮第给了以上这样的回答。其二，勃艮第显然事先已经知道她的嫁妆，这种秘密的地位彰显出了他准女婿的身份。此外，勃艮第公爵和法兰西国王素来敌对，他们都同时出现在李尔的宫廷里，因为考狄利娅的嫁妆对势均力敌的他们来说是一枚重要的砝码。李尔招呼勃艮第的方式，以及他不敢侮辱法兰西王、对勃艮第却很放肆的事实，都说明勃艮第是较弱的一方。但考狄利娅嫁给法兰西将造成最大的政治失误。毋庸置疑，李尔绝不会有这种打算，宫中大臣肯特伯爵和格罗斯特伯爵也不会赞同。和法国联姻势必导致法国人要求英国的王位，甚至导致法国的入侵，在剧中也确实发生了。法国国王或他的后代将继承大不列颠的王位，李尔不可能有此意愿，肯特也不会赞成。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英国将沦为法国的附庸。此外，这种联姻将会严重破坏权力系统的平衡。一旦法兰西控制了英国最富庶的地区，它将轻而易举击败勃艮第，进而占据英国剩余的土地。而勃艮第加上考狄利娅的嫁妆，将有助于加强大不列颠的势力，使之与法国抗衡，这是老国王李尔的政治谋略，尽管他的初衷没有实现。
　　回到历史语境，通过文本、通过材料进行还原与建构文本本来的意义是经典涵咏最重要的原则。通过对《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的研读，学生开始初步进入了精致的深度阅读的轨道，善于发现问题乐于解决问题从中获得阅读快感，并在其他文本的研读过程中努力贯穿宇文所安提出的原则，在阅读能力特别是细读方面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四、阅读的德性与困境
　　阅读不仅是文字的视觉经验也是一种认知审美经验，更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丰盈充沛的心灵之上。而目前我们正处于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这一变化趋势难以逆转。作为文学教育者本人深感当下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急剧退化，在习惯了碎片化的速读之后如何保持阅读固有的德性以及如何走出阅读的困境，是当下社会每个人都需要躬身反省的问题。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指出：“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7]文学作品阅读或研究无论怎样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他也许还会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他教会我们与自我心灵对话，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和善用自己的孤独。布鲁姆深知阅读的内在价值，但他同时也忧心忡忡地指出：“深入地阅读经典越来越难。原因也许是传媒或者其他混乱时代里扰人的东西，不过即使是精英们也逐渐失去了苦读的耐心。”[8]校园图书馆里大量“概论”或“传记”，无非人云亦云，不仅在读者面前铺设了一片沙漠，也弱化了人们寻找绿洲的愿望。
　　文学变成一门专业学科，无论在中国和西方都是近两百年的事，以前把文学视为文人风雅之事或道德文章的大业，现在只把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这一二十年，把文学极度专业化之后，高校学者和学生反而失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9]当下学术研究汲汲于各种理论对文本的解剖，从而导致了学术化对阅读能力、鉴赏能力的侵蚀。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而文学史总是试图找出一个可以把一切文学史现象统一在麾下的发展线索，把发生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文学现象放在后代文学的“大背景”下面进行观照，从而赋予它意义。
　　参考文献：
　　[1]“Reading Closely”， Shakespea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1945—2000， Edited by Russ McDonald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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